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19的⽩牌司機死亡案例，是觸動台灣社區感染敏感神經的第⼀案。為了找出感染源，中央流⾏疫情指揮中⼼（下稱指揮中⼼）結合資安處、警政署、電信公司，透過通聯紀錄、路⼝監視器等⼯具，盤點可疑感染源；接著由健保署接⼿，透過健保雲端系統，比對有呼吸道症狀的就醫資訊，篩選出最為可疑的對象。
⾏政院副院長陳其邁形容，這是「現代科技、⼤數據，以及跨部會的全⼒合作」，但看在法律學者與⼈權團體眼裡，相關政策的使⽤結合了各種複雜法令，遊走在⺠主法治的模糊地帶。
逢甲⼤學財法所系助理教授李東穎以調⽤通聯紀錄為例，要調⽤需依照通訊保障監察法進⾏，「通常要有刑事犯罪嫌疑或對國家安全有重大危害才能跟法官申請，經法官核准才能調取」。⽽路⼝監視器屬警察機關持有，需依警察職權⾏使條例調閱，「若是其他機關要調閱，則牽涉到個資保護，個資⽬的外的利⽤雖可以『維護國家安全或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為名申請利⽤，但這是很寬的授權。⽬前尚無明確的標準存在。」
⼜如擔憂醫療量能不堪負荷，指揮中⼼註記湖北台商不得回台，此舉也涉及違反憲法保障的遷徙⾃由。李東穎說，防疫⽬的雖有很強公益性，「但仍須檢視⼿段能否符合比例。」比⽅若是強制被註記者不能入關，「那問題就會是，我們很多從其他疫區進來的⼈，可以入境後強制隔離，⽽台商就不得返台？現在歐洲情況都比我們嚴重，但從來沒有⼀個國家禁⽌國⼈返國。這會讓⼈質疑它的正當性。」
武漢肺炎是⼀傳播可能性與效率遠⾼於SARS的傳染病，李東穎認為在此情況下，政府動⽤某些嚴重影響⼈⺠的措施「可以理解」，但採取的⾏為仍須對應法治。⾯對模糊地帶，⾏政院通過〈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供指揮中⼼做為法源依據，「但特別條例應該謹慎地解釋。」
2⽉23⽇，指揮中⼼拋出禁⽌醫事⼈員出國的命令，後續還限制⾼中⽣以下師⽣出國，影響層⾯廣⼤，引發反彈。指揮中⼼指揮官陳時中表⽰，禁令的法源依據是特別條例第七條，「為防治控制疫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施」。李東穎說，姑且不論這個命令是否違法，光是禁令性質為何，就眾說紛紜。
「有⼈認為是⾏政指導或法規命令，但我認為這應是一般處分的性質。」李東穎解釋，若將禁令解釋成法規命令，會因特別條例第七條沒有授權機關訂定命令⽽⽋缺明確授權，「所以應定性為⼀般處分比較合理。這樣個⼈就可進行⾏政訴訟救濟。」但相關討論付之闕如，不少醫事⼈員抱怨：只能⾃認倒霉。
回顧歷史，台灣在921⼤地震、SARS期間都曾制定特別條例，這其實反映出台灣社會並未在每次災難發⽣時，回頭充⾜相關法源。李東穎表⽰，就算⺠眾願意在非常時期犧牲權益配合防疫措施，相關法制細節也必須明確。德國在這波疫情⾯對與台灣同樣的難題，「德國禁⽌無正當理由超過兩⼈在公共場所碰⾯、甚至討論過不讓出⾨。這都被批評沒有傳染病防治法的法源。」李東穎說，德國存在跟臺灣特別條例第七條類似的條⽂，「但⼤家認為那規範授權不夠，已開始檢討。」反觀台灣，立法部⾨不但⽜步，整個社會也對法律的完整性不願討論。
李東穎強調，指揮中⼼不能把特別條例當作尚⽅寶劍，「它是概括性的授權。若〈傳染病防治法〉有標準措施，就該優先引⽤。」同時，⾏政權必須克制，立法者必須回頭修法，「倘若把不適⽤〈傳染病防治法〉的措施都塞進特別條例，那我們就不需要立法者，也不需要緊急命令。」
「法治的完備性，是⾏政運作的正當性基礎。」李東穎說，若⾏政部⾨不開始檢討，未來將嚴重影響⼈⺠對⾏政機關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