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是個比較民粹的社會。」辛曉雲指出關鍵：「社工是源於西方的專業，西方社會崇尚法制和個人主義，是司法先行、社福輔助。但台灣社會期待社福資源能緩解暴力傷害，較少思考社會結構的不足與壓迫，也太強調社工個人專業能力及敏感度，故產生究責文化，一有社會案件發生，輿論就怪社工沒及時發現與處理。」
政府的社安網用8成預算，增聘社工人力，但社工的資源與權限依舊匱乏。曾任台北市社會局局長的台大醫院醫師許立民，也觀察到體制的不足，「社安網只補人力，開了個案管理，卻沒有後端資源，只是把網子開口加大，撈到更多高風險家庭，卻沒武器打仗。必須把服務資源充實，不然個案困境還在，社會案件還是會重複，社工工作量一樣會爆表。」
台北市社工職業工會理事長沈曜逸直言：「社工不應扛起所有責任，這些期待、壓力越大，只會把社工壓垮。整個社會和行政長官的認知都要改變，不要把社工當神。」這幾乎是所有社工發自肺腑的無聲吶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