楊大慶
在這住八年,我大概是有病吧
採訪楊大慶的那天颱風剛過,多日溽熱的台北難得迎來涼涼的陰天,對這個位在頂樓的老舊房屋來說是難得的好日子。2009 年來台北唸大學到現在,楊大慶一直住在水源路的國宅區,「夏天非常熱,冬天非常冷」,一言蔽之。但一連住了 8 年,他也沒有想過搬離。
現在是自由接案攝影師的他,剛與哥哥楊大正結束滅火器樂團在日本的巡演、又接著在高雄完成廣告的拍攝工作,正處在「休息」期間,等著月底下一檔工作。楊大慶一個月實際的工作天數大概是十至十五天,雖然依照接案的狀況,收入會有大小月的差別,但平均可以到 5 萬元左右。對照這間與女友共同分擔租金 6500 元的房子,楊大慶並沒有付出太多成本在居住上。
「我其實沒有真正找過房子耶。」他說,「第一次租屋就是接朋友的房子,他要離開台北,我看了覺得不錯,有客廳、房間、浴室、獨立陽台,才 5000 元。」住了四年,大學畢業,楊大慶離開台北當兵,回來時原居處的對面又有朋友要搬離,他再度回到熟悉的地方。
「這裡屋齡至少有 50 年了,但我不太確定這些極端的狀況是因為老舊,還是本來就這樣⋯⋯。」楊大慶指的是天花板與剝落的牆壁,「房屋結構會掉下來,我住的上一戶,甚至還看得到鋼筋。」
一覺醒來,好像也不是什麼大問題
「這間房子像海綿。夏天在家,即使開門窗還是非常熱,甚至比戶外更熱,不開冷氣的話不太能待在室內,所以我常跑到咖啡廳工作。冬天呢,在家裡還可以呼出白氣。」楊大慶說,「從今年開始,只要下雨超過三到五天,就會開始漏水,外頭下雨,屋內也在下小雨,冬天也一定要開除濕機。」
倘若租屋處只剩睡覺的功能,為了租金忍耐這些不方便聽起來合理許多。但楊大慶又說自己是個很宅的人,一個月大概有一半時間都在家,對比他所描述的居住狀況,為什麼還能在這裡住八年?他只默默地調侃自己,「對啊,我大概是有病吧。」
「每次身體狀況比較累,像是收工、喝醉酒回到家,爬五樓的樓梯,在樓梯間遇到一堆蟑螂,一打開家門熱氣迎面而來⋯⋯,心情確實沒那麼好。」楊大慶說,「不過嘛,睡一覺起來,又覺得不是什麼大問題。」
變成一個失語的人
明明收入還算高,居住狀況不佳,楊大慶卻不會想把錢投資在居住上。有多餘的錢,他寧願出國去玩,就算想買房子,目前也完全沒有計畫,只覺得在高房價的社會裡,這是很遙遠的事。
這種得過且過、即時行樂的狀態,記者在訪談過程也有多位受訪者談到類似感受。從事社會運動工作的A下了一個較精準的註解:「雖然(不存錢)會被大人罵,但薪水這麼低、工時又長、房子也不像他們那個年代那麼好買,社會上狗屁倒灶的事又那麼多。很多事情,不是努力就可以翻轉的。這樣一想,就很難提起勁去規劃遠一點的事。」包括楊大慶在內,這些人對待自己的工作都非常認真,但現實的無力感,讓他們對未來不抱太大希望。
從居住的現況到對未來的規劃,楊大慶都是相當逆來順受的人,「但以前比較憤怒耶。」大學唸電影的楊大慶,會想著要翻轉話語權,也關心社會不公不義的事,「現在,憤怒還是在,但有一種說了也沒用的無力感,變得愈來愈沈默。」
他提到這個轉變是從三一八運動開始。當時他在當兵,「南部大多數的人,一看到報紙就罵這群人又在鬧什麼,這種聲音還是來自跟我同輩的人,這是很難接受的。尤其是跟你處在同一個世代、同一個階級的人,明明都被壓迫,不僅沒有意識到,還幫壓迫者講話,無力感真的太重了。」
就住到不能住為止吧
「就算有想過要換房,但這裡的租金太便宜,我的東西又很多,台北市套房最低要八千以上,而且都很小一間。可能我過去八年都住單獨一戶,很難想像把自己塞進那麼小的空間。」楊大慶說,「不過說到底,就是習慣了吧。就真的住到真的不能住再說吧。」
「這附近的房子,都在等都更吧。」楊大慶說,常常會見到公佈欄會有自辦都更的公告,但推了十幾年都推不太動,「這邊八成的人,多半都是住一輩子的老人家,我相信有能力搬走的人都搬走了。」
而這個老舊、租金又低的社區,就成為在高房價的台北一個另類的選擇。「住在這裡的人啊,都是一些『奇怪』的人。」楊大慶笑說。這個形容詞形容的也包括他自己,「音樂、電影相關產業,或是從事社運工作的人。就是沒什麼錢吧。」
如果不考慮現實的狀況,理想中在台北的租房,會是什麼樣子?楊大慶說,「至少交通方便,生活機能高。有自己的客廳、就算分租每個人也有獨立的房間、或許有個乾濕分離的浴室、能有個正常大小的廚房可以開伙就更好了⋯⋯」他愈講愈卑微,對居住的「正常」想像,可能要把預算提到很高才住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