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多時候,真實現場已不若想像中戰場總令人血脈賁張,倒有種生活不過如此的平淡與緩慢。我和鎮民們笑談封閉路段上的雞、鴨、牛、羊、驢子、小狗很可憐,難以移動,受困於滿山白煙黑煙裡……他們則笑我計畫明日、下週、下個月的習慣,「誰都不知道明天是什麼樣子、自己會在哪裡」,沒有意義,喪禮與婚禮同樣難以預測。
每週末的現場
覆以橡皮的鋼製子彈看似比真子彈危險性低,然而若射程夠近、瞄準目標夠脆弱,還是能兇猛穿刺人體,甚至導致死亡。以色列國防軍規定40公尺以上可發射橡膠子彈,但只能射擊腿部、不能朝兒童、也不能從移動的車輛中射擊。然而實際傷亡案例顯示,巴勒斯坦人在橡膠子彈下承受的待遇,早遠遠超越了這些範圍。
橡皮榴彈雖有柔軟的一面,然而撞擊彈跳後、硬質的另一端同樣能傷人;如同催淚瓦斯罐除了氣體的威力,罐身同樣具有砸中頭部、腰部等人體脆弱部位的殺傷力。Kafr Qaddum許多鎮民已懂得將以軍射來的催淚瓦斯罐撿起來拋擲、或直接一腳踢回以軍那一方;然而他們表示,罐身載有的動力,縱使一個常踢足球的人也不好控制。
至於彈弓及投石器(sling)──舊石器時代就存在的冷兵器,是幼稚園的小朋友看著大哥哥們每週使用、就躍躍欲試的遠程武器。他們把一條附有皮套的繩子繫在手上,撿一塊石頭夾入,用手臂使勁拋甩、達到離心力後瞬間鬆開一端,讓石頭甩向坦克、持槍的軍人。
斷垣殘壁是他們石頭的來源。有時候,IDF提早埋伏在這些建築物後方、或某個凹陷的地洞裡,趁示威群眾靠近時傾巢而出、一舉逮捕。觀察入微的Murad時常識破這些攻勢,「後退一點,那兒有隻鳥突然飛離地面。」(我只看見一團白煙)、「狗有一陣子沒叫了」(把注意力放在子彈的我已忽略其他聲音)、「你看那叢樹不太對勁」(是嗎?)
那是14年的經驗。Murad教導我留意安危的方法、一面以擴音器提醒鎮民小心。他的夥伴舉起一面巴勒斯坦旗、與他肩並肩站在第一線;他的小兒子則和爸爸一樣蒙面上街、穿著汽車總動員的可愛T恤,繞來繞去地找小石頭、練習發射投石器。
每當埋伏幾小時的以軍終於忍不住現身、鑽出建築物、朝鎮民衝來時,大家一面後退,倒是一面士氣大振,笑得合不攏嘴。原來,鎮民開心彼此的團結,終究讓IDF功虧一簣。「收工收工!」Murad會見機結束一場抗爭。他說,就算以軍還想「繼續玩」,守住抗爭開始與結束的主導權相當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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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週兩場示威,地上散落的催淚瓦斯罐已數不清。示威結束後,有些居民拿著塑膠袋,把罐子撿回家,可當花盆或裝飾品,布置一下屋舍。Murad的兒子會教我嘗試拋擲投石器,我們朝山谷甩呀甩地,倒是以色列運動份子A與S在一旁勸我停止、以免被拍下「使用武器」的照片,因而入獄、或出境後再也回不來。
