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吉（化名）9點未到便出現在北車。他曾經睡在北側大門與路邊公車站之間的花圃上，如今有了租屋處，仍是每日到車站兜兜轉轉，週末也沒缺席。他說人老了會怕寂寞，自己在家不如來這兒。
【時代現場】畫地為牢 疫情來去下的北車無家者
會員專區新聞深探
阿吉是「盯著台北車站的一雙眼」，睡在東南西北四方位約150名的無家者他全叫得出名字，知道誰在哪打工、誰有家人子女，誰又無依無根。
街道上的動靜，全在阿吉眼中。疫情爆發後，有些無家者談論著能否禁止移情重災區的人到車站來露宿，阿吉倒覺得最該團結的時候，別搞分化、排斥的舉動。焦慮在蔓延，車站的飲水機貼上禁止使用的告示，無家者更難找到熱水沖泡麵，但泡麵是他們最易取得的食物之一。固定送餐的善心人士也不來了，阿吉還不知道，接下來怎麼辦⋯⋯
台北的春天像是沒能打定主意，有時冷冽如冬日尚未走遠，有時又像夏季過早出現，這天早晨是個近似冬天的日子，寒峭穿透外衣。阿吉手裡習慣性地握著一杯便利商店熱咖啡——阿吉每天只吃兩餐，早餐配一杯咖啡，到了傍晚才吃第二餐。雖然已上了年紀，還動過幾次心臟手術，但他咖啡總愛加糖，日日抽掉一包菸，每回被問到健康問題，阿吉一臉蠻不在乎的樣，撇了撇頭：「哎呀，死就死了，我不管那些。」
回不了家，因為心裡沒準備好
阿吉是「盯著北車站的一雙眼」，睡在東南西北四方位約150名的無家者他全叫得出名字，知道誰在哪打工、誰有家人子女，誰又無依無根。每逢有新來的「同學」，阿吉總會坐在路邊觀察個3、4天，再慢慢地和對方攀談，問他來自何方、姓啥名誰，要不要便當或睡袋，接著把搜羅到的基礎資訊傳給社工，看看下一步還能提供什麼資源。
此時他身邊站著一個同樣握著咖啡的台北市萬華區社會福利中心社工，聳著肩把脖子藏進外套領口內。兩人疾步往東側走去，準備去探望阿勇（化名），看看他即將啟程前往安置處所的文件是否備齊，需不需要幫忙代墊車錢。
一路上阿吉跟社工簡短說明阿勇的概況：七十幾歲的老人，有3個子女，在街頭浪跡一陣。阿勇曾經因酒駕被取消公職人員的退休福利，現在子女按月會給阿勇一點零用錢過日子。阿勇常喝醉了斜倚在車站外，社工和阿吉都不清楚阿勇為何沒和子女同住，「這我不知道，他不想講，我也不會多問。」頓了頓，阿吉又補上一句：「我跟你說，會來這裡的喔，都是人生遇到某種困難的人。像我自己，就是還沒做好心理準備（回家）。」
阿勇尚未起身，橫躺在地臉朝牆面，被社工搖醒後，他從擺在後腦勺附近的大布包裡掏出一份塞在透明資料夾裡的紙片，上頭有他的身分文件與各種資料。社工和阿吉翻了幾頁，猜想阿勇應該能順利「脫遊」——脫離遊民生活，拍了拍他的肩，叫他少喝兩杯，心滿意足的離開。
只是到了下禮拜，他們會發現阿勇仍在原地沒走，依舊醉醺醺地躺在路邊。但這天，他們都相信阿勇能到一個有屋頂的地方，過另一種晚年。
到「那個地步」，「人什麼都願意做」
忙完阿勇的事，阿吉坐在北車站外的花圃邊歇口氣，瞇眼盯著車站外三三兩兩的無家者。大約5年前他曾在北車站外的花圃睡了1個月，最後一晚，他見著一名黑衣人來到車站，逐個與或坐或躺的無家者攀談——阿吉早見過這人好幾次，一直以為他是黑道或詐騙集團成員，專尋無家者當人頭戶——他問了身邊的人，黑衣人究竟是誰？「社會局的社工。」對方說道。
阿吉一個箭步趕上去，衝著黑衣人問：「你是社工嗎？」
「是。你有什麼事嗎？」黑衣人異常親切，果真不是黑道。
「我需要幫助！」阿吉說。
阿吉開始去當洗碗工賺錢，洗了好幾年，被仲介惡性苛扣工資，還曾經穿著雨鞋，一個腳步沒踩穩跌坐在地，腎臟出血。
在無家者、洗碗工等身份之前，阿吉曾是營造公司大老闆，退伍後與唸書時期的朋友一起做營造業的小包商，「當年做營造，利潤大約一成，很好賺。」一步步成立自己公司，經手過不少大案子，其中不乏高速公路等國家建設。「做營造，賺錢就要靠『變更設計』。」為了讓變更設計能通過審查，阿吉天天應酬，一晚上能在酒家、舞廳花掉5、60萬。1980年代他就買了獨棟別墅當住家。
