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北林森北路附近的賓館裡，28歲的小可（化名）回憶起4年前差點自殺的經歷，「我當時有3個孩子，前夫死不把大女兒的監護權給我，我收入不好，但又不想麻煩家人幫忙帶小孩。」她和第2任丈夫合開超商，要工作又得照顧小孩，先生卻常翹班，懷孕的她半夜會接到工讀生電話，只好自己騎車去代班，班表亂，作息不正常，心力交瘁。
【鏡相人間】懸崖上的母親 單親媽媽為何如此憂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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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單親媽媽吳女不堪生活壓力，殺害2名幼子並自殺後獲救，法官認定其「僅因一時生活不順遂」犯行，重判死刑，引發輿論爭議。
根據TVBS民調中心2020年調查統計，全台約有35萬名媽媽因生活壓力有憂鬱傾向，單親媽媽中有11％，明顯高於已婚媽媽的5％；子女未成年的母親則有7％，亦高於子女已成年的媽媽3％，顯見單親且獨養2名未成年子女的吳女，其困境並非僅是個人問題。
行政院性別平等處發布「2021年性別圖像」，依聯合國性平指數代入評比，台灣排名全球第6，亞洲第1。然而為何憂鬱的單親媽媽竟成為社會問題？我們採訪了4位單親媽媽，這裡有她們的第一手告白。
投入性產業 獨撐家計
有天清晨下班，她騎車到海邊散心，越想越難過，「等到我有意識時，海水已經淹到胸口，我是被冷醒的。回到家溼淋淋的，很怕被家人發現，還好大家都在睡，我趕快去洗澡，告訴自己絕不能再做這種事。」過沒多久，有次她結束大夜班，太累，騎車自撞，摔到汽車擋風玻璃上，送醫急救，第4個孩子誕生了，6個月的早產兒，僅重1千克。
小可高職肄業後，很快就當媽媽了，「我17歲跟男友結婚，是想脫離父母，一開始當媽媽很開心，上媽媽教室、學育兒知識，經濟就省著用。」那時生了2子，但全職媽媽只能伸手要錢，和公婆同住也不自在，經常和先生吵架，20歲離婚。
「離婚後很失落，想說怎麼養活孩子。」她和前夫各養育1子，搬回父母家住，打工月收2萬多元，省吃儉用勉強度日，只期待每週末探視分開的大女兒，「但女兒想買玩具，我沒多餘的錢買給她。後來好友上台北做按摩店（半套店），找我一起，我想為了小孩…好吧！」語氣很是無奈。
那時她年輕、身材好，生意好時月收入超過10萬元，也有更多休假能陪伴小孩。這天，小可穿著超短裙，但身上針織衫卻磨損到線頭鬆脫，她不禁感嘆：「負責任的媽媽在這社會上，帶2個小孩，不拿贍養費，又沒家庭支撐，若不做這行，真的很辛苦。」是性產業接住了她。
小可後來和第2任丈夫合開超商，再生下2子，以為人生能重來，結果先生外遇離婚。她向兩任前夫爭回監護權，一人獨養4子，只好回到性產業，開「個人工作室」（獨立接客），維持更多收入和彈性時間。她自認幸運，「平時媽媽幫我帶小孩，收入也算好，若沒有媽媽（幫忙），還能請保母，勉強生活，萬一連錢都沒有，那就絕望了。」然而，性產業對年齡、體態要求高，收入隨年資呈反比，她這幾年收入沒那麼好，精神壓力大，身體也特別累。
她為工作在外租小套房，休假才回娘家陪小孩，「但我每天都會和他們視訊、聊天，告訴他們『我愛你！』」4個年幼的孩子是她活著的動力。
經濟壓力大 問題普遍
