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一開學那天，阿珠（化名）沒出現在學校裡，而是搭上往北的火車，去投靠同母異父的哥哥。阿珠的母親酗酒，「一喝醉就發瘋，會打我們。我怕我待在家裡，哪天會被她賣掉，所以才逃跑。」
【她們的成癮人生番外篇】「我最怕變得跟我媽一樣」 沒想到女性的悲劇會遺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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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珠和2任前夫生的孩子，都由夫家來養大，與阿珠維持著若有似無的關係。入獄後，小女兒先是交由哥哥照顧，再輾轉交由社福機關安置，「和我小時候一樣，搬來搬去，沒有一個穩定的地方。」阿珠嘆了口氣。
像是有道詛咒在三代人之間流轉，阿珠的女兒再度複製了阿珠的童年：擁有同母異父的手足、漂泊不定的生活。阿珠總告訴自己，決不能走上母親的老路，照顧不好家庭，讓孩子流離失所，「但我怎麼越走，卻跟她越像了。」
三十多年過去，坐在女性更生人中途之家的板凳上，45歲的阿珠已走到和當年的母親差不多的歲數，「我一輩子最怕的就是變得跟我媽一樣。」阿珠頓了頓：「但我感覺我越來越像她了。」
阿珠的母親有過幾段婚姻和交往關係，和不同對象各別生下孩子，「小時候她在八大行業上班養家，工作時懷孕，生下我。我們家幾個小孩全都是同母異父。」阿珠記憶裡，母親總是醉醺醺的，三更半夜還會要她出門買酒，她還記得手中捏著鈔票走在漆黑路上，又愛睏又害怕的感覺。母親酒醉，工作時有時無，小孩也總有一頓沒一頓的過。阿珠的哥哥，一樣也是國中年紀便離家自立。
國中沒升學，能做的工作有限，阿珠在哥哥介紹下去當洗頭小妹，做了一陣子手受傷，胡亂打了些零工，輾轉進了酒店工作。阿珠有過2段婚姻，生了3個孩子，婚後她離了酒店，斷斷續續回學校唸書，花了8年時間唸完高職夜校。
第2個老公身體不好，阿珠總害怕家裡沒錢，生活過不下去。她本想回酒店，「但有點年紀了，人家也不要你。」阿珠托人幫忙，找了茶室的工作，坐一次檯200，「那時就晚上去茶室上班，下了班接著去做泥水。」
一次2人為錢大吵，丈夫要她滾出去，「我最怕就是被趕出去，我一直都沒有家，到處飄泊，你把我趕出去我要住哪裡。」阿珠後來聯繫上一起在茶室工作的女孩，借住對方家。那陣子阿珠情緒低潮，和夜校同學出去喝酒，她向其中1個朋友阿明（化名）要了安非他命，開始有了癮頭。「我現在回想，也很困惑，我那時是真的想用藥，還是其實想找人聊天，把拿藥當藉口。」
阿珠與阿明交往後，曾勸他不要再販毒，阿明答應她賺夠錢就改行，「他說做運輸（毒品）比較安全，要我陪他去東南亞拿貨。」阿珠允了，陪著阿明和其他幾人去了幾趟東南亞，沒多久兩人被警方盯上，「進海關時搜身，還會浣腸檢查排泄物，太羞恥了，我一直哭。」
來回幾次，阿明終究在東南亞被逮補，「為了把他救出來，我把所有的錢都給他，還欠了一堆卡債。」阿明出了監獄，但因在台灣被通緝，只得繼續滯留異地。「我每個月匯2萬給他，一邊去應徵派遣公司賺錢。」做了一陣，阿珠和派遣公司的經理交往，懷孕生了1個女兒，「結果以前一起運毒的夥伴被抓，把我們其他人咬出來，我被判刑7年半。」那時阿珠與男友尚未結婚，男友遲遲不願認養女兒，「我很怕我去坐牢，女兒會被帶去社福機構。」
阿珠和2任前夫生的孩子，都由夫家來養大，與阿珠維持著若有似無的關係。入獄後，小女兒先是交由哥哥照顧，再輾轉交由社福機關安置，「和我小時候一樣，搬來搬去，沒有一個穩定的地方。」阿珠嘆了口氣。
像是有道詛咒在三代人之間流轉，阿珠的女兒再度複製了阿珠的童年：擁有同母異父的手足、漂泊不定的生活。阿珠總告訴自己，決不能走上母親的老路，照顧不好家庭，讓孩子流離失所，「但我怎麼越走，卻跟她越像了。」
「在很多藥癮者身上，我們都會看到這種『代間遺傳』的狀況，父母一輩的問題，在孩子身上也反覆出現。」嘉南療養院成癮暨司法精神科主任李俊宏說，例如父母當中有人物質成癮，孩子有成癮問題的機率也相對顯著。
