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來，她花費超過100萬元諮商。她曾去衛福部性創傷復原中心使用免費諮商資源，認為幫助不大，「他們隨機分配一位心理師給我，我感覺她不相信我的話，對我發生的所有事情、講的話都沒什麼反應，抱持懷疑口氣，我沒有被同理、尊重的感覺。我上網查，她的專業也不是這方面，後來就不想去了。」
對於父親和兄長的行為，她自己的理解是：爸爸有性需求，但媽媽都不在；哥哥可能性成癮，「他很常半夜看A片、打手槍，也許他因為升學壓力大、沒有女朋友，想要模仿。」
媽媽給錢 要我簽契約承諾不提告
說出來之後，Sherry一直要求道歉，也嘗試和母親修復關係。「32歲以後，我跟媽媽關係變好了，我感覺她有在支持我。」她一直以來都想保護媽媽，也渴望媽媽的愛，擔心媽媽對自己有敵意，彷彿搶了她老公，Sherry選擇將自己的脆弱全部展現在媽媽面前。她對我們說：「幾年前，我還誠實跟媽媽說：『我是不是很糟糕？怎麼可以有身體反應？』你看，我那時跟媽媽好到這種程度，什麼都可以跟她說。」
2年前，父親拍了道歉影片，她試著和解：「媽媽說爸爸道歉、悔改了，還說跟我哥談過，他很後悔，可以寫道歉函。那段時間，我跟爸爸有聯繫，但不單獨相處。」那年，父親罹患敗血症，Sherry跟母親、先生輪流在醫院照顧。
她一直想跟哥哥討個說法，內心壓抑的情緒快要爆炸，有一次，「我在家庭LINE群組裡說，你們都知道我做心理諮商很久了，你性侵我的事情要不要給個交代？結果哥哥、嫂嫂立刻退群，還把我封鎖，我很生氣。」精神科醫師診斷她有嚴重的創傷後壓力症（PTSD），她持續服藥至今。
去年3月，移民國外的哥哥、嫂嫂回台，Sherry打算趁此機會要求道歉，先生替她出面談判。「我先生去我爸媽家，在中庭跟他們談。結果，我爸在我先生面前說：『這很正常，我小時候也會偷看姊姊洗澡，就是青春期男生會做的事。』我哥也直接否認，說沒什麼好談的，然後就溜走了。」
隔天，Sherry回爸媽家時，卻發現門鎖已經被換掉，父親幫她開門，隨後發生嚴重肢體衝突，她驗傷、報警。那天，她一個人在急診室，先生在上班，她請母親到醫院一趟，「媽媽在電話那頭哭著說：『對不起，沒辦法保護妳。』」母親最終沒有來醫院，手機也斷聯。
「我後來才知道，道歉影片是媽媽、妹妹寫好講稿，強迫爸爸跟我道歉。媽媽希望跟我簽一份契約，要我答應不提告，她願意給我一筆錢。我也錄音錄到她說，她就是要保爸爸和哥哥。」Sherry沒有簽那份契約。原來，家不是避風港，去年11月，她收到母親委託律師寄來的存證信函，將她趕出家族名下房子，她只好搬離，和先生另外租房，最近才好不容易安頓下來。
家內性侵汙名化 孩童難向外求援
母親選擇放開女兒的手，令人想起著名的法國吉賽兒．佩利科特強暴案。吉賽兒．佩利科特長年遭丈夫下藥、被陌生人性侵，她在法庭上以真面目示人，勇敢說出「讓羞恥轉向」，鼓舞了無數倖存者。然而，她卻無法承認自己的女兒也受害。人類的心理機制是這樣的：一位母親直覺否認，因為這不符合生存需求（例如經濟上依賴另一方），或是自我譴責失職（身為妻子，為何丈夫被女兒吸引？），造成心理防衛，很難接受和相信；也有些母親同時是被害人，需要優先處理自己的需求，因此無法進入母職角色。
妹妹則從同理、支持轉向漠然。Sherry說：「我妹現在也跟我沒關係了，在我最危急的時候，我妹沒幫我，她說一邊是哥哥，一邊是爸爸，她也不知道怎麼辦，換了手機號碼後就消失了。」「律師問過我，妹妹沒有受害嗎？我認為應該沒有，她沒有創傷反應，情緒健康滿多，也沒有被家暴。」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副研究員彭仁郁在《家的蜃樓：亂倫創傷精神分析民族誌》中，分析層層以維繫家庭為名所施加的關係暴力，一個亂倫家庭宛如威權政體，在這個權力體系中，加害者是核心，所有家庭成員皆需圍繞他們的情緒和需求打轉；母親則經常扮演協作者，選擇相信加害者的說法，並忽視、否認受害孩童的求救訊號，甚至以愛為名進行心理操控，要求孩子繼續犧牲自己，在情感上優先照顧父母。而主流社會文化對「家」的想像，使得家內性侵成為禁忌與汙名，阻礙受害孩童對外求援，也經常因為性創傷的面貌太過嚴重和複雜，導致在面對救助路徑想像過於僵化的國家司法、社福系統時，不見得能得到妥善、專業的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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