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中帕夏與大衛博倫斯坦合作，「名正言順」拍攝政府要求學校執行的各項愛國課程，包括：老師必須傳授俄羅斯官方偏頗的烏克蘭歷史，還有小學裡的行軍操練、射擊練習、手榴彈投擲比賽等。儘管言論自由更加緊縮，戰爭的緊繃氣氛更令人窒息，周遭的人陸續遠離帕夏，他仍繼續堅持拍攝兩年多。
大衛博倫斯坦認為帕夏有兩個最特別的地方，一是他很勇敢，願意大膽接受挑戰。「跟他合作有時讓我很緊張，因為他幾乎不顧安危，我反而會想，是不是因為我，讓他承擔太大的風險？對我而言，在道德上也涉及一個很複雜的情況。」
二是帕夏完全置身在「卡夫卡式」的情境。「我剛認識帕夏時，他覺得自己是困在體制內、毫無力量的人，甚至因幫政府推動『愛國教育』充滿罪惡感。有時候他恨自己，但又無處可逃。」大衛博倫斯坦對帕夏如何看待自我很感興趣，「我最喜歡的作家是卡夫卡，而帕夏在影片裡形容他像被關在一個房間，四面牆逐漸向他逼近，空氣越來越少...。這時拿起攝影機，就是擺脫情緒、自我逃避的方法。我覺得這真的很卡夫卡，這也是為什麼我喜歡他拍攝的素材。」
大衛博倫斯坦解釋：「如果我直接跟帕夏說，拍這個、那個，這就變成工作。但帕夏因為受困，想逃跑又逃不走，拿起攝影機成了安慰自我的手段，攝影機背後的他也充滿感情。」
不過大衛博倫斯坦從合作的過程中，更看見帕夏從一個恨自己的老師，成為影片的導演，「尤其片尾的畢業典禮場面是最能代表他做為導演的一段。」帕夏除了負責安排學校的活動，一方面又以影片導演身份思考如何把場面拍得更好，「所以他買了很多慶祝畢業的用品、後來還放煙火，就像場景設計師。」大衛博倫斯坦說：「當年帕夏對任何事都無能為力，但現在他到處演講、接受訪談，變化太大了，而且這個轉變到今天還在繼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