2008年金融風暴後，原物料成本翻倍漲，但標案預算早已訂下，現金流一時卡死，阿吉變賣資產換現，最後還跟地下錢莊借了上千萬，「珠寶首飾都壓在那邊。」阿吉的丈母娘幫他清了債，「現在我欠我丈母娘上千萬，想到就心裡過不去，那些錢本來是丈人、丈母娘留給我老婆她們幾個孩子的財產，覺得很對不起他們啦。」
阿吉離家出走，在後車站的小旅館住了好幾年，「一天房錢600塊。」有時他會到必勝客點一個大的夏威夷pizza，分兩餐吃。「那時以前做工程的朋友還會幫我找一點工作，做掮客，幫忙牽線。」有天和朋友去喝酒，再去舞廳續攤，結帳時阿吉突然倒下，心肌梗塞送醫急救，還裝了支架。接著半年阿吉連續三次心臟病發，每次住院花2萬，加上朋友不敢再找他喝酒，身邊的現金花光後，他走到台北車站，待了下來。
以車站為圓心，聚集的不只有無家者，還有各種三教九流，像是不斷物色「新來的」，拐騙對方充人頭的詐騙集團。「我也曾經幫人家當人頭買易付卡。買1張賺300塊，10張賺3千。」結果隨即被抓，阿吉吐了吐舌。
法庭上法官質疑阿吉明明曾經當過老闆，怎麼還傻到去幫詐騙集團當人頭，「我嗆他：『你有沒有餓過？有沒有流浪過？有沒有睡在外頭連物資要去哪裡領都不知道？人到那個地步，什麼都願意做啦！』」阿吉還是被關了3個月，「別人都關60天，我關3個月，有夠倒霉的。」
至於那3千元，「當天我買東西請（台北車站）這邊的人吃，就花光了。」阿吉自顧自的笑出聲。
工作後，阿吉開始租屋，脫離街頭。他說丈母娘早不計較，要他回家，但他心裡的檻還跨不過去，回家的路太難走。車站成了生活的重心，社會關係與人際網絡全在這，「我現在的心思，就是把（台北車站）這裡顧好。」這2年阿吉成了車站的萬應公，哪天便當物資、哪邊可以拿換洗衣物，他全一清二楚，甚至陪著無家者看病領藥、申請法律扶助。
坐在他身側，一刻鐘裡便能瞧見好幾個人走過來和阿吉搭話，問他「今天有便當嗎？」阿吉應聲：「有，今天禮拜四，是法師送的素便當，等下5點多在這裡排隊。」邊說邊用手指了指車站外廣場一處。
社工老勸阿吉搬去環境好一點的地方租屋，但阿吉不願，「什麼好的我沒住過，現在我想把錢省下來，花在這邊的人身上。」阿吉一天買5、6包菸，分給其他無家者，「不然有些人老撿菸屁股，都不知道會不會被傳染疾病。」
一個滿頭花白的男子路過，阿吉叫住對方，「洗車的你做不做？月休4天，3萬。」對方連忙答應，阿吉約好過幾日帶他去認識老闆，對方眉開眼笑的走了。
老齡、世代貧窮的徵兆，底層先嗅到
放眼望去，泰半無家者都是上了年紀的長者，台北市社會局2016年委託東吳大學社工系進行一份遊民生活調查，調查結果顯示，6成8的遊民屬於中高齡，平均年齡介於50到69歲之間。至於他們怎麼來到街頭？阿吉說「有些人是一輩子都在打零工，老了租不起房子，所以睡在街頭；有的是子女也過得不好，把老人家被趕了出來，只好來睡車站。」阿吉觀察，這陣子越來越多老人來到街頭，老齡與世代貧窮的徵兆，底層最先嗅到。
白日裡大多只剩體力與精神狀況無法負荷工作的無家者，會沿著車站外圍溜躂。「你不要看這邊的人大多上了年紀，他們都很勤奮，有工作就會去做，洗車、洗碗、掃地⋯⋯，中風還去舉牌的也有。」阿吉說，有時不同政黨的人需要人頭在造勢場合充數，也會到車站附近招工，「一次600、700，有人今天去統促黨的場，明天去獨立建國的場。」邊說，阿吉邊笑出聲。
往常3月到7月算是廟會旺季，北車的無家者們多會去出陣頭賺點生活費，但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又起，「北部的廟會都取消了，陣頭變很少。」阿吉說現在大多只有中南部的陣頭會來招工，「好一點的，一天有1,100元，但要去一整天，很累。」疫情壓縮著工作機會，但沒什麼挑剔的餘地，阿吉說，前陣子另一個八十多歲的阿伯也去出陣頭，「清早出門晚上才回來，一天賺800——有的工頭還會抽一手，工人只能領到700——阿伯說下次還有，記得要找他。」