Kafr Qaddum是我一個季節前,進入巴勒斯坦的第一個景象,難免對她抱有特殊情感,但也能想像許多人的漸漸無感。我從一季節前小心翼翼地包好口鼻、戴好蛙鏡、扣好防彈背心,至今只穿著一身便服、掛一條備用圍巾;從明哲保身地走在隊伍後方,到總是走向第一線。在他們眼裡,我似乎也沾染了一點不計後果的習性。
於是我漸漸可以理解D的選擇,縱然在她逾期居留3年之後,我們才相遇。我也漸漸能理解其他巴勒斯坦人的司空見慣、乃至於興味索然,不再主動與他們提起每個週末、這個(在我眼裡)孤單抗爭的地方。
D前幾天搭計程車時,遇上喬扮成司機的摩薩德(Mossad,以色列情報特務局)探員,至今行蹤不明。Murad與大一點的兒子,雙雙被橡膠子彈射中,縱然沒有性命大礙。
我穿梭於不同的地理空間與人群,有時歌舞昇平、有時煙硝四起、有時一片寂靜,像反覆切換著不同的夢境,愈來愈難整理自己。或許,寫下我們的相遇與短暫的相聚,是我當刻唯一能做的事。
回到舒適
週末的交通非常不便,因此每次從抗爭結束,沒法和其他紀錄者廝混太久,就得趁天黑前盡快攔車回到住處。假若與當地人住在一起,我們總是一起下廚,一邊天南地北地閒聊著。
我用力搓洗手掌、腳踝、臉上沾染燃燒輪胎黑煙的污漬。梳洗乾淨後,沏上一壺帶有香料味的阿拉伯咖啡、或熱茶。浸入將近10茶匙濃濃的糖,在攪拌的過程裡沉澱當天所見一切,嚐著一口口有糖粒、起司香的Kunafa(那不勒斯人引以為傲的在地甜點),如夢一場。
晚餐裡,總是各種笑聲不斷。巴勒斯坦人很喜歡笑容,臉上常掛著,拍照時更是燦爛大放。一旦話題朝嚴肅的氣氛而去,總會有人把話題帶開,「Don’t worry,Be happy」的精神很重要,有時甚至令人難以判斷一句話是玩笑或認真。同樣地,太嚴肅的話題,也難以連續進行幾小時的深度切入。
宗教因素,大部分穆斯林不喝酒,若喝,也是在家裡偷偷地喝。然而香菸、水煙,幾乎沒有男性不沉迷其中一種。「沒事做啊,我們太無聊了」,男男女女都說,大學除了政黨類團體外別無社團,一群人聚在一起,就算天天見面,漫無目的也能閒聊數個小時。
「誰還記得Kafr Qaddum?」曾有人這樣告訴我。數十年如一日的抗爭,若非鎮人,誰還繼續堅持?許多人對武裝抗爭失去信心,許多人則反倒認為一切不夠激烈、期待下一次大規模的起義。然而多數人不將它帶入日常對話,以免增添煩憂,於是我也學著加入各種輕飄飄、可愛的、美麗的話題。
我們會放起歌曲、關起房門、提高音響,再一起跳舞。他們會偷偷喝點小酒,啤酒、伏特加、蘭姆酒……甚至自己調酒。生活在某些時刻突然一切歡愉浪漫,有聽不完的輕柔舞曲、有講不完的玩笑話可以揮霍,有擁抱不完親吻不完的habibi、habibti(親愛的朋友)、有不計明天的明天……。
K在一角玩著時下流行的spinner,像出神了。那玩意怎麼轉都停不下來,他說,放在指尖有一種舒服的感覺。他閉上眼睛,把spinner放在自己額頭。我玩笑說,你要飛起來了。他幽幽地說:「嗯,我如果飛起來,我要去見我的菩薩(K幾天前在看youtube介紹台灣的影片時,看到彰化大佛,說自己好喜歡),我要問他:『為什麼,這裡的生活是這個樣子?……』」
一片沉寂。一個一個醉了、都曾入獄過的朋友,罕見地滿臉愁容,說:「這邊沒有人生……」「你看,這什麼房子,這什麼安檢站……這什麼佔領!」
「見棺不掉淚,離別無感覺」、「我們對婚禮喪禮婚禮喪禮頻繁交替的日子早已無感」、「說再見?沒有什麼了」──這不是永遠堆滿笑意的他們,曾經告訴我的嗎?
