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延平獲頒台北電影節卓越貢獻獎，戲言是好朋友的愛戴，拿的是最佳人緣獎。大導演口中的「拿獎有始有終」，是我們在網站看到的第一筆資料：他幫蔡揚名導演的《錯誤的第一步》寫劇本，獲亞太影展編劇獎，那年是1979年，至於他的入行，則要往前推個4、5年，「我寫《錯誤的第一步》是大四。入行是大一，那時候我念東吳夜間部外文系，學校旁邊是中影文化城。有一天，一個領班來我們學校找臨演，說60元1天，還可以看明星。我們幾個男同學去湊熱鬧，演路人。那場戲是徐楓和武行對打，我們在旁邊走來走去。導演喊開麥啦，主角開打，我經過，回頭看了一眼。導演喊卡，副導演衝過來飆罵，說：『你看什麼看？』我說：『不是啊，路上有人打架，你總要看一下吧？』副導演說：『就你意見多，你演死人好啦！』俠女砍死了幾個人，地上躺7、8個演員，都是演死人的。拍完收工後導演把我叫住，叫我隔天去當場記。為什麼？因為我演屍體，是當天唯一一個有憋氣的，很進入狀況。」
場記，隨後晉升副導演，朱延平跟過蔡揚名、郭南宏、張徹等大導演。副導演職銜聽上去很威風，但無非是安排臨時演員、看拍攝現場有沒有穿幫，哪裡有人教怎麼拍電影呢？一日，他去看《教父》，看完整個人癱在電影院站不起來，因為太震撼了，「我又特別找一天去寶宮戲院，拿筆記本把每一場戲記下來，這一場是哥哥發脾氣，下一場是黑道火併。那時候寶宮戲院不清場，我就從早看到晚，把整個結構都寫下來。黑幫電影可以拍到像史詩一樣偉大，實在太了不起了。《教父》是我的電影啟蒙。後來，就把這部電影學到的技巧用在《錯誤的第一步》。」
他憧憬著拍一部偉大的黑幫片，未料，接下來幾年的真實人生已與黑幫電影無異了。
關於他的第2則新聞，是喜劇演員許不了失蹤，遭南北二路追殺。《錯誤的第一步》榮獲編劇獎後，隔年蔡揚名要他拍喜劇，說他很有潛力。他在電影資料館看了許多喜劇泰斗卓別林的電影，寫出《小丑》劇本，找許不了拍片。電影上片，2個名不見經傳的人打敗瓊瑤、狄龍等大咖。一戰成名後，黑道爭相找他們拍戲，「許不了不肯，鬧失蹤，結果被黑社會打了嗎啡，一打就乖了。但我膽子小，不用打毒品，就很聽話了。他們找我去咖啡館談事情，一進去，裡面坐7、8個兄弟，把鐵門拉下來，然後就在那邊擦槍、裝子彈啊，要我拍片。我說：『你不用跟我講，我都可以，但我前面有竹聯，有牛埔，有縱貫線，好幾部要拍，你們去喬，需要我先拍誰的，我就先去拍誰的。』那段時間一直持續到許不了死了。」悲慘的往事當作最好笑的事來講，「那時候每天都被壓榨，因為帶著懷恨的心拍片，但又不能讓它垮掉。後來我常常講，黑道的壓力是我賣錢的動力，沒有黑道，我拍片，每一部都賠，因為壓力不見了。」
過往不戀，他至今不看自己的電影，一個拷貝都不留，但母親過世，想到的還是《小丑》，「《小丑》的靈感來自《中國時報》一則社會新聞，有一個小丑，和媽媽相依為命，媽媽死掉，仍登台表演。後來某一年，我和周杰倫在上海宣傳《功夫灌籃》，我們隨片登台，途中我手機收到媽媽過世的消息，我很難過，但我沒有講，那時車上還有曾志偉，因為電影賣座，大家都很開心。下車後，我立刻打電話回台灣確認狀況，我還在那邊哭的時候，旁邊的人在催促，快上台了。一上台，周杰倫的歌響起，舞台都是綵帶，全場都在跳舞，我馬上想到許不了。」
