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雍小檔案
- 年齡：1978年生（43歲）
- 學歷：輔仁大學影像傳播系學士、布拉格影視學院（FAMU）平面攝影系碩士班肄業
- 重要獎項：3度獲斯洛維尼亞新聞攝影獎報導攝影首獎，第44屆金鼎獎雜誌類專欄寫作獎（2020）、第42屆金鼎獎非文學圖書獎（2018），法國巴黎PX3國際攝影大賽專業組新聞攝影類首獎（2012），高雄獎首獎（2011）
「請和你隔壁、前後左右任一同學，互看對方眼睛1分鐘。這1分鐘裡，你們都不可以說話。」
【一鏡到底】我們與人的距離 張雍
會員專區人物
紀實攝影家張雍離台將近20年，深入歐洲，拍攝主題包括A片工業、馬戲團、吉普賽村落、難民營和精神病院，作品呈現有別於西方觀點的第一手觀察，並多次在國際攝影大賽中獲獎。返台分享攝影故事時，他卻常拋出這個問題：「我們會不會把拍照看得太重要？」
3月中旬，旅歐18年的台籍攝影師張雍，在北市內湖學學文創攝影工作坊舉辦講座，一開場就要求在座數十位聽眾互相凝視。眾人盡無言語，在尷尬裡完成練習。張雍在課程結束後接受我們專訪，「去看陌生人的眼睛。如果你不只是把旁人當成一個陌生學員、願意花點時間在他身上，就算只對看1分鐘，事情就變得不一樣。」
人是我摸索十八年的主題
事情真的不一樣了嗎？「有啊。」當天課程結束，一群陌生人留下來交流，張雍笑說，每年回台辦講座，常進行「請人互看」的練習，去年忘記執行這項「儀式」，反而被老學員抱怨。「我們不講技術、不講器材，只專注在人的部分。去歐洲之前，沒人跟我說，人可以那麼有意思；我自己摸索之後發現，人沒有那麼可怕，人是我持續摸索18年的主題。」
旅法攝影家郭英聲曾這樣評論張雍的影像：「沒有煽情的感官刺激，或者過於喧嘩的張牙舞爪，我看到了一種情感的內斂。」郭英聲在張雍攝影作品《雙數》推薦序裡，不只一次用內斂、冷漠、孤寂、低溫、極度冷調形容他的作品，問張雍何以拍得那麼冷？回答溫溫的，「其實我覺得那些詞，他（郭英聲）在形容他自己誒。我好奇他的生命歷程。他會不會在我的經歷裡，看到當年的自己？」
藝術家姚瑞中觀察，張雍的攝影富感染力與個人風格，「雖然看起來很報導攝影、紀實攝影，但我覺得他作品裡有人文氣質，充滿文學性的攝影方式。有一點浪漫情調，也有一點哀愁。」
43歲的張雍出生於台灣，學生時期就在製作公司上班，曾擔任製片、副導，25歲那年的一場旅行改變了他的人生，「如果我沒離開（製作公司），就這樣做18年，現在應該可以導自己的廣告影片，甚至電影。」他和前老闆至今保持聯絡，老闆當時對他說：「你什麼時候回來都可以。」
但他終究沒再回台定居。2003年，張雍赴捷克自助旅行，決定留在布拉格影視學院攻讀攝影系碩士，此後深入歐洲，拍攝主題包括A片工業、馬戲團、吉普賽村落、難民營、精神病院。他師承捷克紀實攝影師Viktor Kolá，那幾年的office hour裡，導師總是熱心地和他聊生活、聊瑣事，談如何與計畫拍攝的故事主角相處，就是不談「怎麼找到最精彩的照片」。
「人永遠比照片重要」是張雍在布拉格習得的一課，而後成為紀實攝影準則。2003年起，他耗時3年拍攝位於捷克、全中歐規模最大的精神病院，記錄二號病房裡的女性病患。每次前往，他總待在吸菸室，陪患者抽菸、哭笑。
一開始，張雍維持過往習慣，帶著沖好的照片，送給上回被拍攝的人。1名女士談到家人，「我不曉得是因為照片還是話題，我突然像是按到那顆不該按的按鈕，她馬上就黯淡下來，愈哭愈傷心，最後醫生來幫她打鎮定劑。」
