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9.18 07:50 臺北時間

【國際人才濟濟,台灣人才岌岌】如果台灣葬送在我們這代人手裡,一百年後的人怎麼想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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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人才濟濟,台灣人才岌岌】如果台灣葬送在我們這代人手裡,一百年後的人怎麼想我們?
「台灣現在沒競爭力,但中國人的生存力讓你無法想像。他們拚命賺錢沒底線保護自己,但我不希望台灣社會變成這樣,而是要去問,我們到底要建立怎樣的國家和社會?我經常想,如果台灣最後被統一,葬送在我們這代人手裡,你我把台灣丟掉了,一百年後的人怎麼想我們?」
2008年,國民黨在總統與國會選舉大敗民進黨,隨後台灣與中國關係走向升溫期,無論通航、通商、留學等交流活動都變得非常熱絡,許多人才隨台商大舉西進,想在「13億市場」大幹一筆。當時,胡采蘋已經透過在《工商時報》與《商業週刊》多年的採訪工作取得一定工作成就,對台灣金融圈也相當熟稔,卻自覺「台灣很小,留下來跑新聞不會再開發成就」,而且許多重大的新聞都發生在北京,於是主動請朋友介紹,希望到北京工作。
2009年,胡采蘋以「降薪」的條件進入中國《財經》雜誌,隨後一路在中資媒體的外資、金融、創業路線打滾至今。8年後,她的薪水翻了好幾倍,同時自豪地說,近幾年中國的科技創業變革,自己也是「推動的一份子」。
胡采蘋並非中國公民,更不可能有記者證,本以為在中國媒體工作會受到影響;事後證明,這部分可以有例外。「因為《財經》情況特別,是太子黨背景雜誌,以前就有台灣實習生,所以知道他們有可能會考慮我,然後因為重要人物都跳槽,我是跑外資線,對他們來說重要,所以我就順利進去了。」
此外,胡采蘋也解釋,為了因應中國國家發展需要,許多產業亟需人才卻還沒培養足夠,但又不需要太多歐美背景人士,所以國家策略性開放很多港、澳、台人士進入中國,這也是台灣人才得以大量在中國工作的原因。
胡采蘋以銀行證券業為例,指出中國在金融開放過程中,台灣的經驗和人才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中國招商銀行就是台灣中國信託團隊整個搬過去,元大證券也是一樣的情況,「他們創造市場時,就是大量使用台灣人。半導體產業肯定也是這樣。中資如果有國際化市場目標時,會偏愛用台灣人。」
她認為,其實在中國工作的法規限制並不多,難的是工作本身,因為媒體市場變動太快,經常煩惱如何保住工作,她也曾經一度非常沮喪,歷經失敗、挫折和沮喪,但熬過後,才能成為更有想法和能耐的人,這是她在中國最大的收穫。
她說:「人沒有發展性,產業就不會有發展性。我的性格適合在中國,很多人跟我一樣,台灣人說狼性;但我覺得我不是,我很照顧後進。我想做跟別人不同的事情,大家都沒做的,我想試試能不能做成。就像我當初到北京,沒有金融記者這樣做,我覺得這很酷,我不想走可以預見的人生。人有發展性,有更多人嘗試不同的事情,產業就會有發展性。過程中膽子會越來越大,贏過一次就會想贏更大的,想做更瘋狂的事情。」
在台灣傳統媒體急速萎縮、新媒體前景蒙昧不明、經濟發展停滯不明的這幾年,人在中國的胡采蘋同時也見證了類似的媒體變革;然而她並沒有因此打消對媒體的熱情,像許多同業轉行去當企業公關。「強國狼性」讓她見識到與台灣不同的積極求生精神,不停在創業領域採訪累積的知識和開拓市場的企圖心,也讓她從記者變主編再到主管,現在則準備積極籌備創業。她發現,自己其實意外地適合中國。
對於一個因為在中國遇上媒體工作瓶頸而罹患憂鬱症,看了半年心理醫生,後來還被成千上萬「愛國小粉紅」痛罵是「台獨狗滾出中國」的人來說,說自己適合中國或許有些詭異,但這個一天到晚在臉書上發表台獨言論,批評中國社會毫不留情(當然對台灣也是)的資深金融記者卻說,其實自己對中國也有不同的感情。這份感情,來自她幾年來在中國見證的創業精神。
她說:「我 2009年來時,世界還不是現在這樣,創業的信仰還不強,但現在的同事相信你懂網路會運營,不用靠跟大媒體老闆吃飯,不用得到百度資源,也可以成功。這是我這幾年經歷的過程,我相信我也是推動的一份子。後來阿里的 slogan 就是讓天下沒有難做的生意,這是我覺得新一代中國人普遍信仰。現在 p2p 金融就是人對人,把權力分解到每一個人,賦予每個人平等做生意的權利,不用跟銀行打交道不用裝 POS,也可以做生意,騎三輪車貼二維碼就可以做生意。太多這種事情了。」
「我對中國感情和台灣人不一樣,因為知道他們經歷什麼痛苦去改變自己人生,我很在地化。當時美國要對抗的是蠻荒,中國要對抗的是黨,我很擔心這一代人開闢出來的空間會被摧殘。我們從完全自由的地方出來,很多事情會更受不了,比中國人更受不了(限制),雖然知道自己可以跑,但他們跑不了。」
可是正因為她說自己「在地化」了,對中國有感情了,對台灣的處境才更加焦慮。比起中國,她當然更愛台灣,但她也說:「台灣給的薪水,完全沒可能找到人才,沒人投資我的話,我也不敢回台灣,除非我賺夠錢了。台灣人才出走,薪水是最大問題,迫在眉睫是錢,另一個重要的是發展性。」
她認為,人才流失會對台灣造成永久傷害,而且是一代人的傷害,所以吸引人才是台灣當務之急,新創產業也不應該受到過多法規限制,得徹頭徹尾改革產業結構,歡迎大量國際人才。
「現在只能吸引到印度與東南亞的人,這樣一點一點來,逐步開放一步一步做,在量上來討論。開放什麼產業,要由產業自己決定,千萬不要是政府決定,因為我們要用外國人有很多風險,語言、文化、本地環境,公司要顧外國人,一定是考慮好處比壞處多,所以要給公司自己決定,不要給政府,台灣的決策不能再由上而下。」
胡采蘋強調,台灣人應該避免用「競爭」、「搶飯碗」的心態面對開放國際人才入台,因為「跟聰明的人一起工作不叫競爭,很愉快,講競爭都是看可怕的一面。」她認為,過去台灣很習慣只做台灣市場,但國際人才進來可以帶來不同市場,所以更應該要開放。「你如果只看到外國人來就是要搶你工作,他就會越來越封閉。以前 Acer 時代就有外國 CEO,做外國市場,我們是有這種經驗的,為何現在變這麼封閉?」
她以身為台灣人在中國工作的經驗,認為自己最初不了解中國,需要幫助,所以會學習找合適的人一起工作,學會信任工作夥伴,如此就會互補組合,彼此學習到新東西,很快就能學會團隊工作,如果台灣環境也這樣開放,就能慢慢變好。最後,她強調,台灣職場的威權文化還是很重,如果領導者不能改變,就要學會下台,而開放外國人才會是改變台灣職場和產業的一個方法。
「要學習適應新文化,就會改變,可能會很慢,但這是一個開始。講再多都沒用,就是去打架啦!」
更新時間|2023.09.12 17:20 臺北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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