喜劇導演受訪擠眉弄眼，笑話張嘴就來。問幽默感從何而來？他說大概是來自媽媽的遺傳，媽媽很樂觀，很會講笑話。父母是1949年來台的外省人，軍公教家庭，他小學時，父母離異，他跟著當小學老師的媽媽生活。中學時，母親再嫁，他一個人孤零零住在母親北師附小的宿舍，直到出社會。青春期的男孩面對家變，茫茫然不知如何是好，只好去混幫派找認同，中學念了6所學校，讀了4年仍沒畢業，只好去當兵。「退伍後有一天我去找朋友，剛好有一個作弊集團在他家，說付1萬8，可以護航考大學聯考，我一聽這麼好？回去跟我媽要錢。他們是幾個大學生，台大、清大的。當天，我們都在成功中學考場。他們交完試卷，站在考場窗外。那時候都是選擇題嘛，手上一瓶可樂，代表第一大題，摸頭是1，摸耳朵是2…就這樣抄抄抄，矇到東吳夜間部，有時候我也會想，要不是退伍去找這個同學，也不會考上東吳夜間部，如果沒有考上東吳大學，也不會拍電影…」
事隔多年，回首人生，偶爾也會覺得一個無心之舉改變了命運，但生活卻是得過且過。他與許不了成了生命共同體，每年拍5、6部電影，一連拍了5、6年，部部大賣，但他屢屢對記者說累了，想移民新加坡，「那段日子很辛苦吶，錢都被大哥拿走了，他們就隨便包一個小紅包給你，生活都有困難。後來，賺了一些錢，想走也走不了。」「楊登魁不是有給你一只勞力士？」「勞力士不能當飯吃啊。我有一抽屜的手錶，後來被菲傭偷走了。」
1985年，許不了病逝，黑道無利可圖，一哄而散。他自由了，可以大展長才了，誰知拍一部賠一部，直到《大頭兵》《七匹狼》才又翻身。
時序進入90年代，《新烏龍院》《號角響起》《泡妞專家》…他的賣座電影一部接著一部，那些年台灣國片票房，有一半是他掙出來的。他商業嗅覺敏銳，懂得找金城武扮醜搞笑、讓徐若瑄露點演床戲，然而與他合作過的大明星們都沒有怨言。製片人邱瓈寬說有一回搭飛機遇見金城武，大明星對她講，從影以來，就屬和朱導演合作最愉快。
「有些導演會把拍電影當自己的命，幾天幾夜寫劇本，得失心太重，拍片現場演員達不到要求，就翻臉、飆髒話，說：『操，怎麼找這種八流演員？』」向他求證此事，他笑咪咪地說：「但我不是，拍電影對我而言只是一份工作，不強求。我在現場都是笑嘻嘻的，演員說這場戲他演不來，我說：『不好演吧！沒關係，我們換個角度試看看，或者你找一個你演舒服的角度。』所以我叫『朱隨便』，哈哈哈。」
自嘲隨便，但在邱瓈寬口中就是一種「隨機應變」。邱瓈寬18歲入行，在朱延平的電影當場記，朱看出她的機靈，將她轉到製片組，2人自此以師徒相稱，「朱導是我看過最聰明的導演，我們那時候很多兄弟…哎，不要講兄弟，講『社會人士』好了，拍片會盯場，他總是隨機應變，能現場改劇本、加台詞。有一次他拍《女人國》，那電影名字一看就是女生的戲嘛，當時鄭少秋因《楚留香》大紅，投資方臨時找了鄭少秋拍一天戲，他當場就加了一個女人國國王的角色…」
朱延平在商業上得到驚人成就，但也希望獲獎受肯定，想起年輕的時候看作家柏楊的戰爭小說《異域》深受感動，親自上門拜訪，花10萬元說服柏楊把版權賣給他。他找來柯俊雄、斯琴高娃一班硬底子演員拍戲，滿心期盼，但當年金馬獎卻一無所獲。
當我們讀到第334筆資料，將會看到一則〈不滿我國籍評審焦雄屏談話內容 長宏揚言撤退〉的新聞：他帶著作品《祖孫情》出國參加亞太影展，評審焦雄屏說台灣影片品質不好。他揚言退賽，說焦雄屏分明是挾怨報復，「那時候在《聯合晚報》撰文列朱延平37條罪狀，說我拍《報告典獄長》屎尿齊飛，不堪入目，又說《七匹狼》置入黑松汽水，連中影都沒有把國民黨黨徽放進去，我居然把商品跟電影做結合！」他說得委曲，但話鋒一轉，又嘻嘻哈哈，「我跟焦雄屏現在都是老朋友，我們一起去腳底按摩，一起去兩岸影展。當時就是幼稚吧，那時商業和藝術就是水火不容。」
