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求不是好方法
真正的偵訊專家都知道刑求沒有用。只是很多人不肯相信。
不管是《紐約重案組》還是《24小時反恐任務》，電視影集裡我們常看到偵訊人員和嫌疑犯鬥智鬥勇，以恐嚇威逼、設計陷阱、甚至必要時暴力相向，來達成取得口供的任務。
這類的故事精彩刺激，但是不見得可靠。因為專家說，在真實世界裡順利的偵訊過程很少富有戲劇性。戲劇往往來自衝突，而專業偵訊人員極力想避免的就是衝突。
美國陸軍上校克萊曼（Steven Kleinman）是最有經驗的美軍偵訊人員之一。也是第一位公開發言反對美軍對伊拉克叛軍刑求逼供的人。他反對的理由不只是認為它不道德，同時也因為這樣做很蠢。克萊曼相信逼供會造成反效果，因為它摧毀了成功偵訊必要的信賴關係。
不過，許多人似乎想當然耳還是相信「壞人」不給他吃點苦頭就不會就範。在歷史上、在流行文化裡，偵訊犯人總是夾雜著指控、報復、和懲罰。古代天主教宗教法庭上，用偵訊過程來支持審判和處決「女巫」的正當性。嫌犯只有經過一段刑求虐待才會停止謊言吐露真相，承認偵訊者冠在她頭上各種天馬行空匪夷所思的罪行。包青天一邊指證奸人罪行一邊抬出他的虎頭鍘，這種安排撫平了受害者的悲痛、也滿足了百姓對正義伸張的渴望。在這裡，偵訊就是正義的復仇，披著找尋真相的外衣。
偵訊的科學研究
2009年，美國的歐巴馬總統為了標示與小布希時代的不同做法，明令禁止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進行非法的刑求逼供。聯邦調查局底下成立了「高價值羈留人員偵訊小組」（High-Value Detainee Interrogation Group，簡稱HIG），目的是要建立一套偵訊的科學基礎。
HIG的研究員對於英國特別感興趣，認為當地的反恐警察以巧妙偵訊手法聞名。不過，英國精進偵訊手法，背後也有不得不然的緣由。
在1992年，英國曾針對兩起牽涉到愛爾蘭共和軍（IRA）的冤獄案件展開了公開調查，揭露了辦案過程中的不當刑求。英國國會因此立法要求，所有偵訊都必須予以紀錄，同時有律師陪同也成了嫌犯自動擁有的權利。在強制逼供的問題解決之後，英國警方被迫更努力設法，如何從堅不吐實的嫌犯口中取得訊息的方法。
美國的HIG透過英國警方，尋找學界的協助，利物浦大學的心理學教授勞倫斯艾利森（Laurence Alison）和他擔任心理咨詢師的妻子艾蜜莉艾利森（Emily Alison）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們與警方密切合作，觀看了超過1000小時警方偵訊恐怖嫌犯的影片，依據這些研究建立了全世界第一個關於偵訊手法有實證基礎的模型。
艾利森夫婦發展了一套偵訊行為的分類，針對這些偵訊進行鉅細靡遺的分析。他們對偵訊者和嫌犯之間互動的各個面向進行分類和評分。其中包括了嫌犯的反偵訊策略（完全沈默？喃喃自語？），偵訊者問問題的態度（對立？權威？被動？）。其中，最重要的統計是從嫌犯口中所獲訊息的質和量與偵訊者和嫌犯之間「和諧共識」（rapport）之間的對應關係。換句話說，偵訊者讓嫌犯乖乖吐實最好的辦法不是脅之以力，而是先搞好關係。
偵訊技巧特訓營 代號「昂宿六」
今年夏天，在短短兩星期之內，英國曼徹斯特和倫敦先後受到恐怖攻擊。隨之而來是追查犯案者（都已死亡）背後的人際網路。任何曾經和嫌犯接觸過的相關人士，警方都必然要加以追查找尋線索。這個重任落在了精挑細選的偵訊專家手中。
這群來自英國各地反恐部門的精英有一個共同之處。他們都是代號「昂宿六」（Alcyone）課程的前後期同學。這套一次為期六天的課程由艾利森夫婦和警方共同設計，目前已有超過150人接受過這個訓練。
課程中除了人際心理學的理論解說，重頭戲是一連串角色扮演的演練。
一家名為Characters的公司，專門提供演員扮演接受偵訊的角色。他們協助偵訊人員進行各種情況的演練。
他們的角色可能是和恐怖分子有聯繫的黑幫老大、或是曾在社群網站分享極端分子宣傳資料的年輕女子。參加課程的人按照指示進入房間要取得特定的口供。被偵訊的對象可能臉色陰鬱沈默不語，也可能狂暴好鬥言詞挑釁，或是充滿魅力但言詞閃爍。
對偵訊人員而言最大的挑戰在於如何應付刺激挑釁，在面對強大壓力時在情緒上仍能夠自我節制。
極端分子的末日心態
