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在餐廳工作，Bonilla還兼差在學生宿舍煮飯，另外，她的先生也在商學院的餐廳當廚師，兩個人所有薪水加起來，家庭年收入上看12萬美金，相當於台幣360萬，輕鬆晉身中產階級。12年前兩人買下價值35萬美金的第二間房，把第一間房出租給親戚，賺取租金收入，如今兩人的女兒雖已上大學，每個月多出台幣5萬的教育開支，但夫妻倆卻不覺得特別吃力。
就在各國政府苦於貧富差距惡化，引發各式社會問題的今日，Bonilla一家人，以及其他和他們同樣在哈佛大學校園內工作，從校工、清潔員，到餐廳服務生的脫貧際遇，儼然成了新的勞工典範，以及學界爭相研討的成功個案。一般人直覺以為低層人員領高薪，應是哈佛強制拉高基本工資的結果，但實際上這一切都只是巧妙政策引導的良性發展。
事情的源頭要回溯到2001年4月，當時一群哈佛學生因為不滿校內部分員工領取不成比例的低薪，發起靜坐抗議，上百人搭帳棚，直接睡在校方高層辦公室門外，引起了哈佛校長關注，幾天後下令成立薪資調查委員會，責成Lawrence Katz等幾位知名經濟學者，研擬改善之道。委員會調閱資料後，發現從1994年到2001年，哈佛校園雇員的薪資平均下滑了7.4%，但不是經濟衰退所導致，而是「外包」造成的結果。
過去在1980年，哈佛直接聘請的校園內部員工有上千人，到了1996年卻只剩下260人。在此同時，學校員工的薪資持續下滑。委員會警覺到外包已成壓低營運成本的慣用手段，同時也導致了薪資倒退惡果，因此Katz決定建請校方從源頭做起，但並非強制拉高薪資，也非禁止外包，而是下令所有外包廠商員工，都必須與內部員工享有相同的薪資。
「這項政策的效果，是消弭了某些外包出去的經濟動機，」當地工會組織幹部Michael Kramer說。
這項「外包同薪」政策，一方面讓校方直接聘僱的內部員工擁有更多的薪資談判籌碼，不再懼怕要求加薪會讓校方轉而尋求外包，反而失去工作；另一方面又間接嘉惠外包廠商員工，因為他們的薪水會隨著內部員工的加薪而同步調升，兩股力量的運作的結果，是無需硬性調薪，也沒有掀起勞資對立，無形間就化解了低薪弊病。
資料來源：New York Times, The Guardi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