「我真的嚇了一大跳，那不是我的目的。」下一回，張雍還是送上照片，只是洗成了彩色版本。當他再度執起相機，太太們忽然說等一下，有人要先上樓擦口紅，還有一名病患知道要拍照，特地換上高筒靴。「後來我就把那些照片帶回去給她們。」精神病房裡的太太們給年輕的張雍上了一課，那是共通的人性：「不管是精神病人、路人、什麼人，我們都希望在影像裡被呈現的樣子，是最體面的。」
攝影難在什麼時候不要拍
他漸漸習慣病人哭泣的狀態。曾有患者出現妄想症狀，緊張地跑來對他說：「我被跟蹤了。」這時他會遞上一包衛生紙，安慰哭泣的人，或索性跟著罵：「沒事啦，那些該死的人。」
當禿鷹與小女孩同時在你面前，攝影師該如何選擇？攝影界辯論了幾十年的議題，凸顯倫理與專業難以兩全。我問張雍，當精神病患在你面前哭泣，你會怎麼做？曾按下快門嗎？
「有，有。我印象很深刻。」有張精神病患者擁抱的照片，「是我一邊遞給她們面紙，一邊拍攝的…」他憶起那些猶疑的時刻，「（攝影）難在哪裡？難在什麼時候不要拍。」
「什麼時候不要拍？我後來的答案就是按照直覺走。我該跟你說『沒關係啦，明天會好一點。』我就要說出來；我該把相機拿起來，讓一些所謂『正常世界的人』知道裡面有這樣的一段心情，我就要拍。」在拍與不拍之間，從來兩難，「可是，在我轉達那樣的心情的同時，當事人必須要感覺到被尊重。」
張雍至今常帶著病患送他的禮物。那是一顆手掌大、外觀斑斕也斑駁的巧克力球，搖晃球體，內部傳來沙沙聲，球裡躺著一小包鹽和一小包糖。鹽與糖是精神病院裡稀缺的滋味，這份禮物來自病房裡的一名太太，某日她把張雍喚來，慎重奉上這顆巧克力球說：「你家人在台灣，你要把它寄回去送給家人。」
那一刻，他覺得自己被接受了，「讓故事接受我的方式，不是光圈，不是快門，不是構圖，不是光影，而是傾聽。」他冷靜的語調逐漸熱乎起來，「對我來說，這就是故事的入場券啊。她沒有把我當成攝影師、當成一個外人。」彼時他所拍攝的二號病房，多收治憂鬱症患者，少數人同時有幻覺、妄想症狀，相處一陣子後，張雍發現，患者們真的把他當成朋友，甚至允許他進入自己的房間。
帶著真誠的好奇留在那裡
但他始終沒有踏入那些房間。每回拜訪精神病院，他僅只活動於吸菸室，「雖然我希望可以拍到很私人的照片，但是…就算醞釀了3年，我也不想進去她們的房間。」為什麼？「覺得不舒服…如果有一個人到我臥房拍我，就算我們認識3年、3年來他每天都來我家，我還是會覺得怪怪的。」他強調，比起攝影本身，他更在意人的感受，「有些太太跟我說，早上起床眼睛睜開，眼前全是黑色的。有些人連下床走到走廊盡頭的浴室梳洗都做不到。我不想打擾她們。」
張雍也曾在攝影時被示意「走開」。「在精神病院拍攝時，一開始有遇過，在很多地方也遇過。」怎麼辦？「那我就不要拍啊。」他坦然，「可是我不會走。我還是會留在那邊。」
「當你對別人有一種真誠的好奇時，人家感受得到。」他常說，自己甚至沒辦法選擇要拍攝的故事，「很多時候，是題目來找我…如果我沒有感受、沒有真誠的好奇，我不會去到那些地方。」曾有歐洲攝影同業問他，為什麼要拍攝布拉格的精神病院，而不去拍哥本哈根的上流社會？他反問：「我對上流社會沒興趣，為什麼要去拍呢？」
2015年秋天起，他在奧地利、克羅埃西亞與斯洛維尼亞邊境，記錄自中東敘利亞、伊拉克、阿富汗的難民如何進入歐洲。在邊境，他的好奇又被點燃—不論眾人再苦、再冷、再飢餓，仍有一群人就地升火、唱歌跳舞，「那群人怎麼那麼特別？大家來逃難，他卻是來家族旅行的感覺。我好奇，他們是哪來的樂觀？」
這群人多是來自伊朗的庫德族人，2018年，張雍又前往庫德族人的家鄉。離開中東戰區後，熱情的庫德族友人至今和他保持聯絡；他去年出版的圖文書《牧羊人與屠宰場—庫德斯坦日記》中寫道：「穿梭在難民營裡那些令人心碎的故事以及牧羊人市集和屠宰場裡那些顯得很不真實的畫面之間，只為試著明白人性裡那顯得詭異的雙重標準究竟是如何取捨或衡量。」
