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麗君在任4年的表現，之所以獲得社會普遍的肯定，乃是由於她勇於任事，拿出具體佳績，包括出版《文化政策白皮書》，完成《文化基本法》《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設置條例》等重要立法，奠定文化政策根基；爭取史上最高預算逾200億元，並據此成立「文化內容策進院」；獎勵影視產業發展，將「台流」推向高峰。媒體因此形容她創造了「麗君障礙」，接任者很難超越。
不過，事在人為，在鄭麗君奠定的基礎上，李永得本可繼往開來，既為國家文化政策開創嶄新格局，也為自己的從政之路留下正向紀錄。事實上，李永得出身平面媒體，也曾經擔任公共電視總經理、高雄市副市長、客委會主委，和文化界早有密切互動，並非門外漢；更重要的是，他對電視產業的情況相當了解，若有雄心壯志，應優先推動影視市場結構改革，一方面改善文化生態環境，另方面扶持優秀的內容製作業者進軍國際。
台灣的電視產業在1993年之前，由「老三台」台視、中視、華視聯合獨占，營運獲利極高，同時節目內容也頗受歡迎。但因背後分別由黨、政、軍掌控，在政治民主化潮流下，受到民意強烈否定，反而有線電視趁機崛起，政府主管機關又毫無戒心，制定的法律規範，任由民營業者形成聯合壟斷的經營結構，老三台則欲振乏力，只在短短6、7年間，就一蹶不振陷入困境。
當年在新聞局主導下頒訂的《有線廣播電視法》，將全國劃分成51個經營區域，其實就是放縱系統廠商自然獨占。這些業者進一步假維護民眾收視權益之名，在公平會無所作為下，展開聯合定頻及限制頻道商營運自由等種種違反《公平交易法》的行為，達到徹底剝奪消費者選擇權利的目的。這樣的市場結構，競爭機能消失，系統商每年得以賺取暴利；頻道商無論戲劇、綜藝或新聞的內容品質都江河日下，尤其談話性節目大行其道，對台灣的政治、社會、文化、教育等層面，都造成嚴重影響。媒體介入黨政運作問題，也開始引起議論。
相對地，當年韓國電視產業在金大中、全斗煥二位總統的主導下，邁向公共化之路，加上鼓勵影視內容行銷的搭配，造就後來「韓流」的風靡國際。經過這麼多年再回頭看，台灣當年未掌握最佳時機，將老三台直接公共化，明顯是非常錯誤的決策，如今為了國家永續發展、文化水準提升，此時亡羊補牢猶未為晚。
可行之道，一是頻道方面，落實《公共媒體法》制定的構想，打造國家級的媒體品牌和內容通路，實踐輸出台灣文化價值的目標。二是網路平台方面，協調NCC及公平會，將系統商與MOD置於相同規範下，管理強度相同，確保彼此公平競爭，藉著消費者選擇權的發揮，讓受歡迎頻道可以獲利，濫竽充數頻道受到淘汰；至於MOD如果獨強，亦可考慮予以公共化。
透過市場機能的恢復，扭轉電視產業生態，既可帶動台灣文化、政治水準的改善，更可能藉此解決「媒體退出黨政軍」的棘手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