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暴鎮壓我病了3】陣地社工夾在衝突核爆點 她還想衝,身體卻說實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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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修例運動至今持續不斷,抗議者在街頭遭警察強力逮捕的情景仍然經常可見。
反修例運動至今持續不斷,抗議者在街頭遭警察強力逮捕的情景仍然經常可見。
2019年至2020年的反修例運動裡,抗爭現場出現了一種以往沒有的「中間角色」:社工—或者他們自稱的「陣地社工」。這群社工堅持在現場疏導抗爭者的情緒,為他們提供人權的資訊,同時亦監察警察現場濫暴的行為。
陣地社工的角色經常受政府非議。去年11月,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彭潔玲在會上表示,現時無任何法例或與警方有任何協議,確保社工在非法集會的情景中,可進行什麼工作,即使是在安全和合法的情況下在旁支援,亦需向執法人員解釋並跟從其指示。換言之,政府帶頭否定社工在現場人道救援的角色,失去政府的肯定,理論上,社工就要和跟抗爭者一樣背負法律刑責,知名的陣地社工陳虹秀被控最高刑期10年的《暴動罪》;多名社工被控襲警罪。社工在進退失據的情況下,心驚膽戰地在現場堅持公義。
在現場奔馳半年的陣地社工「咪手」(手持擴音器、麥克風喊話的人)Jane(化名),由當初的不甘心,趕到現場協助抗爭者,半年來忍受警方辱罵「黑社工、×雞」,自責、痛苦、憤怒…百感交雜,至去年冬天精神崩潰,很長一段時間裡,她不敢看抗爭的新聞。
「每次出完(任務),都很憤怒,失眠很嚴重。有些畫面和聲音都會不斷在腦海重播。現在想起這些畫面,還是會心跳加速。」內斂的Jane說到自己的情緒時,以低沉的聲線回應。

調停警民衝突 自責未能及時

Jane有5年的社工經歷,她多次在反修例運動的衝突現場調停救援。烽火之間,她曾被催淚彈頭直射眼罩,在前線「開咪」(持麥克風喊話)調停警民衝突被辱罵,也陪伴被捕的年輕人。這些震撼的畫面和故事,讓她經常以淚洗面、失眠、胃痛,皮膚亦陸續出現問題,最後她被逼退下「火線」。本著服務大眾市民和守護公義的心,她走上街頭,卻走不出這些創傷的陰霾。
Jane說,她跟很多香港人一樣,在6月12日圍立法會出來,那天很多香港人賭上了自身安危。6月12日,她在金鐘一帶初嘗催淚彈滋味,混亂間瞥見無助的學生四處尋找失散朋友的影子。她忍著催淚氣體帶給她身體上的痛楚、抑壓著自己的情緒,以社工身分陪伴這些年輕人到安全的地方暫避。事後她開始反思社工在社會運動中的角色,決定加入陣地社工,在前線負責調停警民衝突。
仲夏衝突不止,且愈演愈烈。示威者趁著7月1日回歸紀念日舉行示威,下午衝擊立法會大樓。陣地社工團隊分了「兩更」,她被分配到凌晨時分才到現場支援。然而,事態發展迅速。未到凌晨,警方已在金鐘一帶用催淚彈驅散人群,示威者四散。Jane說:「當時心裡很不舒服,很自責,怪自己為何不早點出去,好像什麼都做不了的感覺。」這種情緒驅使她在沒有通知團隊的情況下,「偷偷地」獨自走到了立法會大樓附近觀察情況。她要親眼看見四周環境平靜,才願意離開。
這種自責的感覺讓Jane更希望可以「出隊」幫忙。然而反修例事件升溫,示威活動更見頻繁。8月31日,特種警察「速龍小隊」成員進入太子站,上演被認為「無差別」攻擊市民行動,一幕幕驚心動魄。「我記得8月31日我和數個同工(社工同行)在附近,看見直播,很崩潰,立刻哭了出來,出了事情但不能過去幫忙,這種感覺很不舒服。」

被催淚彈重擊 事後哭泣失眠

這渾身不舒服的感覺,驅使她幾乎每次堅持在現場支援。不擅言辭的Jane被安排擔任咪手角色,在警方與抗爭者之間拿著麥克風和喇叭廣播:「示威者正在離開,警方冷靜。」一字一句都需要小心翼翼,戰火中又要處變不驚,她說這個任務壓力很大。警方不時用「黑社工、假社工、唆擺(唆使、叫唆)大家出來、臭×」等言語辱罵她。Jane坦言,好幾次都按捺不住要回罵,但又要時刻提醒自己社工在現場的角色要保持中立。「當時情緒壓抑得很厲害,聽到這些話,其實正常反應是很憤怒,也很失望。」
這種需要兼顧日常工作和調停工作的生活,讓她累得不可開交。她經常感到很疲倦,記憶力也明顯變差,看見某些示威衝突,她會禁不住哭泣起來,但她沒有因此而停下來。
10月20日,市民上街遊行反對特首林鄭月娥引用《緊急情況規例條例》(簡稱「緊急法」)通過《禁止蒙面規例》。她憶起自己當時身處在尖沙咀警署外,當時附近大多是義務救護員以及記者,但警方舉旗示意準備擲催淚彈。身邊社工、同工用麥克風對警方說:「這裡沒有示威者,不要亂擲催淚彈。」但還是有義務救護員在他們身邊被催淚彈射中受傷。
兵荒馬亂之際,Jane感受到眼罩被重擊,一顆催淚彈頭掉在地上。「那是一個很大的衝擊力,我完全反應不過來。」旁邊的社工們看到同僚受傷都嚇呆了。一輛水炮車隨後駛至,她身旁的2名社工被直射,全身都是藍色催淚水。「那時候我很害怕,有種強烈的感覺,縱使有東西保護自己都無用,因為警察是針對著你(社工)。」
事發後她經常哭泣,情緒低落,也不能好好集中精神工作。她開始刻意迴避有關反修例運動的抗爭資訊,也會開始質疑作為社工所做的事是否能夠幫到社會。
面對破碎不堪的自己,Jane有種感覺:是不是到了該停下來的時候了?儘管之後她仍然希望支援抗爭前線,但在每次報名到現場當值的時候,身體總會出狀況。「想報名出隊或者出隊前一天,就有頭暈、發燒、胃痛或者渾身不舒服,導致不能出隊,已經發生了幾次。」心裡總是希望多做一點,但身體卻是「很誠實」地告訴她:「妳還沒有準備好。」
在1年多的抗爭運動中,Jane長期在冷靜與熱情之間拉扯,精神上傷痕累累。這種拉址,Jane坦言未能釋懷,事隔半年後,隨港區《國安法》的成立,示威活動漸漸減少,她的情緒和生活一步步重回正軌,但運動帶來的傷痛,Jane認為還需要一段頗長的時間去撫平。
感謝香港獨立媒體《誌傳媒》協助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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