活不下去的，是半年前的社會新聞主角、從懸崖邊抱著2子墜下的吳女，根據她的法院陳述，她7年來獨自扶養2子，面對經濟困窘、工作壓力、輿論壓力和社會異樣眼光，完全沒有個人自由，因而犯案。有人自稱是吳女友人，批評她懶惰，「經濟困難是自己造成的。」衛福部統計處科長李美鈴表示，因家庭型態改變，單親家庭的母體不易掌握，加上單親家長易受歧視，近年已不再做「單親家庭狀況調查」，我們僅能依據2010年（最新）的報告分析，發現單親家庭的經濟困難是普遍問題，高達7成2的單親家庭月收未滿3萬元，超過7成家庭入不敷出。
兒童福利聯盟2013年曾針對服務的單親家庭做「弱勢單親家庭生活現況調查」，發現其3大壓力來源為：經濟（84.7％），近半單親家庭每月收入低於最低基本工資；子女照顧（79.6％），7成單親家長表示遇到問題或困難時得自己解決；心理調適（46.6％），9成單親家長對孩子有愧疚感，7成會因單親身分刻意減少和親友往來，超過3成單親家長壓力大到快喘不過氣。
其中，單親媽媽的經濟與子女照顧壓力高於單親爸爸。根據行政院主計處2018年統計，我國女性勞動參與率在25至29歲達巔峰的91.8％，30歲後隨年齡逐步下降，55歲以上甚至不及五成。而30歲正是台灣女性的平均生育年齡，顯示許多女性因生育或照顧子女被迫放棄工作。
成生育機器 不受尊重
若不放棄工作呢？「台灣勞動條件差，工時長，薪資低，多數家庭須雙薪才能養家。」清大社會所教授沈秀華說：「女性工作確實能有經濟獨立和成就感，卻要面對『第二輪班』的問題，即下班回家有第二輪工作，家務育兒始終以女性為主，這也包括了男女薪資不平等沒改變。」根據2019年勞動部調查，兩性薪資仍有14.2％的差距，部分原因是女性為兼及子女照顧，只能從事非典型勞工（非正式、臨時性的不穩定僱傭狀態）。
來自越南的小昭（化名）今年33歲，她在越南工作月收新台幣4千元，聽說親戚嫁來台灣，生活改善不少，10年前透過仲介來台嫁給大她10多歲的前夫，前夫家中經營貿易公司，頗為富裕，只花30萬元仲介和嫁娶費，就娶回新娘。
小昭和前夫生下2子，「我剛來不會講國語，他講什麼我都聽；後來我漸漸聽得懂，發覺他們只是利用我生小孩，不尊重我。」婆婆常罵她：「妳是媳婦，家事妳要做！」「早晚要煮飯，先生不能吃外食，不健康！」「孩子妳生的，自己養、自己顧！」「妳是媽媽，要替小孩洗大便，爸爸是男生，不能洗大便！」她用越南腔國語，越講越快，越說越委屈。
她每天帶孩子、煮飯、打掃家裡，前夫每週給她1千元，包括買菜和嬰兒用品，開口要錢就被罵「花太快」。有天她生病，在房間睡覺，連飯也沒吃，婆婆和前夫罵她一整天，直到晚上發燒了，才帶她去看醫生。還有一次全家去外地玩，她和前夫吵架，前夫開車載2個孩子回家，把她留在路邊，她只能用不流利的國語沿途借錢問路，自己回家。
後來前夫開始毆打她，趕她出門，不讓她見孩子，她被迫離家時，身上沒錢也沒換洗衣物，她到警局報警，警察卻勸她：「為了孩子先原諒他吧。」她打113家暴專線，「他們說如果離婚，孩子判給我，我就能留在台灣；如果判給爸爸，我就要回越南，我很怕再也無法看到孩子。」說完她忍不住大哭。
短短幾年，嫁來台灣的美夢變成噩夢。直到第4年，她才被警察送去緊急庇護所居住，並找到月收2萬5千元的工作機會，原以為能擺脫恐怖夫家，重新生活，沒想到前夫竟然跟她索賠1年23萬元的扶養費，她只好下定決心打離婚官司。3年後，法官將2個孩子的監護權判給小昭，前夫要付每月2萬4千元的贍養費，但他立刻脫產，3年來從未付過錢。小昭無奈說：「我現在只希望他不要來鬧就可以了。」
爭贏監護權 重擔難扛
婦女新知董事、律師郭怡青認為，過去台灣法院會把孩子監護權判給經濟能力較佳的父親，但「現在以『子女最佳利益』，離婚官司中法院把監護權判給媽媽的比例變高很多。但我國稅制不完善，父親若脫產也查不到，加上外交困境，藏在國外的錢我們無法執行，民事上仍無法強逼父親付贍養費。」
