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兩點，在澎湖馬公市的鎖港碼頭，幾名外地遊客望著海面，討論著不知何時定置網漁船才會入港。一旁戴著球帽，皮膚黝黑，像個釣客打扮的謝三泰聽見後，熱情上前講解：「快了啦，還有一艘要進來。」接著又是介紹當季漁獲，又是感慨著再沒兩天東北季風就要來啦。遊客好奇問他：「是本地人嗎？」謝三泰愣了下，接著羞澀地裂開皺紋笑著回答：「都在台灣流連，最近剛回來。」
【一鏡到底】我和我的狂飆時代 謝三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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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三泰是80年代末、90年代初，解嚴前後的重要攝影師。
他愛攝影，也愛那個狂飆的年代，
為了拍照，可以轉行當計程車司機，拋下妻小到台北當攝影記者。
家庭親緣從不是問題，
重要的是如何把自己投入抗爭的激情烈焰中。
謝三泰拍下無數好照片，每張作品背後，都有著關係的裂痕。
那是他愛的時代，也是他必然的犧牲與遺憾。
漁船進港了，所有人一擁而上，圍著一簍簍鮮魚喊價。謝三泰也奔向前去，卻是拿出相機猛按快門。我們才剛在人群中找著空隙，卻發現他又獵豹般一溜煙跑到碼頭另一邊取景，眼前小漁港彷彿也成了當年一觸即發的新聞現場。
貧窮與忙碌 讓親緣淡薄
65歲的謝三泰是紀實攝影師。1987年政府宣布解嚴，一個月後，他北上任職《自立晚報》攝影記者，與潘小俠、何經泰、劉振祥等人為同期戰友，在各個重要抗爭場合衝鋒陷陣，成了報禁開放後，媒體變革黃金年代的標誌攝影家之一。他曾連續3年奪得「吳三連新聞攝影獎」，2002年離開媒體後，仍持續以相機記錄庶民文化、勞動者，與弱勢族群權益等相關議題，曾出版《走拍台灣》《勞動尊顏》《我的志願：聽見夢想的聲音》《鹹水煙：澎湖印記》等攝影集，作品亦獲國立台灣美術館、台北市立美術館典藏。
這兩年，謝三泰頻繁往返出生地澎湖與台北，投入積蓄在老家原址蓋新樓，似有告老還鄉的打算。「說告老還鄉，是心情上，並不是肉體上。我的願望就是在出生地蓋一個房子，人生繞一大圈，還是再回到原點。」謝三泰站在新家的天井，172公分高，身材精壯的他，露出了少年般爽朗的笑容。陽光透亮灑下：「你看，這就是我出生的地方。」
1958年，謝三泰出生在澎湖馬公市邊陲一個名為「安宅」的小村落，接著就是那年代的典型故事：嗜賭的阿爸，牛一樣勤奮的阿母，好窮的家。「我家本來務農，但我爸爸每天都賭，賭到家產都輸掉了，我媽就跑到漁港工作，把捕獲的魚蝦從船上抬到岸上，等拍賣，澎湖叫做『出漁』。」謝三泰說。
謝三泰家裡人口眾多，兄弟姊妹加他共十個，他排行老九，為著顧三餐，個個早早出來工作。謝三泰從小學起即打過各種工，又是削甘蔗，又是剝火燒蝦，又是搬冰塊。日子久了，他終於有所領悟：「國中畢業，我就很賭爛這個家，他媽的，怎麼那麼窮啊？」謝三泰頂著一頭俐落的灰白短髮，回答問題時，有時會搔頭思考。回憶起童年的苦日子，他原本碳黑的臉掙扎糾結了起來。
