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光志工改變制度、消弭貧窮，或扶助弱勢兒童的能力非常有限，因為他們根本缺乏所需技能。相反地，他們很有可能在無意間助長外界對受助地區的刻板印象和錯誤觀念。
志工旅遊的潮流，有部分是大型國際組織如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救助兒童會、國際關懷協會、國際展望會所發起帶動的。這些組織藉由舉辦這些活動，籌措救助孤兒和弱勢兒童所需經費。
這類訴求之所以能引發迴響，是因為窮困的孩子容易激起人的同情心，而現代通訊科技又讓訊息得以快速傳播。
但這些主要針對西方人士發出的行善訴求，卻有其負面效應。舉例來說，瑪丹娜在她的紀錄片《我在因我們同在》中表示：中非的馬拉威正處於「緊急狀態」，有超過一百萬兒童是愛滋孤兒，這些兒童都…
…流落街頭，住在廢棄屋子裡，屢遭綁架、挾持和性侵。
瑪丹娜的說法是錯誤的。馬拉威並沒有百萬兒童流落街頭，也沒有嚴重的綁架和性侵問題。
除了散播錯誤訊息，這些說法還引來人數不斷增加的學生志工，而這些人頂多只能說是業餘人道工作者。他們想要服務人群，尤其是兒童，但結果卻適得其反。
觀光志工的問題
多數學生缺乏服務人群所需要的技能，也無法做出長期服務的承諾。因此，這些志工往往只能從事簡單的房舍搭建、刷油漆、教英語和教數學、發送食物等工作，或對於那些孤單、需要陪伴的兒童給予「友誼和關懷」。
這種以兒童為對象的志工旅遊，也讓「非洲亟待西方伸出援手」的印象不斷擴散。這些志工滿心相信自己的投入可以減少他人的苦難，甚至以為這些弱勢兒童完全沒有任何其他的社會補助和照顧。
這一點，從他們散播的影像和文字裡充滿了貧窮和疾病，就可以清楚看出。他們所描繪出來的非洲是一個受困於貧窮和戰爭，永難翻身的地方，唯有西方介入才能拯救他們。
但志工介入的方式，並不能解決造成苦難的問題核心。
志工活動的設計方式，意味著他們僅能膚淺地碰觸問題表面，令他們很難去思考──遑論動手改善──引發人道危機的結構因素。
這些因素包括了限制居民生活條件的歷史、社會、政治，和經濟因素。
我過去的研究顯示，參加志工旅遊的學生反而助長了對於國家和社會體制的迷思，而這些體制正是造成社會不公、貧窮、特定疾病傳播管道，和各種衝突的由來。
新型態的志工
以上所提諸多問題，不代表志工體制應該就此被揚棄。在世局走向暴力衝突和封閉排外的此刻，跨文化的接觸可以增進人群間的了解和尊重。
但若欲做到這一點，志工的內涵必須予以重新界定，工作方式也要全盤檢討。任何安排年輕志工前往馬拉威服務的組織，必須事先給予教育訓練，並在活動期間與事後提供心得討論的機會。這類志工活動通常都是透過校園或宗教團體招募人員，因此學校和教會組織有能力也有責任深入了解這些活動，協助給予行前教育，深化活動的文化交流意涵。
志工學生必須了解前往服務國家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文化背景。他們應該要深入探索貧窮和社會問題的由來。
最重要的是，志工學生必須將活動視為一種文化體驗，其目的在增進對其他人群的了解與尊重，而非自以為是在做「行善」之旅。
如果志工能夠體認他們服務的對象是擁有公民權的一國之人民，而非僅僅是施捨的對象，他們才會開始思考長遠的合作關係，以及社會變革、結構改革等問題。
我相信唯有長期的投入才能帶來改變。醫生、工程師、電腦專家，還有特定領域的教育人才，這些人具備必要技能，能夠作出深刻貢獻。志工的幫忙只是短暫的，但一名醫生卻可以教導當地護理人員學習新的醫療技術。
現階段，志工最好還是將自己的角色定位在「文化交流者」，而非人道工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