他拍《小丑》那幾年，侯孝賢也拍了《兒子的大玩偶》，他的崛起與台灣新浪潮的問世幾乎同步，關於台灣新電影的研究車載斗量，關於他的討論付之闕如，「新浪潮為國爭光，是台灣的榮耀。但我們這些商業電影是台灣的集體回憶，我們這邊不單單只有我，還有《搭錯車》虞戡平、《魯冰花》楊立國、《報告班長》金鰲勳。像你小時候看什麼電影？你們談的是過年去看《烏龍院》《魯冰花》，那是集體回憶，這兩種電影各有各的代價和貢獻。」
讀第1,843則資料，他在報導裡半開玩笑地對媒體說：「當時有人找我去頒發金馬獎，但第一次站在台上，要我裝笑臉把獎頒給別人，如果哭出來怎麼辦？所以我婉拒了。」2009年他擔任電影發展基金會董事長，基金會轄下有金馬獎執委會，備受冷落沒關係，那就當他們的大老闆，騎到他們頭上，「前一任董事長是廖治德，他中間有原因不能做，要我暫代，結果這一暫代就是13年。去年李行導演走後，我有請辭，但文化部慰留，我想如果我堅持不受，那就有點矯情，你知道的，賤人就是矯情嘛！」
他說自己是里長伯個性，喜歡交朋友，就算沒接任基金會董事長，也很樂意去幫忙別人。時序進入2000年，他的拍片量少了，我們找到關於他的新聞，不是幫各式各樣的電影團體找錢、爭福利，就是出席各式各樣的電影人公祭與告別式。
去年李行導演過世，朱延平在臉書上哀悼說「他是我最老的麻吉」，傷心欲絕。「其實我接基金會董事長，有一半原因是為了李行。基金會底下還有一個兩岸電影交流委員會，他是會長。每一年我都問他還想不想當會長？想當的話，我就繼續當董事長，支持他。90年代我拿獎想瘋了，那時候李導演是導演協會會長，頒了一個獎給我，大概是肯定我是台灣商業電影的東方不敗，我很窩心。但後來才知道，他是知道我有財力，要我接導演協會會長，要抓交替來著，哈哈。」
受人點滴之恩，泉湧以報，2個不同世代的電影人，意外地在李行導演晚年有了美好的情誼，「他很凶，和他工作過的人都被他罵過，但他看到我都笑嘻嘻的，說我是他的接班人。我們私生活相處密切。有時候我會載他們出去吃飯，李媽媽（李行的太太）不肯出門應酬，他就會拿我來說嘴，說：『妳看，延平就像我們自己兒子，比自己兒子還孝順。他來接我們，妳還不去？』他這樣講，李媽媽就肯出門了。他兒子很早就車禍過世了，而我沒有爸爸。我們沒有以父子相稱，但差不多是這樣的意思吧。」
李行是台灣電影之父，順著這個邏輯，朱延平也是電影之子吧？但即便沒有李行一層關係，他引領風騷40年，國片票房稱東方不敗，又熱心為電影人服務，電影之子這個封號也當之無愧吧？「我當董事長，找老侯（侯孝賢）當主席，一切以主席的意見為尊，基金會只是監事。他創金馬學院、大師學院，都讓人耳目一新。以前主席上任，帶來自己人馬，卸任之後又把自己人馬帶走，執行長只能做4年，什麼事情都做不了。老侯那時候的執行長是聞天祥，他說聞天祥非常適合，是不是以後就讓他們常任，不用跟主席下台。我做13年，聞天祥也做了13年，做到大家有目共睹，如果不是那年發生事情，金馬是亞洲最大的電影盛事。」
那一年發生什麼事？那年，2019年，傅榆紀錄片《我們的青春，在台灣》獲獎，上台發表台獨言論，兩岸電影交流自此中斷，「畫面一卡過來，我跟鄭麗君部長拍手鼓掌，李安握緊拳頭，面有難色，從此之後我就被大陸網友罵『搖擺狗』，說一面在大陸拍片討飯吃，一面向台獨搖尾巴，」屢屢在媒體說自己已半退休，已經是飯局咖的大導演笑嘻嘻地說：「我從來沒想到自己是因為拍手而退休，但我這個年紀在台灣拍片反而好，成本小，壓力不會這樣大。離鄉背井，年輕時無所謂，但到了這個年紀反而會想家，好辛苦。很多人其實不知道我為什麼坐在那兒，我從來沒拿過金馬獎，但我現在是他們的老闆，拿不到它，就做它的老闆，好好照顧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