腥味與拍賣市場裡隨處棄置的魚碎，剝火燒蝦時滿手的刺傷，蕭索的海岸線，東北季風來時，漫天鹽霧的鹹水煙…這一切都讓謝三泰想逃離。貧窮與忙碌讓親緣淡薄，「坦白講，我一到高職畢業就離開，幾乎對這個家庭沒有什麼感情。」他打定主意要逃離這個家，高職畢業後趁著當兵時離開了澎湖，「因為我想在外面賺更多錢，就篤定我不會回澎湖 ，我不想（回去），我要遠離貧窮。」
以運匠之眼 觀社會不平
當兵時，謝三泰在左營受訓。對澎湖孩子來說，台灣的一切新鮮極了，大山、大河、火車，都是沒見過的東西。他存錢買了人生第一台Nikon FM相機，趁著休假把風景拍了個遍，如果退伍後走投無路得回澎湖，至少還有東西留念。
1979年，高雄爆發美麗島事件。尚在服役，還沒想好出路的謝三泰對新聞感到好奇，趁休假跑到舊書攤上尋找答案。他開始閱讀黨外雜誌，以及賴和、楊逵、吳濁流、呂赫若等人的文學作品，亦搜刮布列松（Henri Cartier-Bresson）、卡帕（Robert Capa）等盜版攝影書。「以前都聽我爸媽說日治時代生活有多苦，後來看書才知道是真的。那時候我才想如果有影像多好？才有所謂的證據。」謝三泰說。
此後他的攝影開始從生活紀念照，轉為專題報導攝影，如《三輪車夫》《最老送報生》系列作皆是此時期拍攝，也開始偶爾返回澎湖記錄故鄉變遷。他感受到了時代吹起的風，也知道自己正掌握著一把好武器，「我覺得我在這個行業（攝影）應該是可以闖出一片天，那時候包括《新新聞》跟《人間》雜誌都已經出刊，我相信媒體應該會有某種程度的開放。」
他開始投稿作品，甚至為了拍照拋下貿易公司的業務工作，轉行當了計程車司機。「我那時候（跑業務）1個月可以賣1、2百萬元商品，年終獎金可以拿去訂房子，那時候多好！但還是不能滿足我。」那時就對攝影這麼癡迷了？謝三泰揮了揮手，好似要趕走什麼惱人的小蟲般說：「（工作）把我拍照的時間給卡死，我要的是一個自由空間，不想呆板地做朝九晚五的工作。」
一心想遠離貧窮的孩子，找到了夢想和使命，他想成為最靠近時代的見證者，就算1天只賺4、5百元車資，也沒關係。於是他將相機放在車座位底下，以備隨時捕捉窗外那正醞釀著一次巨大變動的世界。運匠之眼直視社會不平，富含人道主義精神，他拍下《有路無厝—興邦里》系列作品，記錄下當年高雄前鎮貧民區，活人與墓碑同界共存的場景。「面對被攝者時，我會推回我小時候的生活環境，用同樣的角度去思考。」
彼時他的照片好到連台北藝文圈好友，如向陽、潘小俠，都問怎麼不趕緊來台北發展？但無論怎麼找，北部報社總說不缺人，僅只問他願不願意當高雄特約攝影。1987年，以黨外立場與本土意識為特色的《自立晚報》終於向他招了手。當時他已結婚生子，仍毅然決然隻身北上赴職。當時謝三泰前妻也在忙工作，小孩就交給嫁到高雄的姊姊照顧。
「為什麼我拋妻棄子抉擇北上，理由很簡單，我如果這時候不去做一些轉變，我這輩子大概只能當一個計程車司機，或是一個業務員。我覺得，人生何不賭一賭？」謝三泰身子微向前傾，雙手交握認真地說。眼前已風起雲湧，安於親情與平凡才是遺憾。
若照片不好 是不夠熱情
擔任攝影記者後，謝三泰彷彿掙脫枷鎖的困獸，貪婪地在各個社會運動場合捕捉畫面。「我在澎湖生長了20年，完全是一個是跟台灣資訊隔絕的地方。突然來到台北，才發現整個資訊爆炸。那時候已經解嚴了 ，開始大家會衝撞的年代，剛好我也想衝撞一下。」