「我們會不會把拍照看得太重要？」張雍常強調自己更重視與人的關係。10年前，他替張惠妹拍攝專輯《你在看我嗎》封面，拍攝前寫信給張惠妹：「我可不可以從專輯試妝髮的時候就過去？我在旁邊，不打擾你們。」
「我想打破那個慣性…攝影師重要的是什麼？是你願不願意去傾聽那個人。」他回憶，當時和張惠妹邊聊邊拍，「我問她可不可以講一段最近難忘的故事？音樂在那邊放。阿妹講了一段故事，有流一點眼淚，可是她很開心，她說沒有嘗試過那樣的拍法，她覺得自己不是一個明星，而覺得，有人的感覺。」
見眾生，也見到自己，他常說攝影騙不了人，「一定會有一部分的你在（作品）裡面。」他從難民的故事裡，看見自己與家人，「我也是一個移民，我的父祖輩，也算是難民啊。」他的爺爺在國共內戰期間自上海逃到台灣，和美軍做過生意；外公則是空軍，來台後住在空軍眷村—家族史就是一部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流亡史。
鏡頭下的難民爸爸都是我
近年他鏡頭下有許多年輕父親，「拍攝難民的時候，我拍了很多年輕的爸爸。有意識也好，無意識也好，我看到很多年輕爸爸抱著小孩，我覺得那些都是我啊。」
張雍2017年5月出版文字攝影集《月球背面的逃難場景》，深入歐洲難民潮的「巴爾幹路線」，以鏡頭和文字記下逃離家鄉、嚮往進入西歐的難民。年輕父母身上的家當往往就是一只小包，他記得有個伊朗小男孩，逃難時牽了一隻小白狗。攝影集出版之際，張雍的小女兒正要來到世上，他一邊陪太太待產，一邊想著那些在三不管地帶出生的嬰兒，難以停止自問：「換作是我，會有那樣的勇氣嗎？我要怎麼帶著一家四口去逃難？我的小包包裡要裝什麼？我該怎麼牽我的大女兒和小女兒呢？」
「我覺得我是照鏡子，不是拍一個故事，而是聽一個故事，去感受那些人的心情。」同行者不乏國際大媒體的攝影記者，手持大砲長鏡頭，從高處往山谷拍，噠噠噠噠噠。
雖不願直接批判同行，張雍還是皺起眉頭，「那是攝影記者們的工作，重要的是數量，他不在乎那些人的名字，如果主播說今天有4,682人入境斯洛維尼亞，他就是要給你看那個數量。可是我不甘心只知道『今天就來那麼多人』。我也是移民，我想知道歐洲人怎麼對待新來的移民。可是你看到的就是慘烈。」
再被盤問就說我是地球人
他口中的慘烈，指的是歐洲各國對待難民的態度。「（對難民）最殘酷的對待就是眼不見為淨…」「我沒有遇過這樣的歐洲。因為你跟人家不一樣，所以人家來盤查你、給你一個懷疑的眼神—你是誰？」在記錄難民潮的現場，張雍總因膚色遭警方盤問，歐洲記者卻從來不用面對這些。某個深夜，他留在車上打盹，警察又來敲窗戶，手電筒白色光束直刺他的睡眼。他在日記上寫：「一天被問10遍『你是誰』是稀鬆平常的，我如果再遇到第11個警察，再問我是誰，我會跟他說：『我是地球人。』」
18年前的地球人張雍，沒想過會走這麼遠。在捷克待了7年後，他和當時的斯洛維尼亞籍女友Anja結婚，婚後隨妻子定居斯國至今，忽忽11年過去。他往返於台灣和歐洲，平均每年在兩地生活的時間約1比11。農曆年前後，他會帶著妻子和2個女兒回台，待上1個月，再返歐洲。
張雍不相信在地球上會跟任何人「完全失去聯絡」。他曾在不同的拍攝場合和故人重逢，「世界沒有我們想得那麼大，總有一天，你們會見面的。」他有時比對新舊照片，會起雞皮疙瘩，感覺好像又拍到同一個人。他亦不相信拍攝的故事會結束，「我的故事有很多個抽屜，沒有一個是拍完的。拍完的意思是，可能被拍攝的主角離開地球。」例如父親，「我爸爸去年5月過世了，故事真的結束了。那個人就真的不在了，我沒有辦法再拍我爸爸了。」
父親還在我看不到的地方
