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覆檢討自己，卻陷完美被害人
大牙：一定是啊！一定是啊！我想過，如果我跟爸媽講這件事，我媽第一個反應會是什麼？她會罵我：「那妳為什麼要開門？」確實有段時間，我常告訴自己：不開門，就沒有後面這些事情了，甚至，我可能也不用離開那間公司。十二年前，我在香港遇到這件事（權勢性騷擾），一回台灣就告訴朋友，也有人問我：「妳幹嘛開門？」我知道他們沒有惡意，意思類似「妳新聞看得還不夠多嗎？怎麼這麼不小心？」我知道，自己只是僥倖，逃過非常危險的狀態。反正事情已經發生，我只希望大家保護自己。我告訴大家，工作上，如果要跟「那個人」接觸，如果他開了不適當的玩笑，要告訴他：「我沒有跟你開玩笑。」但同時也要小心，不要激怒他。
鏡：妳為什麼那麼怕激怒他？妳願意談談，為何離開那家公司？陳建州曾經冷凍過妳嗎？
大牙：我去年在臉書上說曾被冷凍，是想告訴大家：我為何這麼懼怕，以至於不敢當面拒絕他。我剛出道時，黑澀會時期，曾被他冷凍。我當時直接去找節目製作人，製作人說，他收到主持人（陳建州）指令，只能照做。我當時才知道，哦…主持人是有這能耐的。後來，我簽給他的公司。香港（性騷擾）事件之後，我一直很想約公司的另一個老闆，當面告訴他這件事，但我一直約不到他，我也覺得，他不會相信我。剛好合約到期，公司也沒有跟我續約。
鏡：請問姿瑩，大牙剛講「他不會相信我」，這句話是不是一種「習得的無助感」？這也是倖存者長期以來，難以開口的原因嗎？
吳姿瑩：一直以來，台灣社會都是這樣。我們之前有個案子，一個女生在捷運被陌生人觸摸，衝出捷運大哭，打電話給媽媽，媽媽劈頭就問：「妳穿什麼？妳今天是不是『又』穿短裙出門？穿那樣，難怪人家要摸妳！」在台灣，很多人從小學到的經驗恐怕是：「當我講出一個負面經驗，不但不會被相信，還可能被罵。那麼，我有必要說出來嗎？」
過度強調自我保護，反而助長惡行
大牙：香港發生的事，我從來沒跟家人說。我們家，不太能講這些事。我國中一年級，有天補習完，遇到一個戴安全帽、穿黃色雨衣的人，問我：「妹妹，忠孝東路怎麼走？」我一邊跟他說，他一邊把褲子拉鍊拉下來，掏出他的…器官。我當下好像木頭人，忽然就不會動了。然後我轉身就跑，還故意往公園方向跑。那瞬間我想到：如果我往家裡跑，他就知道我住哪兒。回家後，跟媽媽說這件事，媽媽說：「妳沒笑他：『怎麼那麼小？』」其實，就算知道媽媽也許心疼我，當下感覺還是很不好受。我怎麼可能笑對方呢？這更危險吧？我慢慢變成一個報喜不報憂的小孩。
吳姿瑩：到底，我們為什麼對倖存者有這麼多要求，甚至責難？人們常講「要自我保護」，但是性犯罪真的是「自我保護」就能解決的嗎？我們當然會提醒，要注意身旁有沒有壞人，這是「合理的留意」。可是，生活中合理的留意，它應該擴張到什麼程度？
我們和所有人互動，有可能隨時隨地，處於警戒狀態嗎？不可能。生活中，一些自然放鬆，應該是要被允許的。所以，有人說「自我保護」是防治性犯罪的解方，我認為，這不過是安慰劑。加害人能一再得逞，很有可能，整個（侵犯）情境脈絡，加害人已經做過很多次，甚至連逃脫路線都想好了。
就算現在地震，也不可能每個人都能講出逃生路線。那麼，當我們要求倖存者：「妳要自我保護呀！」就是個過分的要求。事實上，沒有一個人會這樣生活。
我們至少該做一件事：發生不幸，倖存者要「願意跟你說」，防止傷害再擴大。通常，被害人都會去做一些敲門動作，試探地說出困境，如果回應是不好的，她就會學習到「這件事不能講」。如果整個社會，都存在一個「不能講」的氛圍，倖存者要跟誰講？
如果我們這些「重要他人」，對性暴力事件表達支持，就是對倖存者很大的幫忙。再轉化一個角度，這也對加害人傳達一個訊息—我們也在關注你的行為。我們常講，好人如果有作惡的地方，那就是漠視壞事正在發生—如果我們能和被害人站在一起，不讓他們感覺孤立，至少可以讓這些惡意去收斂—社會觀念改變，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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