阿吉曾和路人爭執，「他指著這些人說他們好吃懶做，我說你哪隻眼睛看到他們好吃懶做，不知道大家怎麼過日子就不要在這邊亂講。」
常來北車派工給無家者的工頭阿強（化名）在阿吉身邊坐下，兩人談起一位最近去做清潔工作的無家者，阿吉邊探問對方工作狀況，邊遞了支菸給阿強。
阿強是這街頭生活圈其中一環，許多人透過他轉介，有了清潔打掃等零工機會。他自己是單親爸爸，獨力扶養女兒，為了掙錢，假日騎車上陽明山當洗碗工，從下午洗到凌晨，或兼差去公園修剪樹木，「有錢賺都不累啦，不然我女兒補習費1個月也是要上萬，要怎麼付。」他用帶著江湖氣的語調說，自己只唸到國小就沒升學，是個文盲，不知道怎麼教孩子，「我還有在上親職教育的課，學著怎麼跟孩子溝通。我小時候被打大的，現在不能這樣教小孩了。」
無家者的互助網，城市的溫柔與殘酷
兩人的身後坐著一個沈默的女孩，口罩和帽簷之間露出的大眼有些不知所措，「她這幾天剛來，是個東南亞籍的外籍配偶，家暴逃了出來，精神狀況不太好。」阿吉通知了女孩戶籍所在地的社工，看看能怎麼協助。
「她剛到街頭，我有點擔心她被欺負或被騙。還好有另一個無家者一直在幫她。」阿吉指了指佇立在廣場上，仰頭望天的一名男子阿河（化名），「阿河也有精神狀況，常站在路邊看天空。這幾天都是他主動拿便當給女孩，兩個人還會坐在一起說話。」
城市的溫柔與殘酷都在這，因各自生命的關卡而選擇出走的人，在街頭編織出一張互助的網，依賴著城市的善意和渣滓過活。「這裡很多人都願意付出，一個人對別人的好，會出乎你意料。」阿吉挑了挑眉說道。
一夥人閒聊到段落，王芃（化名）蹙著眉靠了過來，阿吉抬頭望了王芃一眼，問她找到阿德（化名）沒？
阿德是另一個車站的新手住戶，剛到北車的時候，阿吉就注意到這人，滿頭白髮的80歲老人家，喉嚨上有個黑濁的小窟窿，是阿德早年開刀留下的痕跡，這痕跡讓他因此表達困難，只能發出單音節的氣音，搭配手勢與人溝通。
阿德年輕時唸工程，做過水上樂園的雲霄飛車，談起過往，阿德會舉起手掌做出飛車爬升俯衝的模樣，喉頭發出咻咻的氣音。
阿德60歲左右生病開了刀，積蓄花在醫療，還有喝酒、賭博。大兒子已有自己的家庭，過的也不好，「有低收身份。」本來和二兒子一起住，4、5年前二兒子入監服刑，阿德只能一個人租屋，週末去舉牌打工。上工前雇主會把他載到定點，將房地產廣告的牌子綁在路邊電線竿上，阿德就守在廣告牌旁一整天，一次賺800元。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加上阿德年紀大，舉牌工作沒了。他沒錢付房租，原本要去安置中心，但看了一眼安置中心的環境，搖頭不願待著，社工只能把人又帶回來。但阿德無處可去，拖著塞滿家當的行李箱，4月開始住到車站外頭。
有名無實的「撫養」，讓他得不到福利
阿德的年齡和身體狀況早符合公費安置標準，問起社工為什麼阿德寧願在外流浪也不願有個居所？社工說得委婉，「阿得有聲障補助，1個月幾千塊，但如果要公費安置，現金補助就會取消，因為福利不能重複領取。」做無家者服務多年的社工，理解當一個人手中可分配的資產就這點兒的時候，有時自由或許比屋簷更重要。「我們不能用我們的想法去質疑別人的選擇，對有些人來說，睡在街頭自在許多，且一個月又有錢買酒喝、能抽煙，他可能覺得這樣更好。
王芃和阿德原本非親非故，王芃的兒子與阿德的二兒子是國中同學，王芃的兒子唸書時曾被欺負，阿德的二兒子出手相助，兩人因此相識。阿德來街頭流浪後，王芃曾到萬華去尋過他，「找了好幾天沒找到，後來我才在台北車站這裡找到人。」王芃會幫阿德把衣物帶回去洗，三天兩頭便來車站看看阿德過得如何。這兩天阿德又不見人影，王芃有些著急。「我這幾天要帶他去法律扶助基金會，問問能不能提起訴訟，告他兒子。」王芃說道。