他印象最深刻的是520農民運動。1988年，農民為抗議政府開放美國農產品進口，北上在立法院門口與警方爆發激烈衝突，「警察在驅趕這些農民、這些群眾的時候，你會覺得事件會發展到什麼程度都不知道？在現場有一點點緊張跟震撼，然後心裡在嘀咕，難道二二八就是這樣嗎？會不會重演？」謝三泰說：「那時候就覺得我走對了。」
對狂飆年代的攝影記者而言，拍照不只是純粹記錄，更是自身社會實踐的手段。1987年，高雄後勁居民反對中油設廠的反五輕運動，謝三泰更為了理念，拋下工作貼身拍攝。「五輕在台北抗議，他們（抗爭者）說要回去圍廠。我說要跟主管報備，後來想說算了啦，報備什麼？我就下去，拍了兩、三天，回來被（主管）K得滿頭包。但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這些人是需要被幫助的對象，我一定要藉著記者身分，去滿足我，或是服務他們。」
一如戰地攝影師羅伯特‧卡帕（Robert Capa）的名言：「如果照片不夠好，是因為你不夠靠近。」對當時的謝三泰而言，或可理解為「如果不靠近，那是因為不夠熱情。」由於謝三泰身材高大厚實，在抗爭人群裡相當顯眼。民進黨創黨黨員廖耀松這樣回憶謝三泰在新聞現場的行動：「伊かた（音咖搭，肩膀）閣闊，皮膚黑嚕嚕，攏衝第一，像是欲幫後面開路。文字記者瘦比巴，攏藏置後壁，阮嘛綴置後壁。」
但要如何平衡激情與冷靜，取得最佳畫面？謝三泰這樣描述按快門時腦袋的運作。「按快門當下，同時在記錄兩件事情，一個是當下要的，一個是未來要的。也不曉得怎麼講，我就是有時候一直站在歷史的角度，去觀看這些事件。」
也許是因為總將記錄歷史的大旗扛在身上，謝三泰的照片比起同時代攝影師顯得冷靜而自制。「相較於同時代攝影師，謝三泰的風格是較為平穩而內斂的。很多攝影師在視覺性會很外放、挑動，他會盡量讓這種挑動或震撼降低，去靠近議題本身。」華梵大學攝影與VR系教授沈昭良說。
未完成任務 憤怒幾十載
1989年，鄭南榕逝世後10天，謝三泰接到任務，前往北京採訪亞青盃體操賽、亞銀年會，以及戈巴契夫訪中。身為首批中國官方核准的台灣記者團成員之一，他尚未從好友自焚的哀傷中緩過神來，卻遇上了中共總書記胡耀邦過世，北京學生集結天安門廣場悼念。
他在天安門廣場待了40天，將飯店房間改裝成簡易暗房，每日用國際電話偷傳真照片回報社。5月20日，北京實施戒嚴，為保安全，報社要謝三泰撤退。謝三泰不肯，報社切斷金援，5月23日他只能回台。12天後6月4日，天安門事件爆發，一氣之下，謝三泰遞出辭呈。他始終覺得這批影像是未完成的任務，不肯整理面對，要等到30年過去，2019年在大前輩張照堂勸說下，才將照片集結成名為《吼叫一九八九》的攝影集。
其實憤怒也不僅是對準報社，還來自對命運的無奈。謝三泰北上工作後沒多久，即與前妻因相隔兩地感情出現裂痕，從中國回來後更要直面離婚的現實。「我就有點負氣啦，第一個我就不爽（報社），第二就是家庭。」謝三泰說。「那時候想，如果我今天回來面對是一個失敗的婚姻，與其這樣子，我不如在天安門被槍斃。」
離婚、離職後，謝三泰跑回澎湖放空了3個月，左思右想也想不出除了攝影自己還想做什麼。結果自立再向他招手，他只好回鍋。「我覺得我的性格就只能在這樣的報紙，想想也沒有辦法。」謝三泰無奈地笑了笑。
