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7月21日晚上，蔡玉玲正忙著搬家，眼睛卻緊盯「721事件」的直播，事件發生在元朗，她正是老街坊。近年她以類似自由記者的「服務提供者」合約形式，為港台老牌的新聞紀錄片《鏗鏘集》擔任編導。當時監製打電話給她，委託熟識當地環境、調查經驗豐富的蔡玉玲協助調度前線同事，打撈街頭商戶的閉路電視（監視器）影片。事發8天後，專題「元朗黑夜」出爐，拼湊片段，詰問消失的警力在何處。
【時代現場】當調查記者蔡玉玲被送上法庭 香港新聞自由的罪與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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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事件」是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一抹難以磨滅的記憶，當晚大批白衣人分別在元朗街頭及西鐵站以棍棒、藤條等武器無差別襲擊市民，多人浴血受傷；警方被指拒絕報案、冷處理涉案疑犯，屢遭質疑是否與惡勢力合作。
然而，640多天過去了，第一個因為「721事件」被定罪的人，是追尋事件真相的香港電台資深記者蔡玉玲。她為公營廣播機構香港電台製作2集被譽為「新聞學教材」的專題報導，但政府事後卻指控她的調查手法不合法，將她送上法庭。4月22日，法庭判她有罪。與此同時，委聘她的港台亦陷入風暴之中，這個原本以編採獨立享譽國際的傳媒機構，近年面對連番打壓。
查車牌地址 尋元朗白衣人
彼時，團隊已確定事件屆滿一週年時必定要跟進報導。眼見政府無意依從示威者的要求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初期只有7名白衣人被控暴動，蔡玉玲說，「事情無解決，警方的執法行動無明顯的跟進」。小組數人開會討論，但調查方向一直未明，終決定先循當日獨家取得的閉路片段追蹤細節。
同一時間，社會陸續出現另一種論述，建制派政客和媒體開始宣稱「721事件」是白衣人與黑衣人（示威者普遍身穿黑衣，故有黑衣人稱號）的暴力衝突，甚至是黑衣人主動挑起事件。因此蔡玉玲將節目定名為「721誰主真相」。她說：「坊間講法說媒體只訪問『黑衣暴徒』，完全不理會另一派人出來的原因，我們就去找他們。（只要）他們願意講，我們願意報導。」
翻查當日片段，現場出現不少接載白衣人的車輛，有人更在其中一架掛著中港車牌的車尾箱拿出竹枝分派。蔡玉玲與同事遂透過查冊，找來車牌登記地址，並嘗試聯絡車主。報導在襲擊一週年前夕面世，片長23分鐘，車牌查冊尋人記占據不到5分鐘，記者接觸至少7組人物，對方以「當日只是剛巧路過」「現時患病不便」等原因拒絕受訪，有人報稱「車輛借予他人使用」；亦有不願上鏡的車主坦言曾到現場，惟反對任何暴力，並形容遇襲傷者是「演戲，然後播放出來」；中港車車主報稱與友人買車經營中港貿易，只知道哪個「司機」駕駛，但無法查問，亦無法知悉事件如何發生。蔡玉玲這樣解讀報導中那些「迴避、閃躲，不願意講的反應」，「某程度也是事實或真相的一部分」。
對於真相，蔡玉玲念茲在茲，她年少已矢志做記者。生於基層家庭，平日準時收看《鏗鏘集》，記得中五時看過一集講述社工王惠芬如何幫助少數族裔，蔡玉玲邊看邊哭，更加撼動她的是「原來社會上有『記者』的工作」。她開始萌生做記者的念頭，翌年參加報章校園記者計劃，大學入讀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流連圖書館看紀錄片，目標在影像製作，但港台少有聘請無經驗者，她畢業後投身無綫電視（TVB），在綜藝節目當了2年助導，褲袋總插著一本雜誌，「他人覺得我好怪，為何做TVB看《亞洲周刊》，看的東西很heavy（沉重），又不是香港或娛樂事物」。
