鏡：其中一句你很喜歡的名言，是愛因斯坦說的：「唯一干擾到我學習過程的，是學校教育。」為什麼這句話特別打動你？可以與我們分享你的求學歷程嗎？
彼：我換過很多間中學，沒有一間能讀完，我年輕時已經…對所有事物都不感興趣。我7歲時去上學，試著要融入一切，卻永遠感覺像外人。國小畢業後我到了一間排名很後面的中學，每次去上學都感到更深的焦慮，學校對我而言簡直無聊，我在學校被霸凌、討厭去上學，所以我會在整面考卷上畫畫也不作答，他們就給我最低的分數，但下一次，只要我認真作答，就能夠打平分數不被留級。
為了逃過霸凌，我的生存法則就是跟看起來比較酷的孩子混，這樣別人就不敢惹我。我17、18歲時甚至因此在脖子上刺青，你就能瞭解霸凌是多麼沉重的事。可是我當時懂什麼呢？我還只是個情緒不成熟的年輕人，那個時期要我融入任何團體都很困難，我也不清楚自己能做什麼，只能專注在電玩世界裡，電玩真的給了我很多刺激。
我始終是個在外遊蕩的局外人，一直不太有辦法融入社會、跟人們和睦相處。所以我知道自己想要的不是那種八點到公司、五點下班的生活。我這種性格也反映在求學時的情況，我可以3天內讀完學校8週課程的教科書，很容易就能消化新資訊，但是可能很難100%了解或專注。處理跨領域的資訊對我來說相對容易，這也是為什麼我很喜歡辯論，我已經指導荷蘭政治人物的辯論技巧超過7年了。辯論就是讓自己像一塊海綿，彈性地吸收所有資訊，重點是用創意連結它們、產生獨特的見解，這樣才能用一個有邏輯的框架陳述論點，跟我在畫畫的過程也有點像。
鏡：當時你的父母如何陪你度過在學校的難關？
彼：我15歲時在學校表現不佳，因為我真的很提不起勁，之後我們才知道其實是我覺得一切都太無聊了。當時父母帶我去作性向測驗，考試結果說我可能會往廚師或是藝術家發展。當我爸爸問測驗顧問：「當藝術家能夠養家嗎？」對方說：「我的工作不能回答這個，我只能告訴你測驗結果，你們自己得決定。」
我媽媽一直非常支持我，她總能在我身上看到不同潛能；我爸爸則不太知道如何面對我，因為他不瞭解我的情況。他是一個自制力強、非常認真工作的男人，跟我處在非常懸殊的兩端。青春期階段的我，還沒找到自我認同，只能依附在父母對我的期待，所以我感覺好像不被允許做我想做的事，雖然我當時也並不清楚想做什麼，我開始退步，逐漸失去對未來的希望，只能著眼在每天生活的掙扎上。
後來我爸覺得我應該去讀商業相關的科系，因為當個藝術家要養活自己不容易，所以我當時否定了當藝術家這條路，可是當我21歲嚴重憂鬱到入院治療時，精神科醫生告訴我：「Peter，你應該要讓自己變回有創造力的樣子，這是你能夠重新與世界對話、用顏料和畫布解釋你內心波瀾的機會，」相隔8年我才又重拾畫筆。
鏡：你是何時才意識到自己有亞斯伯格和過動症？當時是誰決定要讓你入精神病院治療的？
彼：我12歲上學時每天都站在走廊，每天老師都對我說：滾出去。每一天。真的是每一天，當這樣的循環不斷發生時，你連那一丁點對自己正向的感覺都會失去，會完完全全失去對自己的安全感。當時的我討厭自己的樣貌、討厭每件我在做的事。
當我終於厭惡自我到一個極限時，我跟父母說：我不想活了。是到這種地步我爸爸才在半夜決定：隔天起床我們會為你做些改變。我當時累壞了，他們從我的眼神看到空洞與倦怠。隔天醫生跟我父母談過後說：「不用回家了，你們幫他準備幾件衣服，他得即刻入院。」可想而知我當時的自殺傾向已處於非常危急的狀態。
自從我21歲入院治療後，醫生診斷出我有很多症狀，於是我開始服用藥物，他們一天給我60顆藥確保我的情緒穩定，但藥物又會產生一堆副作用。住院那一年最困難的還是當我與社會脫離，不能再見到家人、朋友，幾乎像是坐牢的罪犯，被排除在體系之外。那時期我的人生跟正常人有天壤之別，我從正常的生活中被抽離，不再是社會的一份子，而且24小時都被監視器監視著... …現在再回去看那段時光，我連一個星期都無法待在裡面，但當時的我就算被允許一週一次外出探視家人，卻仍總渴望回到醫院。在醫院的期間，我開始學習擁抱自己各個面向，無論是負面或正面的，試著去經驗這些真實的感受。
在醫院接受治療時我才又開始畫畫，因為那對我而言是相對容易的表達途徑，即使是團體治療時，我也是唯一被醫生允許可以畫畫的人，因為他們認為我能透過畫畫來釋放創造力，像是達到某種治療，藉此學習「我是誰」。直到現在生活都步上正軌，我還是時常跟我父母和妻子說，「我花了這麼多年讀書、到全世界探索自己、從事各種商業跟政治領域的工作，最後還是回到原點，才能認同我就是想要當一個畫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