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中失聯395件　每個數字都是一個家庭一段人生

陸知益／兩岸政經與公共事務觀察者

最近圍繞國人赴中國安全風險的討論，再度因政府公布統計數據而升高。然而，真正值得討論的，並不是395件究竟占赴中人數多少比例，而是台灣社會究竟該如何理解威權體制下的制度風險。部分媒體隨即將討論焦點放在「比例高低」，認為相較於龐大的赴中人數，個案並不足以證明中國存在高度風險。然而，若公共討論只停留在統計比例，反而容易忽略真正值得探究的問題：在兩岸政治關係持續緊張，以及中共法律與執法環境日益朝向國家安全化發展的背景下，這些案件究竟反映了什麼樣的制度風險？

風險評估不能只看比例，更要看制度

政治風險的判斷，本來就不能只依賴事件發生的機率，更要觀察風險發生後，當事人是否擁有充分的法律保障、資訊透明以及救濟管道。民主國家與威權體制最大的差異，不在於是否完全沒有風險，而在於制度是否具有可預測性、司法是否獨立，以及人民的基本權利能否獲得保障。當法律具有高度政治解釋空間、行政權力缺乏外部監督，即使個案比例不高，其背後所代表的不確定性，也值得社會提高警覺。

公共政策中的風險治理，從來不是「人數多才值得重視」。食品安全不會等到大量民眾中毒才示警，航空安全也不會等到事故頻繁發生才改善制度。同樣地，赴中安全議題真正需要討論的，不是395件究竟占多少比例，而是這些案例是否反映出一個制度性的風險：當人民身處司法欠缺透明、法律解釋高度政治化的環境時，一旦發生問題，是否仍能獲得可預期的權利保障？

數字可以比較，威權體制卻無法類比

真正值得關心的，不是395件占赴中總人數多少，而是為什麼這些案件會發生，而且近年來有增加趨勢。更重要的是，其中許多案件至今仍缺乏透明資訊。部分家屬不願公開，部分案件涉及中國執法單位，資訊取得極為有限。這正是威權體制經常出現的所謂「程序不透明」、「法律解釋高度政治化」、「司法欠缺獨立」等，使當事人及家屬往往陷入求助無門的困境。

然而，近期部分媒體卻刻意將討論導向「政府濫用數字」、「政治操作」，甚至用赴中旅遊總人數去稀釋個案的重要性，無形中讓社會忽略真正需要討論的，是中共對台法律環境與政治風險持續升高的事實。尤其近幾年，中共持續透過《反間諜法》、《國家安全法》以及各項涉及國安的法律，擴大執法範圍，同時結合灰色地帶脅迫、法律戰、認知作戰與統戰工作，逐步建構一套可以對台灣人民產生政治壓力的治理模式。

從軍事擾台到法律恫嚇，從經濟施壓到認知作戰，中共對台策略早已不是單一手段，而是多層次、跨領域的整體布局。在這樣的背景下，赴中的風險自然也不再只是單純的旅遊安全問題，而是可能涉及政治、法律甚至國家安全層面的複合型風險。

保護人民安全，才是最大的共同利益

令人遺憾的是，部分媒體與政治人物並沒有要求中共提高司法透明度、保障台灣人民權益，反而選擇質疑政府為何公布風險資訊，甚至協助將焦點轉向數字攻防。民主社會當然需要監督政府，如果政府引用數據不夠完整、定義不夠清楚，媒體有責任要求政府補充說明；如果政策宣導方式需要修正，在野黨也應該提出建設性的建議。但監督政府，不等於替風險卸責；質疑統計方法，也不能因此忽略中國威權體制所造成的真實威脅。

更何況，中共對台政策的最終目標，從來沒有改變。中共始終沒有放棄以各種方式推進對台統一，近年更將統戰工作與法律工具、經濟措施、資訊操作及軍事施壓相互結合，形成更加複雜的對台工作體系。今天降低人民對赴中風險的警覺，明天就可能讓更多人因資訊不足而暴露在不必要的風險之中。

真正成熟的民主社會，不應該害怕談風險，而是要建立正確的風險意識，否則大家為什麼要買保險？所有保險從業人員都在危言聳聽嗎？

如果政府揭露還不夠完整，媒體應該協助挖掘更多案例；如果通報制度仍有漏洞，國會更應督促行政部門持續改善；如果兩岸交流已出現新的安全挑戰，各界更應共同思考如何建立更完善的保護機制，因為保護人民，本來就不該分藍綠，更不能分立場。

我們可以監督政府，可以要求數據更透明、政策更精準，但不應讓數字遊戲掩蓋真正的風險，更不該因為政治立場不同，而替威權體制淡化問題、降低社會警覺。畢竟，每一位台灣人民的人身安全，都不是統計上的百分比，而是一個家庭、一段人生，以及民主國家最應守護的價值。當一個民主政府選擇提醒人民風險時，社會真正該討論的，不是如何把風險說小，而是如何讓更多人平安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