學偵查技巧 製作調查報導
2007年，蔡玉玲終於走進港台，製作時事節目。於願足矣，工作愉快，但又怕自己只以習慣的方式做新聞。至2016年，她毅然離職，減薪逾萬元加盟同年正式運作、專注調查報導的新聞機構「傳真社」，在那裡工作2年，學到其中一門偵查技巧便是核查閉路電視。蔡玉玲說，「回頭看，若留在港台，再經歷反修例，就未必會懂得以我（在傳真社）學到的其他方法去做故仔（故事）。」
2020年11月3日下午，門鐘響起，蔡玉玲一身居家服，迎來的是上門拘捕她的警察。對方聲稱接獲投訴，經調查後懷疑蔡玉玲申請車牌查冊時作虛假陳述。但投訴人就是涉及懷疑載送及分派竹枝的中港車登記車主。受訪時，蔡玉玲5次以「荒謬」來形容當時的想法，並拋出連串質疑：「究竟你（警察）有無調查這件事背後，運送武器的是什麼人？駕駛那架車的是什麼人？拿竹枝的是什麼人？有沒有參與當日的襲擊？」更為「湊巧」的是，負責此案的警員，同樣來自調查721襲擊事件的新界北總區重案組。她再問，「一般正常人會怎樣演繹呢？」
昔新聞常規 今成欲加之罪
這並不是蔡玉玲第一次因採訪遇險。
2013年，她追訪中國維權人士的子女生活，嘗試跟著受訪者查找媽媽的下落，結果未走到看守所，就被公安帶走問話，扣留大半天後獲釋，但又被文宣部門盯上，結果與攝影師清晨先乘火車佯裝離開，後再包車回去繼續採訪。「當年還不是完全實名制的年代，仍有不少空間。」
一年後，蔡玉玲再次踏足內地，製作「六四事件25週年」特輯，找來天安門母親新任發言人尤維潔，訪問未完成，尤請她先行離場。甫踏出大樓，公安當場拘捕蔡玉玲，指控她涉嫌藏有犯罪物品，還要求她寫悔過書，蔡玉玲不從，拉鋸9小時始獲放行，翌日還堅持前往採訪已約定的維權人士胡佳。
回到2020年的香港時空，蔡玉玲坐在警車內，被警員包圍著，她往車窗外看，「我腦海有個好奇怪的意象：跟我上次在大陸被捕的，重疊了。因為太似了。想不到自己有一天在香港被捕，有個mirroring（鏡像）對照，很超現實。」
這個想法一閃即逝，蔡玉玲有意識抽空自己的情緒。「面對這樣的境況，你情緒化去處理不是一個最好的選項。你一定要好冷靜、客觀，對方才奈你唔何（拿你沒轍），看不到你有何弱點可以攻擊你或者乘虛而入。」等待律師的時間，她就在羈留室拉筋，觀察其他被捕者及警察的舉動。一星期後，蔡玉玲旋即被控2項罪名，指控她「為著取得道路交通條例下的證明書，明知而作出在要項上虛假陳述」。
罪名背後，先是繁瑣的政策變動。目前在香港，一般民眾都可以向運輸署申請查閱登記車主姓名及地址的資料。蔡玉玲說，「車牌查冊」是記者常用的採訪工具，過往表格容許申請人自行在聲明中填寫申請用途，她慣常做法會註明為「新聞活動」。但這張表格在2019年10月突然修改至只剩下3個用途選項以供鉤選：一）進行法律程序 二）買賣車輛 三）其他有關交通及運輸的事宜。行政機構當時沒有解釋為什麼要改動。
蔡玉玲當日查冊，正是調查懷疑涉及721襲擊的車輛，在她看來，「車在馬路上行走，而且運送懷疑武器，3個選項，『其他交通及運輸事宜』是最合理的選項。」這一鉤，鉤出了她的「罪」。
案件在今年3月正式開審，蔡玉玲在庭上鏗鏘道出「不認罪」，控辯攻防從此開始。控方形容蔡玉玲申請資料的用途在於「採訪」及「報導」，與交通運輸事宜無關。辯方回應，涉案車輛懷疑運輸及供應武器給疑似襲擊者，蔡玉玲查冊調查的犯罪活動與交通運輸有關。他表示，根據立法會文件，在2010年運輸署發出約5萬多張車輛登記證明書，約有2,800份來自傳媒機構的申請。藉此反證查冊是業界常規，回應控方指查冊不應包括新聞報導的說法。