二次大戰期間，美國陸戰隊的莫蘭少校負責製作偵訊敵軍俘虜的備忘錄，發送給太平洋戰區的各個部隊。莫蘭戰前曾旅居日本傳教，熟習日文和日本文化，他以偵訊日軍的非凡效率著稱，因為日軍俘虜向來以抗拒偵訊拒絕透露口風知名。
就如同今天的伊斯蘭恐怖份子一樣，當時的日軍帶著自我毀滅傾向投入戰爭，對美國帶著深深的敵意。
莫蘭在備忘錄裡解釋為什麼他偵訊俘虜避免採用威嚇的手法。他相信戰俘如果強制被提醒自己正面對征服者，自然會產生心理的防衛心態。莫蘭預設的想法是，即使最不配合的囚犯，也有他自己想說的故事。偵訊者的工作是創造他願意且能夠吐露心聲的氣氛。最可靠的辦法，是把他當「人」看待，而不是當「敵人」看待。
莫蘭認為，讓戰俘心生恐懼或感到自己無能為力對偵訊沒有幫助。剝奪敵人的尊嚴只會強化他不露口風的決心。因此，目標是該放在爭取信賴，與戰俘達成心智和精神上的共識。
如今，最有經驗的偵訊者也會同意莫蘭的看法。心理學家魯薩諾（Melissa Russano）在2012年訪問了42個美國偵訊人員。他們曾在阿富汗和伊拉克負責偵巡任務，面對的是全世界最強悍死硬的嫌犯。其中一名匿名的偵訊員如此回答：「善待他們，遠比當他們眼中的大混蛋會更有收穫。如果我真想的話，我可以在十秒鐘內讓你嚇到失禁。但是你知道這不會有什麼好效果。」
從治療酒癮得到的靈感
在早期，對於酒精或毒品的成癮治療，往往把患者當成不聽話的小孩，需要教導他們如何規矩。咨詢師的工作就是告訴戒癮者實際的狀況並用強硬手法說服他們接受。但是這種方式必然危害到醫病的關係。
心理學家米勒（William Miller）認為，酒癮患者在戒癮過程中往往陷於渴望改變（再也不要喝了）和渴望保持現狀（再喝一點點好了）的糾葛之間。一旦他們感覺自己正受到批判和指正，心理自然湧現不想改變的種種理由。
米勒說這並不是病態，而是人性的本能。越是人們試圖說服我們做某件事，我們認為不該去做的理由就越會盤據在心頭。因此咨詢師的重點不在於下達指示，而是建立信任和互相理解的關係，讓病患可以討論自己的經驗而不感覺到需要自我防衛。如此一來，病患更有機會發展出要改變自己的一套主張，而產生動機按照課程來戒癮。米勒把這種方式成為「動機訪談」（motivational interviewing）。
研究警方偵訊手法的艾蜜莉艾利森發現，「動機訪談」也可以應用在對嫌犯的偵訊上。她認為恐怖份子和有酒癮的人一樣，他們或因為被限制自由，因此更希望感到自由。她從影片分析中注意到，當偵訊者對嫌犯施加壓力，嫌犯就越不可能跟你說話，反倒是當偵訊者對嫌犯強調他們有權利不說話時，嫌犯們反而更想說話。
這也像是父親為深夜遲歸的女兒等門，一開門就不停質問為何晚歸，這種對立的態度等於強迫對方認罪道歉。但是這個女兒可能感覺自己的主權受到否定做出反彈，最後結果是關起各自房門不歡而散。不過，要是這個父親能先強調對女兒的愛，雙反也許可以馬上討論對於夜晚歸門的規範。
勞倫斯艾利森說，他常跟警察開玩笑說，如果你能搞定難搞的青少年，一定也能搞定恐怖份子。不過他也強調，進入嫌犯的想法是偵訊時一個強大的工具。但這並不是單純扮白臉、耍詭計。他說：「你必須對（嫌犯）感到真正的好奇。這個人會和你立場相對立不是毫無理由。原因並不純粹是他們是邪惡的壞人。如果你對犯罪原因沒有興趣，你就無法成為好的偵訊者。」
即使說謊也是線索
恐怖份子可能透過各種方式堅持不露口風。愛爾蘭共和軍成員曾受過訓練，在接受偵訊時把眼睛盯著牆上一個定點保持完全沈默。一些嫌犯只回答單音節的答案，或一再重複背好的制式答案，或乾脆把椅子轉過去用後腦勺對著偵訊者。伊斯蘭極端份子也可能發表關於意識形態的長篇大論。這類的策略可能激怒偵訊人員，打亂他們原本的計畫。這可能就像各自關起房門的父女，讓偵訊陷入停擺。
過去對於偵訊的研究，關注的問題往往是口供是真是假，以及如何察覺嫌犯的是否在欺騙。不過，即使是謊言也是一條訊息，只要他是嫌犯自願說出來的。
一名參與研究的反恐官員說：「我不在乎他們是否說謊，我只想要他們說話。」
參考資料：
The scientists persuading terrorists to spill their secrets（Guardian）
Why tough-talking terror interviews are ineffective（Telegrap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