1996年《民法》修正為「子女最佳利益原則」，母親取得監護權比例逐年上升至7成，但單親媽媽卻要同時扛下經濟、就業、家務、育兒和社會歧視等重擔，甚至還有婚姻關係與離婚官司帶來的創傷，稍有不慎就會跌落懸崖，陷入貧困、憂鬱的深淵。
單親媽媽租屋不易，常被房東問：「妳繳得出房租嗎？」「為何自己帶小孩？」「先生怎麼了？」心裡難免挫折，就算租到屋，單份薪水扣掉租金，育兒也不容易。小昭從事到府老人照顧服務，月薪3萬元，扣掉新北市套房的租金1萬多元，扶養2個孩子，生活壓力極大。
2年前，她被介紹到勵馨基金會，提供她2年免費社宅居住，人生才出現轉機。我們來到新北市林口社宅，採訪勵馨基金會林口服務中心主任李玉華，她說：「我服務過緊急短期庇護所，受暴婦女可以住半年，最多1年，當她們離開庇護所，雖有57％婦女能離家獨立，但租屋困難、生活壓力大，一段時間後，有高比例婦女又會回到受暴環境。」
她繼續解釋：「政府對單親的補助是殘補、散落的，主要有二個，一是『特殊境遇家庭』，比較是緊急短期的經濟救助。長期救助還是要回到《社會救助法》，申請中低收入戶資格，但申請門檻很高，她們就掉在邊緣，卻沒有完整的支持，所以我們嘗試三合一的服務，同步解決她們居住、就業和照顧的問題。」
在林口，勵馨向政府租借20戶大坪數社宅，作為受暴婦女離家獨立前的中繼資源站，提供2年免費住所、就業機會和托育服務。李玉華直言：「台灣自認平權，但國家配套措施沒有跟進，其實加諸了照顧和生產二種責任在女人身上，工作權有了，卻沒脫離照顧責任，因此多數單親媽媽都是非典型勞工，低薪計時，有些連勞健保都沒有，這些婦女老後會是另一個貧窮問題。」一個單親媽媽的墜落，通常也代表一群孩子的墜落，都是國家社會未來要承擔的後果。
單親媽媽困境也發生在白領階級身上，32歲的婷婷（化名），6年前因懷孕請辭月薪4萬元的行銷工作，打算生產後親餵哺乳，卻獨自經歷了一連串身體折磨。先是剖腹產，出院前罹患蕁麻疹，哺乳初期乳頭疼痛、破皮，好不容易習慣疼痛，又被診斷出「雷諾氏症候群」（因情緒壓力誘發的血管痙攣症狀），「我被吸奶的瞬間會爆痛，有時會出血，我想好好親餵，但怎麼會這樣？真的很想放棄哺乳。」她忍痛親餵到孩子半歲，終於放棄哺乳。
她和月薪3萬元的先生，合力負擔1萬6千元的房租，半年6成薪的育嬰假補貼到期後，經濟壓力讓她情緒低落。「我每天早上起床，一個人面對小孩，不知道自己要幹嘛，我超不會煮飯，覺得自己還是個孩子，不知道能為孩子做什麼。」朋友開的新創公司，好意讓她帶孩子去上班，「但大家在安靜工作，小孩總是會哭，我覺得壓力很大，只好每天推嬰兒車上班，哄她睡後再工作，這樣度過2年。」憂鬱頻率漸增，朋友建議她看精神科，「當醫師問：『妳這幾年快樂嗎？』我答不出來，就在診所痛哭。」
社會價值低 加深憂鬱
大學護理系畢業的婷婷，試著分析自己憂鬱的源頭：帶孩子、經濟壓力和失去社會價值。「我在職場工作多年，因生育突然斷掉職涯，被迫放棄社會價值和工作，我先生雖然也會照顧小孩，但他不會是請育嬰假的人，我沒獲得應有支持，多少對先生會有怨恨。」
立委王婉諭深有同感地表示：「即便我學經歷、收入都不錯，大家還是會直接把教養子女的責任落在媽媽身上，台灣不論家族、社會氛圍或企業文化都有這種狀況。在立法院，大家會問我：『妳怎麼有時間照顧小孩？』但不會問男立委，而且台灣育兒環境不友善，讓女性壓力更大，更別說單親媽媽必須單打獨鬥，若沒家庭資源，收入又低，就更艱辛。」
婷婷為找回自我價值，拿積蓄開工作室接案，卻欠下一筆卡債。有段時間，她到處找異性發生性關係，她形容那像在發洩，有時一晚3個對象還停不下來，「憂鬱症讓我自我價值低落，無法肯定自己時，怎麼看另一半都不順眼，其實我是覺得自己爛、沒價值，而不是多有性需求，只是透過做愛找到自我。」狀況持續2、3年，後來她向先生坦承，二週後就被離婚。