從事戒癮治療的桃園療養院臨床心理師林楊林也觀察到，下一代會不斷複製上一輩的行為模式，「因為從小看著家庭裡的成員做出反社會行為，例如有的女生從小看到父母那一輩家暴、吸毒，她們也因此容易傾向認同這些行為，覺得男人吸毒沒什麼，或是女人被打很正常。」伴侶選擇上，她們也傾向挑選有這些反社會行為的對象，讓風險延伸到下一代身上。
原生家庭的詛咒在體內隱隱作痛，在家族間流轉，更讓女性在未來的生命歷程裡，增加因毒品而陷入犯罪情境的機率。
從統計數字分析，高達6成左右的女性受刑人皆因毒品相關案件入監，她們身上有個隱約的公式：在原生家庭當中沒能滿足被愛的需求，過早離家、離開學校，渴求關係，因人際網絡或親密關係裡的對象介紹而開始用藥。原生家庭裡的傷痕成了犯罪的遠因，「我們可以說，這些女性某種程度都是『受害者』。」李俊宏說道。
也因為女性犯罪者的生命經驗高度相似，而最初的原生家庭內造成的創傷影響如此大，因此更生輔導的資源若能切中要害，在女性更生人的復歸之路上，也能得到相對明顯的效果，並阻斷風險繼續在世代間生成。
這幾年將藥物成癮視為需要協助的病人，逐漸成為主流觀念，行政機關也陸續調整矯治手段，增加治療來代替純粹的監禁。像是這幾年法務部推動「科學實證之毒品犯處遇模式」，讓更多社工與心理師進入監所，女性受刑人因此能透過會談，提高對自我的覺察。另一邊跨部會的新世代反毒策略中，衛福部承接部分成癮治療業務，讓戒癮治療帶入監所中。
不過剛起步的新政，資源上仍舊不足，在台中進行藥癮者家庭支持的露德協會專案社工張雅玲說，像是「科學實證之毒品犯處遇模式」裡，今年起把受刑人的諮商會談次數從4次提高到6次，看得出法務部投注資源的立場，「但6次真的還是很少，尤其女性相對男性，更不容易建立信任關係，需要花較多的時間。」
另外監所長期管理人力不足也是一大阻礙，「假設1個人1個月諮商4次，1個月有50個人要諮商，等於是200次。這些都需要戒護人力，但現在的人力恐怕吃不消。」李俊宏苦笑。
監所裡能做的諮商次數有限，但出獄之後，個案繼續回到診間接受輔導的機率卻相對低，「因為她們會覺得找到伴侶、進入一段關係裡，事情就解決了。」張雅玲苦笑。若能在監所增加諮商頻率，「讓她們明白自己為何渴求關係，理解自己在關係裡的位置，才有機會不要一直在關係裡重蹈覆轍。」
監所之外，未成年領域投注的資源又更顯不足。國家衛生研究院2009年統計顯示，成癮人口第一次用藥的年齡落在12到17歲之間，「如果在未成年時就能有資源介入，像是有保護官扮演類似『替代親職』的角色，和個案發展成穩固的信任關係，多少能彌補原生家庭的匱乏，拉住這些孩子繼續往下掉。」李俊宏說道。
但目前全台保護官人數不足200位，桃園地方法院主任調查保護官王以凡掰了掰手指，「每個保護官身上平均有80件保護管束案，每個月要會面輔導；還有12到15件的審前調查，要去做家訪探視了解個案家庭背景，另外還有其他安置輔導、感化教育的孩子要去探視。」一個保護官身上背著超過百件的案量，壓縮了能投注在每個個案上的時間和資源，也難以建立起類似「替代親職」的關係。
美國70年代起開始關注藥癮者的性別差異，認識到包括因文化上的差別對待，導致女性在就業和復歸社會上相較男性遭遇更多阻礙，因此投注資源到女性受刑人的更生規劃上。
在台灣，雖然有不少女性更生人中途之家，例如由宜蘭地檢署、縣政府和更生保護會宜蘭分會等單位合作成立的渡安居，或是嘉義縣政府成立、主要安置藥癮女性的蛻變驛園，但出監轉銜回歸社會的機制仍相當貧乏。
「說到底，在台灣——不只女性——廣大的受刑人復歸社會其實都還有很多可以努力的空間，要談到針對女性受刑人投注資源，恐怕還需要很長的時間來翻轉體制。」李俊宏感慨。但他也強調，當少子化的時代來臨，每個孩子都更顯珍貴，這些投資在女性身上的資源，其實更是投資在下一代，避免代間的悲劇繼續遺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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