艱澀的法律爭拗，關鍵落在3個的控罪元素：「要項」「虛假」及「明知」。4月22日終於迎來判決，蔡玉玲一身黑衣到場，主任裁判官徐綺薇認為，因陳述的用途會影響運輸署長是否提供資料，屬於「要項」陳述。她續指，署方要求的是申請人交代查冊用途，而非車輛有何用途，被告是否本著良好動機索取資料並非重要，蔡玉玲是為了「查找」車主身主、「採訪」及「報導」的用途而查冊，與「其他交通及運輸的事宜」無關，裁定她罪名成立，罰款6,000元。
蔡玉玲聞判後落淚，庭內盡是嘆氣聲，散庭後聽審的人們議論紛紛，一人問道：「七二一那些（襲擊者）呢？」另一人說：「那些不會有事的。」蔡玉玲與律師及好友相擁後步出法庭，有人上去跟蔡說：「香港幸好有你這種人」，記者及旁聽人士拍手致意，並高呼「採訪無罪」「查冊無罪」。蔡玉玲在庭外哽咽回應，形容判決令人難受、傷心，「今天法院可以判決我刑責，但我不認為自己有罪，我覺得做調查新聞無罪、查冊無罪、捍衛新聞自由無罪。今次法庭裁決的不是我一個人，是整個行業、是香港的所有記者。」
五月五日，蔡玉玲在臉書上發文，決定為自己的案件提出上訴。她說：「選擇踏上這條路不是草率的決定，無論贏或輸，案件最終或須上移至終審法院，我已有一定的心理準備。身為傳媒人，我一直以報道事實、說真話為志業，在我城崩壞之時，我期許自己『活在真實中』，真誠、善良、正直地活著。」
在香港，除了車輛查冊外，另有多種可供公眾查閱的註冊資料，記者一般較常使用的工具包括：公司註冊資料、土地查冊、出生死亡婚姻狀況及選民登記冊等。香港記者協會主席楊健興說，法庭狹窄演繹法律字眼，完全沒考慮傳媒透過查冊履行第四權監察社會的功能。
楊健興解釋，記者普遍會利用查冊尋找基本資料，並核對涉事人物的身份，過去曾藉此工具揭發多宗官員涉及僭建、出租「劏房」，甚至收取利益的新聞，更有犯事者因而被定罪。這次案例反映查冊有被檢控的風險，他說，「路已被封了」，這不單止影響日後記者能否繼續查冊，更擔心往日曾涉及查冊的報導亦會被清算。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為蔡玉玲撰寫交給法庭的「求情信」。在他看來，案件應該放一個更大的脈絡裡分析。他說， 香港過去從未有完善制度保障資訊及新聞自由，查冊用於新聞報導只是一種業界與政府有共識、默契容許的做法， 屬「灰色地帶」，港府及警方近日做法正是收緊此類空間。李立峯羅列港府逐一收緊查冊制度的舉措，如：運輸署會通知被查車主，公司註冊處擬禁止披露完整的個人資料等，他形容，蔡玉玲案不過是貫徹此大方向，「從前（政府）有權無用盡，現在開始用盡了」，最終令到新聞界的功能越來越小。
港台拒協助 政府身分難清
刑責之外，套用蔡玉玲的話，她面對的是「雙重懲罰」。《鏗鏘集》「721誰主真相」這一集節目在訴訟之前，已遭受建制派議員批評，時任廣播處長梁家榮曾公開讚許的製作水平屬「新聞學教材」，但官司來了，港台隨即撇清關係。蔡玉玲屬於自僱形式的「服務提供者」，港台以此為由，拒絕提供法律援助；被捕後，她本來與港台直屬主管已有共識，可以繼續為《鏗鏘集》工作，但後來卻被管理層以案件進入司法程序、案情與節目製作有關為由，下令暫停委派工作。
蔡玉玲說，這些理由表面看似冠冕堂皇，但實在說不通，「不明白有何利益衝突，我又不是繼續做721案，也不是報導自己的案件」，質疑停工是港台自保的舉措，待她不公，「那個是我很喜歡的崗位」。今年3月，裁決未明，港台臨時抽起由她擔任編導、講述特殊教育的其中一集節目《卓越教室》，「（連）看到我的名字也渾身不自在」，蔡玉玲判斷，「這已是另一個港台了。」
