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子光表示，當年他為了改編劇本，透過辯護律師接觸到犯案少年的父親，花了幾個月跟對方聊天、喝茶，建立起友誼。「這位父親不太願意講案情，多半是聊他的心情，像太太去世的感受、女兒出生時的開心、兒子犯下大錯後他的心境、對兒子病況的擔憂與期盼。」
「我跟他是非常對等的，就是稀鬆平常的對話，他知道我是為了拍電影，但沒給我壓力或警告，就像是跟朋友分享故事。」電影內容中有真實故事啟發的、也有虛構部分，翁子光透露，「相對真實的是：他在事發後把自己孤立起來、不斷寫信給太太，還有他面對覆核委員開會討論是否讓服刑兼養病的兒子出來的處境等。」他說，「這個爸爸沒有什麼紅線，反而我們有『君子協議』，就是我不去接觸他兒子，因為兒子要養病、需要新的生活。」
「他給太太寫了50多封信，我都看過。為什麼給太太寫信？這是精神科醫生曾繁光的建議，讓他透過書寫的narrative therapy（敘事治療）排解對太太的思念與憂鬱情緒。」翁子光也補充說明：「有一段這位父親打電話叫按摩女的情節不是真的，是戲劇化處理，要澄清一下。因為我覺得男人在極端孤獨的情況下可能想用極端的方法尋求溫暖，生理上想要補償，但發現心理上沒有辦法。」
翁子光認為，「這位父親寫信給太太是narrative therapy、給我講故事也是narrative therapy，甚至我覺得自己把電影拍出來也是一種narrative therapy，讓我透過電影提出看待命運、時間的殘酷疑問，同時釋放我的感想與難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