在這個網際網路與交通如此發達的年代，卻因為一場大疫，讓張雍距地球背面的家人，這麼近又那麼遠。他去年攜眷返台再赴歐，不過2週，歐洲疫情爆發。不到3個月，無預警接到家人訊息：父親心臟疾病復發，睡夢中離世。
他的語氣淡淡的，「事情發生得很快，還好爸爸沒有任何的受苦。」彼時歐洲正逢疫情高峰，張雍和母親討論許久，「媽媽說如果爸爸還在，應該不希望我們4個人坐飛機去冒那個險…」最後他參加了父親的視訊殯葬彌撒，時差7小時，他半夜3點挖醒2個女兒，表妹在台灣的告別式現場持手機連線，張雍一家在地球彼端看直播，從教堂一路跟到陽明山，直到父親順利花葬。「很超現實…我很難過，我爸最後一程，我只能隔著這個距離這樣觀看。」
父親離世後，在東歐家中，他獨處時常對父親說話，把父親寫進日記。今年初再回台，一家隔離在新北新店老家，他住在父親臥室，「床是我爸過世時睡的床，感覺就很怪，完全不真實。」張雍的父親嗜喝咖啡，近一年，母親仍每天清晨替父親煮咖啡，「每天早上幫他泡一杯咖啡，變成我們生活的儀式。他還在，只是在我們看不到的地方。」
此行回台，張雍停留的時間比過去都長，「我要多陪陪我媽，外婆、奶奶的年紀也都很大了…」高齡95歲的祖母罹患失智症，這2年見到張雍，總像招待初次見面的客人，禮貌地說你好、歡迎常來、要常來喔。
近日，失智的祖母問起她的長子呢？怎麼好久沒見到張雍的父親了？眾人說他在忙啦，「我爸過世，我們到現在都不敢告訴奶奶。那是我媽媽、叔叔們共同的決定。」
18年來，這是張雍在台灣待得最長的一次。他原訂3月底和妻女返回斯洛維尼亞，卻因當地疫情升溫，全境封城，返程前夕延了機票。4月中旬，他們啟程當天，斯國又有千人確診。我們隨張雍一家赴機場，他的母親、弟弟來送行，妻子Anja在機場美食街尋找鍋貼，希望離境前能再吃上一口，最後覓得水餃一盤。妻女都說好想吃台灣芭樂，行李箱裡裝著芭樂乾。
父親還在的時候，每年都來機場給他送行，離境前，父子總在機場外抽菸。最後一次與父親抽菸，是張雍去年離台前夕，「我爸跟我說，我的小孩都很可愛，但要好好教一下。我跟他說：『爸，可是你這時候講這個很不夠意思誒…我都要上飛機了…』」張雍說，其實每次都想在機場擁抱親人，家族長輩含蓄，舅舅會以握手代替擁抱。「之前我們在機場送別，好想要抱我爸一下，他都會…你知道…他就會說：『好啦，趕快走啦，趕不上飛機了。』」
尊重女兒她們自己的命運
父親是家族長子，身為「長子的長子」，他眼中的父親總是嚴肅。或許他也繼承了部分的父親，如今太太常說他教女兒太說教、身段不柔軟，「太太每次吵架都跟我吵這個，我說我已經比我爸好很多了！」父親不過問他功課，卻嚴格要求品德、教他如何待人。張雍後來離開台灣，一去就是半輩子，「爸爸很尊重我的決定，我打從心裡感謝。」
「我跟爸爸學到對待女兒的方式。她們有她們的命運。我的大女兒9歲了，可能再過另一個9年，她會跟我講：爸爸，我要去一個很遠的地方。」父母像弓，孩子是從父母身上射出的箭，如今張雍這把箭，也長成了另一副弓；「如果女兒這樣說，我會替她的決定感到開心，但情緒應該錯綜複雜…孩子去了遠方，什麼時候會回來？那種情緒，是我現在當爸爸才知道的。」
距離飛機起飛只剩2小時。此刻張雍坐在美食街裡，從包裡掏出一疊照片，遞給母親，「馬麻，這給妳。」那是他此行回台，替家人拍攝的影像，趕在上飛機之前，到便利商店列印出來。母親和弟弟就坐在鬧騰的美食街裡，細看起來。
我們原想繼續拍攝張雍一家人離境前的畫面，前往離境大廳的電梯前，他停下腳步，示意接下來的時間要留給家人。我們收起相機，沒再跟過去。我這才想起，他說打從父親過世，便戒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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