那是革命同志仍需努力的時代，比起政治理想，家庭關係因生活而產生的微小裂縫還未受到重視。1989年離婚後，謝三泰固定一個月回高雄一次探望兒子。漸漸他發現兒子越來越不肯理他，「有一次他打電動，我跟他講說時間到了就要念書，時間到了就要吃飯，兩個人就拿著電動在那邊搶。」謝三泰有些無奈地說：「我千里迢迢大老遠跑回來看你，你應該是要盡到兒子跟爸爸在一起的責任。但我這樣想其實是蠻自私的，因為我沒有陪他一起長大，他怎麼會跟你有感情？他這樣做我很傷心，更讓我傷心的是，我沒有盡到我的責任。」
謝三泰也曾試著把兒子帶在身邊，但單親爸爸一個人帶小孩實在太困難。「帶上來台北，每天就跟我哭要找姑姑，我心裡吃醋。過了將近一個月，我大姊也在哭，兩個都在哭。好啦，既然都已經比親生還親生，我就很安心把兒子托給我姊姊照顧。」
身為攝影師，有幫兒子拍些照片嗎？「有啦，有幾張，隨便按個快門。他結婚時，有丟一些照片給他。但顯然他也不會在乎他的過去，照片對他來講也不重要，重要的是那種實質上的感情。」輕描淡寫幾句話，謝三泰似乎直指了紀實攝影的核心與侷限。作為凝結瞬間的在場證據，相片外的時光仍不停流的消逝，無法彌補或逆轉。
「我也知道我兒子對我的那種心情，我可以去彌補他，沒辦法彌補也就算了，不能太過勉強。最終我就是要為我自己負責。」謝三泰淡淡地笑著說。
彌補父子情 彼此釋善意
2002年，謝三泰最後擔任攝影記者的公司《勁報》宣布停刊後，他離開媒體，但仍持續以影像關注勞工與身障者權益等議題。今年10月，謝三泰預計將《自立時報》時期記錄的街頭運動照片整理好，出版攝影集，名為《街頭劇場：台灣民主運動（暫定）》。「隨著台灣過去的政治，我覺得我走到65歲了，這時候，應該要出（攝影集），讓更多年輕人了解台灣過去實際上有一段抗爭的歲月。接下來大概就是過我自己想要的生活，對於社會的責任，也就是到這個時候。」
攝影家終於卸下時代的大旗。兩年前兒子也成家立業生孩子，會主動傳孫子的影片和照片給謝三泰。覺得兒子諒解了嗎？「他這幾年釋放比較多善意，我出書一定會送給他一本，包括我被採訪的報導，他也有看。我覺得他會釋懷，知道爸爸不是拋棄他。說起來就肉麻，我是拋棄小愛，追求大愛。」說完，謝三泰自己都不好意思地撇過頭笑了起來。
最後一日在澎湖，謝三泰帶著我們走訪西嶼的三合院古厝遺址。他一邊穿梭廢墟中，一邊講解：從前這裡就是曬魚乾的地方；這裡是大家取水的地方…過往亟欲逃離的場景與回憶，在經歷變遷與歲月的洗禮後，也有了不同的意義。
「這輩子走到這樣子，我覺得人生已經超出我的範圍，一個高職畢業的，可以去台北跟人家闖，跟人家硬幹，又可以返鄉，有幾個人可以做到？」在海風與9月仍酷熱的陽光底下，謝三泰停下腳步，又舉起相機，朝著我身後的地方按下快門。
謝三泰 小檔案
- 出生：1958年
- 學歷：澎湖高級水產職業學校
- 經歷：《自立晚報》攝影記者、《勁報》新聞攝影中心主任
- 作品：攝影集《舞蹈空間》《勞動尊顏》《我的志願：聽見夢想的聲音》《鹹水煙：澎湖印記》《吼叫1989》《走拍台灣》《火燒島：流麻溝十五號》
- 獲獎：1988、1989、1990年，獲吳三連新聞攝影獎； 2002年國立台灣美術館典藏《臨時棒球場》等攝影作品； 2004年台北市立美術館典藏《勞動尊顏》系列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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