沉寂時刻突然暴露的心情,荒腔走板的一切,比荒謬劇還要現實,突然殘忍地令人鼻酸。眼前的一切,漸漸把自己掏空。
千里相逢,終須一別
知道我的家鄉後,當地人、外國人常與我問起臺灣。許多次,話題圍繞在:對於渴求台灣獨立的人來說,臺灣究竟有沒有比巴勒斯坦好命?
臺灣人有自己的護照、可自由穿梭、有相對自由的言論與新聞空間。前人奮鬥而來的成果加上一點幸運,讓今日的我們不必像巴勒斯坦人必須流血奮戰、爭取基本權益。
然而,巴勒斯坦擁有聯合國觀察員身分,已使台灣望塵莫及。當地人數十年來性命相搏、不惜與以色列衝突的故事,也使更多人看見這塊土地,起而投注心力。論國際能見度、同理與支持,臺灣自是不比巴勒斯坦。
反觀擁有舒適生活的臺灣,或許反而在溫水煮青蛙的過程裡,邁向另一個黑洞而不自知。缺乏危機意識、追求安穩、朝錢途靠攏的生存習性,或許正是最適合駕馭臺灣的武器;不需要巴勒斯坦般的流血衝突,輕輕鬆鬆就能讓臺灣人將自己的自由拱手交出去。──啊,這是許多外國人最後的結論,他們說話比較直接。
久居巴勒斯坦的斯洛伐克律師M,沾染了當地人總說漂亮話語、愛笑的模樣,直到某一次酒後,才沉重地告訴我,她對眼前的一切都不害怕,但最害怕是再也無法面對家鄉。「我害怕回去之後,我再也受不了自己國家的人、身邊的人、我的家人,看著他們每天為自己微小的安逸慾望奮鬥、計較著,那使我痛苦;我很希望他們體會我在這裡感受到的一切,但他們未曾住在這兒,絕對無法理解。」
這樣的心聲,是許多長居中東國家的人共有的心結。回到家鄉後,總是難以開口。
一季節後,我也暫時離開了這塊土地。3個月前不欲受政府盯梢而持的觀光簽證,再次提醒自己身分矛盾的事實。即使如此,我的護照依然硬是被貼上了一張危險等級貼紙,在1到6之間被列為5號危險等級,僅次於最危險的6號。
10年前,Joe Sacco在非虛構漫畫《巴勒斯坦》中,對自己身為記者、外來者、高傲者時時感到裡外不是人的自嘲依舊。我翻讀漫畫時,也意識到自己蹲點一季節後,現實與夢境開始糾葛不清。對於真實世界所見、所體驗的事件,也進入難以表述或不願表述的狀態。有些照片拍完,就封了好幾天沒有打開;好幾次落筆想寫些什麼,卻塗了幾句就停止,不再完成。
現實中太多消亡或離別,在我漸漸習以為常後,也同理了無力之下的奮力歡愉,出現理解與投入改變之間的斷裂。不得不承認,我沾染了身邊的人忘我而不計明日地活著的習性,偶然懷疑每一刻當下的意義。縱使依然覺得交流是重要的,卻好像有個機制,始終阻擋自己的情緒。
帶我踏上這塊土地的,或許是18年前的自己。那個對記者懷抱憧憬的孩子,牽著成年的我走向一處處風景。我感謝所有陪我度過這一段時光、令我開了視野了每一個人,自己能做的,或許僅僅是寫下這一篇筆記,讓故事繼續傳下去;在飛往另一片沙漠前,用力地回顧一遍:由一個路斷的小鎮延伸出的現場。
記憶中踏上巴勒斯坦第一天Kafr Qaddum震撼彈的爆裂聲,終究漸漸疊上載我飛向空中的飛機引擎聲。我的經過,終究只是鎮民14年歲月裡一個小小的過客腳印──在下一次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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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為保護受訪者安全,部分引述採用化名。)
作者:廖芸婕
以文字及影像連結國際、臺灣議題。政大新聞系畢,前蘋果日報、報導者記者。跨國作品中,特關注自由、邊緣、理解、誤解、衝突、溝通、話語權角力,及對家園的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