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德昌逝世10週年】出走與回歸:從自己的感情生活 發現台灣的前途(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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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最重要的「出走」是吳念真藉由出差之名,和舊情人在一起。他的小兒子洋洋則是家中唯一看似沒有「出走」的。
《一一》最重要的「出走」是吳念真藉由出差之名,和舊情人在一起。他的小兒子洋洋則是家中唯一看似沒有「出走」的。
其實《一一》更可以視作是楊導之前所有電影的總結,因為它的所有情節幾乎都跟楊導之前的電影有所牽連;這其實是很正常而自然的事情,因為楊導拍攝的對象就是這個社會至少自1960年代以來的都市化及現代化的歷程,如果一個角色或一段情節在此歷程中對應到現實上是確有所本的,那在其他電影中相類的角色或情節必然也都同樣來自於其所本,這就打開了楊導自己不同電影之間互相呼應、疊加、辯證與對話的空間,如此細密相織,讓所有意義與結構都變得更加穩固而堅強(以批判角度而言,也可以說更加封閉),這即是楊導電影的最大特色之一。
《一一》裡的高中女生李凱莉身上,可以想見《指望》的石安妮。
比如從李凱莉身上可以想見《指望》的石安妮,陳希聖與蕭淑慎則不妨視為是《海灘的一天》的毛學維與張艾嘉的新世代變形;而《一一》的柯素雲根本就是《青梅竹馬》的柯素雲角色直接挪移(起源更可上溯自楊導的電視劇《浮萍》),只是男方從侯孝賢換成了吳念真;在徐淑媛與陳立華身上則又令人想起《恐怖份子》的繆騫人與金士傑,更別提林孟瑾與王安那同為叛逆孤女的形象。至於從兩代建中學生同樣持刀砍人的情節可以對比到《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裡的兩性關係及性別意識的變遷,再從吳念真與陶傳正的同學與同事之間的言談舉止又可以反映出《獨立時代》所強調真誠與虛偽的群己異同的反思,還可以從吳念真與日本人大田身上對照出《麻將》裡張國柱與柯一正兩種不同父執角色的自我辯護與自我反省,在在都可見到楊導不斷地在每一個角色及編劇細節上的琢磨。
《一一》中吳念真與陶傳正的同學與同事之間的言談舉止,可以反映出《獨立時代》所強調真誠與虛偽的群己異同的反思。
整部片以「出走」作為母題,讓這一家裡的每個成員都對自身的處境產生焦慮與不滿、徬徨或迷惘,於是各自出走,或逃離或追尋,卻藉由一個再也無能感受、無法表達的老阿嬤唐如韞來替代觀眾冷眼旁觀這一切人世間之荒謬遊戲,而最終當所有角色一一回歸之後,則藉由李凱莉的夢蝶幻象與洋洋在喪禮上的純摯告白,展現出楊導前所未有的溫暖與柔情。
片中最重要的「出走」,莫過於吳念真藉出差之名去到日本,大部分時間都和舊情人柯素雲在一起,從東京到熱海,兩人雖然都已步入中年,但這卻是一次「重溫舊夢」;而在場景上特別選擇日本,除了與《青梅竹馬》有所呼應之外,楊導也曾坦言,他「小時候的台北就是現在的日本」,換言之「現在的日本就是過去的台北」,藉由兩個不同時空地景的鏡像對照,能更深刻地反映出台灣自身歷史發展的軌跡。
楊德昌「寓繁於簡」,藉由金燕玲說出:「事情真的沒有這麼複雜。」
但楊導的野心不僅於此,他更將李凱莉和胖子的「變相偷情」與吳念真的出走日本交叉剪輯在一起,前者是(經過日美殖民後的)現代台北,後者既是現代日本又是過去的台北,父女的情事與心路歷程既不同又相同,而於觀眾眼前同時並陳,最後卻讓上山回來的金燕玲說:「事情真的沒有這麼複雜。」這種「寓繁於簡」的方式,相信會令許多觀眾內心無比翻攪吧?
這個家裡唯一看似沒有「出走」的小兒子洋洋,其實走得最遠,他除了在漆黑的視聽教室中幾乎發現了「生命的奧秘」之外,還親自體驗(女同學會游水,他就自練閉氣潛到水面下);他從訓導主任劉亮佐的「威權統治」下認知到「沒有親眼看到就不是真的知道」,於是又自發地學習攝影,想把別人看不到的拍下來給別人看,因而成就了一項「前衛藝術」。
有人認為洋洋代表楊德昌童心的一面,是他的化身。但其實楊德昌化身作為一照相館老闆。
許多人認為洋洋其實是代表楊導童心的一面,或者說是楊導的化身,雖也不無道理,但其實楊導站的更高遠,因為喜孜孜地看著洋洋拍的這一切的人,在片中除了家人之外,還有一位照相館老闆,他從未在鏡頭前現身,但是對熟悉楊導說話聲音語氣的人而言,應該聽得出他就是楊導,在現今對於攝影這件事幾乎已經極少再使用底片的時代,導演化身作為一照相館老闆,是否表示他其實比任何人都更想看到別人看不到的那一半?
《一一》的片長將近三小時,但是在舒緩有致的敘事節奏下並不會覺得沉悶冗長,而其內容的「含金量」卻可能是其他電影的三倍(楊導借胖子的口在片中說了一句經典名言:「電影發明了以後,我們的生命延長了三倍」),這部片可能是本世紀至今為止最傑出的台灣電影,每看一次都能發現新東西,產生更多新體會,如果你無法一一看盡楊導的所有電影,或許這部可以讓你減少遺憾三分之一。

作者介紹:詹正德

以686為名寫影評多年,著有影評集《看電影的人》,現為淡水有河book書店店主、友善書業合作社理事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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