有天早上起床，「我可能有點恍神，不知道自己要幹嘛，不知道未來在哪裡，就把小孩放在房間，自己去頂樓，我想跳樓，想去死，但是又很怕痛，只好打電話給社會局，請他們把小孩接走。」婷婷嘆了一聲，啜泣著說：「我知道孩子有爸爸，但同時覺得沒人比我更會照顧孩子，又覺得孩子不要跟我這種爛媽媽在一起比較好，這世界沒人可以幫我了。」後來社工在電話裡，引導她下樓看看孩子，才解救了她。
被迫貼標籤 打擊自信
小孩上幼兒園後，讓她稍有喘息空間，加上長期心理諮商與朋友支持，漸漸能與憂鬱共處，她露出淺淺的笑容說：「這2個月我開始運動，沒比較瘦，但比較快樂，現在講得出『快樂』二個字，已經是比較好的狀態。」但她清楚，憂鬱或許是一輩子的事，「我知道『產後憂鬱症』是因產後荷爾蒙發生變化引起的，但朋友說：『妳產後憂鬱也太久了吧！』我聽了還是很火大，你知道照顧小孩是一輩子的嗎？」
精神科醫生黃偉俐解釋：「單親媽媽普遍有失眠的情況，容易走向慢性憂鬱，當出現過度煩躁、易怒，甚至打小孩都是警訊，長照有提供喘息服務，單親媽媽其實也很需要。」
心理諮商師趙慈慧則認為，單親媽媽通常被視為失敗標籤，擔心沒有父親保護，孩子被歧視，讓她們缺乏自信，「如果家族和社會文化都用負面眼光看她，她也負面地看自己，那會非常苦，像是別人把刀丟在地上，她自己把刀拿來往身上插。我們會去盤點她的內在資源和力量，強化單親媽媽的韌性，讓她再次看見自己所擁有的東西，不把別人的負面評價收進來。」
事實上，單親媽媽樣貌多元，我和40歲的凱莉（化名）約在咖啡館，一見面她就劈頭聲明：「我帶女兒住在社宅，算是很會找（社福）資源的菁英，經濟沒問題，也讓孩子參加共學團。」碩士畢業的凱莉，現在幫媒體專欄寫稿，稿費不多，但早年理財有些積蓄，她寧可把時間花在孩子的教育。她稱怕被貼上「單親媽媽」弱勢貧窮的刻板標籤，所以先解釋自己的社經狀況。
她和前夫因懷孕結婚，自稱婚前就打定主意做單親媽媽，直到去年才主動離婚，「男女有不同特點需要互相學習，但為什麼一定要有爸爸和媽媽才叫完整家庭？叔叔、阿姨、鄰居、朋友不行嗎？大家的想像太單一。」凱莉認為單親媽媽的苦，來自社會對母職的刻板想像，如溫柔、母愛、天生會照顧小孩，凡事以孩子為主，「若我不這樣，就會活得很辛苦。」
人們對母職的想像與美化是女性的緊箍咒，這也解釋了，為何法官和輿論會對殺子的吳女作出嚴厲的批判。畢竟就連看起來獨立強勢的凱莉，有時也會因周遭的異樣眼光引發憂鬱症，「發作時我會很沒動力，給自己很多藉口，一直拖延該做的事。」
成見鑄枷鎖 期待超標
王婉諭質疑：「為什麼政府發放『媽媽手冊』，卻沒有『爸爸手冊』？似乎從法律面就認為，這是媽媽的責任，這要從整個親職教育上調整，政府必須推動公共托育，但問題是，社會還是認為媽媽應該自己帶小孩。」
李玉華則指出輿論普遍批判吳女的關鍵：「輿論無法同理這位母親，隱含的是社會認為她是不合格的母親。媽媽準時下班，回家還要煮飯、做家事，才是合格母親；但爸爸只要準時下班就很棒，多做點家事就是好爸爸。」甚至單親家長有交往需求時，大家會介紹異性給單親爸爸，認為女友能協助照顧子女；但鮮少介紹異性給單親媽媽，怕她因談戀愛而忽略照顧子女，性別歧視是造成單親媽媽困境的主因之一。
賓館陰暗、潛伏菸味的房裡，小可為吳女感到惋惜：「我會想，如果我認識她，關心她，給她一句加油，或許她就不會做傻事了。」小可能同理吳女的無助，而輿論只責怪她扛不住獨養子女7年的壓力，卻沒人質問：這7年，付不出贍養費的前夫去了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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