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年35歲的伊藤詩織出生於日本神奈川縣，曾赴紐約讀大學，主修新聞和攝影。2015年4月，她與業界前輩山口敬之約談工作事宜，竟遭對方性侵。山口曾為已故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寫傳記，堪稱其御用記者。伊藤報案後，警方耗時2個月蒐證並發出拘捕令，卻在最後一刻喊停。2年後，伊藤本於新聞工作者有揭發真相的義務，決定舉行記者會公開自己的遭遇。
在日本性侵是禁忌話題，外界對受害者的行為舉止普遍抱持刻板印象。伊藤站上第一線為自己發聲，卻引來許多女性對她的外表和穿著打扮惡意批評，甚至有人在網路發表誹謗和死亡威脅。當時伊藤對山口提出刑事訴訟，東京地檢署以證據不足為由做出不起訴處分，她轉而提起民事訴訟，山口則反告她誹謗，兩造纏訟5年，伊藤最終贏得民事官司。
2017年，伊藤在出版社和好友協助下，把自身經歷寫成《黑箱：性暴力受害者的真實告白》一書，廣受各國關注。同年底，《紐約時報》大篇幅刊登她的故事。不久歐美興起#MeToo運動，伊藤被視為日本相關運動的代表，名列《時代雜誌》2020年度百大影響人物。
今年伊藤推出紀錄片《黑箱日記》，她表示，當年寫書時，刻意從性侵受害者的身分抽離，以新聞工作者的角度書寫，沒加入太多個人情感，僅3個月就完成，內容著重呈現調查事件的始末，也探討日本社會長期以來袒護性犯罪的司法體系。至於紀錄片則從性侵倖存者的角度切入，內容涉及個人生活與感受，是她身兼電影工作者、記者和倖存者身分完成的作品。
伊藤說明：「這部片旨在挖掘整件事對我的影響，是極為痛苦的療癒過程。有時候我不免記者魂上身，質疑自己似乎違反身為新聞工作者的職業法則。」為此她中斷拍片，一度考慮訪問山口以平衡報導，讓性侵者有發聲機會。
她還認為，把自己對著鏡頭說話的影片放進片中，似乎有違新聞報導的專業。歷經種種心理掙扎之後，伊藤最後說服自己是在拍電影，強調以倖存者身分說故事的重要性，才讓拍片工作接續進行。
調查期間，伊藤習慣以手機錄下畫面求自保，成為這部紀錄片的影像來源之一。
調查性侵事件期間，伊藤習慣以手機錄下相關畫面求自保，成為這部紀錄片的影像素材來源之一。她與攝影團隊另補拍部分畫面做為輔助，其中最困難的莫過於重返事件發生的旅館房間。伊藤雖然不想回到身心受創的傷心地，仍克服心理障礙前往。拍攝前一晚她夜不成眠，到現場為避免情緒低落，他們播放振奮人心的音樂、還嗑麻辣鍋，淡化不愉快的心情。
剪輯階段是另一項挑戰，因伊藤手上有逾400小時的影像素材，很多都是她不願再回想的過往。所幸在她的朋友、剪輯師Ema Ryan Yamazaki和另外2位剪輯助理協助下，連同伊藤在內組成4人團隊，耗時4年完成。
伊藤坦言剪輯是艱鉅的工程：「人面對創傷的方式很奇妙，很多我當時拍的影片，自己卻完全不記得。我常想，人的心智如何運作，為什麼有些事情會徹底從記憶裡消失，突然又在某個時刻想起。一旦回想起來，它再度逼我面對創傷，過程非常艱難，每天都像在進行心理諮商。」
片中有一段是她在某個絕望的夜晚拍給家人的遺書，鏡頭一轉，她已躺在醫院，觀眾看到病房天花板和她手上的點滴管。伊藤事後完全忘記這件事，直到剪輯師在伊藤手機裡看到，並堅持放進紀錄片裡。原本伊藤不確定是否要這麼做，想到這是她人生經歷的一部分，才點頭應允。
伊藤說得一口流利英語，全片扣除和日本人互動的部分，其他時候她都以英語面對鏡頭。對此她解釋，事發後，製片好友漢娜阿克維林（Hanna Aqvilin）飛到日本陪她，很多伊藤對鏡頭說話的畫面，都是不懂日語的漢娜所拍，等同記錄她與漢娜聊天的過程。此外，那段期間，伊藤不論以文字或影像記錄心情，也都使用英語。
日本女性從小被教導說話要有禮貌，所以不知該如何以日語表達憤怒的情緒。
伊藤說明：「日本女性從小被教導說話要有禮貌，所以我不知道該如何以日語表達憤怒的情緒。」伊藤被性侵當下，一開始也用日語客氣地跟對方說「請住手」，後來才強硬以英語要加害者「fuck off（滾開）」。她熱愛自己的母語，但有時候在表達情緒或想法方面，日語常讓她感到很受限。
本屆金馬影展選映《黑箱日記》，伊藤應邀來台出席映後活動，包括主辦單位與司法院合作的司法影展座談。她表示，拍攝這部紀錄片是她唯一的生存方式，當時她以記者身分拍片，藉此拉開自己與倖存者的距離，「這是我當時的生存策略。」她希望這部片能喚起更多對話，並促進修法。
日本的紀錄片市場小，《黑箱日記》至今未在當地放映，伊藤的家人也還沒有機會看到。她盼望家人在戲院、而非電腦上觀賞，因此期許電影的好口碑能從台灣傳回家鄉，促使發行商引進日本，讓她的首部紀錄長片能夠順利登上當地大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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