王芃口中的訴訟，指的是「請求給付扶養費」的民事官司。這幾年「給付扶養費」訴訟案越來越多，反映台灣邁入高齡社會及其伴隨的老齡貧窮現況下浮現的兩難。
根據《民法》規定，直系血親互負扶養義務，子女長大後對父母也有扶養的義務。許多經濟弱勢的長者，因為名下有法定扶養人——但實際上並沒有真的「扶養」。計算家戶人口時，法定扶養人皆被納入，導致這些經濟弱勢，且實際沒有子女扶養的長者不符《社會救助法》的標準，申請福利身份受阻。最後只能夠過訴訟，由法院判定子女須給付扶養費，或者免除扶養義務後，當事人才能再嘗試申請福利身份。
隔天阿德出現了，他有時坐在速食店一整天，這才讓王芃找不著。阿德到金山南路上的法扶申請律師協助，他隔著透明隔板向工作人員比手畫腳了一陣，對方才終於搞清楚阿德的困境與需求，兩人又再花上一段時間，才琢磨出辦法為阿德弄到「寄件地址」——住在街頭的人沒有「地址」，社福中心便成了大夥的收件處。手勢搭配氣音，阿德好不容易完成了法扶的申請流程。工作人員不知道的是，阿德其實可以「筆談」，也不知他甚至有大學文憑。
沒幾天，阿德的法扶申請便通過，法扶派了位律師協助他處理後續訴訟的事。阿德捏著法扶的核准公文，小心翼翼的收進他隨身帶著的29寸行李箱，再將行李箱鎖在他的老機車旁。
疫情來臨，無家者的無奈與團結
阿勇終於去安置處所了。母親節前夕，阿勇的兒子深夜開車來把阿勇載走，帶往南部的安置處所。盯著無人的車站外牆，阿吉瞇起眼，「我看很多了，人來來去去，有些人走了就不會回來，有些人過一陣又再回到街頭；就像有些人會求助，有些人死都不會開口。」街頭對一些人來說，只是生命裡的一個中繼站，但對其他人而言，則是終點站。
固定晚間來送餐的善心人士和阿吉相約5點半碰頭，幾個無家者拉著推車預備去幫忙抬物資。傍晚的夕陽落在北車西側的屋簷上，一切還很平和，但再過一個禮拜，雙北將因疫情嚴峻而提升至三級警戒，固定送餐陸續取消，無家者只能自求多福。許多睡在網咖——晚上10點到早上10點，只要120元——的無家者紛紛被趕回街頭，固定巡查的社工發給每人一小罐酒精，隨身消毒。
有些無家者談論著能否禁止移情重災區的人到車站來露宿，阿吉倒覺得最該團結的時候，別搞分化、排斥的舉動。焦慮在蔓延，車站的飲水機貼上禁止使用的告示，無家者更難找到熱水沖泡麵，但泡麵是他們最易取得的食物之一⋯⋯
車站外頭有時時員警巡邏，舉著牌子要大家戴好口罩，保持社交距離。阿吉看見有人口罩沒戴好也會上前提醒，「還有人跟我說他就想死，還戴什麼口罩。」阿吉苦笑，只得半威嚇半勸說，「不要等下你感染，結果還死不了，更痛苦，趕緊戴好。」
「現在送餐的人也沒了，怕群聚，這邊不知道怎麼辦呢？還好還有方荷生里長、民間人士和NGO發起物資募集，每隔幾天會來送的麵包、乾糧。」阿吉有些發愁，他隨身帶著額溫槍和新口罩，見到無家者就舉起手幫對方量體溫，儘量維持一定限度的防疫。
過去每日平均31.6萬人次進出的台北車站，如今寂靜得詭異，只剩幾個孤影快速的飄移。但街上討生活的韌性，讓阿吉隨即甩開憂愁。他提高聲量，尾音揚長：「沒事，我老屁股，都70歲了，吃也吃過、享受也享受過，萬一真怎樣，我也沒遺憾。」
但災難來臨前，街道仍維持一貫的運作。一個穿著無袖黑色連身洋裝的女孩走來，蹲下身和車站外廊柱底下的一名無家者攀談起來，接著遞上手中一大盒鮮奶油蛋糕。女孩走後，一群無家者聚了上去，分食了蛋糕。一夥人或站或坐，靜默的享受突如其來的下午茶，夕陽把人照成剪影，遠遠望去，真像是一群人在慶生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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