早於1928年港英政府開設廣播服務，過往由政府新聞處撰寫新聞，後來正名為「香港電台」，逐漸發展成為香港唯一的公共廣播機構，製作電台及電視節目，甚有公信力。與台灣公視設立基金會管理及接受贊助經營的方式不同，港台屬政府部門，營運經費近乎全數來自公帑，正式員工屬公務員，另有非公務員合約的員工，統管內部事務就是廣播處長，亦是港台的總編輯。
前助理廣播處長施永遠受訪時曾經以「怪胎」來形容港台，在於它既是政府部門，需要跟從政府行政及政策，但同時也有獨立編輯方針，可以監督或批評政府，混亂就在於什麼時間擔任什麼角色。
國安法之後 整肅節目員工
這一回風波再次突顯港台「角色平衡」的問題。港台前高層周安道（化名）接受本刊訪問，他避免身份曝光，不願公開工作年期及崗位。他分析，因為721襲擊是港府及警察的「死門」，《鏗鏘集》赤裸呈現「無警時分」，踩到政府和警察痛處，難怪被整肅。除了車牌查冊外，報導還顯示，白衣人在街頭聚集期間，有數名手持疑似證件、懷疑是便衣警員的男子來回十數次，但沒有出手制止對方。
再進一步，周安道認為，一切源自港台的「原罪」：「意識形態與統治階層背道而馳」。他解釋，領導人從無意識什麼是真正的公營廣播，誤會其本質應為政府喉舌，猶如中國中央電視台（CCTV），故在上位者只會覺得港台的報導「不中聽」，甚至有宣揚反對力量的傾向。
周安道無奈道，「港台本身報導是反映社會發生的事，不是它製造出來。打風與否跟它無關，它是告訴你，有風球了，但這（反對力量）並非它的發明。香港電台不是獨立的事件，是整個香港的反映。」
2019年反修例運動牽激起千重浪，一年後，街頭衝突稍息，港台即墮進風暴，各類事端接踵而來。個人評論節目《左右紅藍綠》批評警方執法，被指偏頗，通訊事務局向港台發警告；隔月，政治諷刺節目《頭條新聞》另被裁定汙衊和侮辱警方等的投訴成立，港台完成餘下檔期便暫停製作，並按要求道歉，節目至今復播無期。 記者利君雅在記者會尖銳質問官員的表現，遭集體投訴，內部以「調查」為名，先延長她的試用期，最新消息則指她不獲續聘，須於本月內離職。英文節目《脈博》（The Pulse）就肺炎疫情採訪世衛官員，問及對方會否重新考慮台灣的世衛成員資格，被官員質疑有違「一個中國」的原則。
空降守門人 特首化身主持
踏入2021年，情況急轉直下，備受打壓的對象從個別節目及員工，逐漸延伸至整個內部體系。國安法生效，第六條訂明，居民參選或就任公職要簽署文件確認或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自1月起，政府各部門接獲要求員工宣誓，拒絕有可能被終止聘用。但何謂「違反誓言的行為」？「以公職身分表達與政府立場相違背的意見」亦在此列。香港電台節目製作人員工會曾去信查問，調查報導政府部門及官員、報導政策不足、訪問反對政策者等，是否被視作違反誓言。至今未有公開明文回覆，條文如「緊箍咒」，員工隨時被清算。
2月，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開宗明義，表明對港台表現難以接受。及後政府發表檢討報告，多方面批評港台管理不善，同日公布廣播處長梁家榮提前5個月解約，3月起由沒有傳媒經驗、政務官出身的李百全接任。
上任不過2個多月，李百全已經為港台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連番抽掉多個節目，同時引入新編審機制，要求節目前要先提交書面建議，並獲得由一個由9人組成的編輯委員會同意方可製作；該委員有3人為政務官或行政主任，大部分從事音樂文教等製作。政府在港台安插至少4個新職位，2人負責「編輯管理」「投訴處理」等，另2人過往在通訊局負責內容規管。
更有甚者，過往港台節目是香港及國際新聞獎的常客，但新任港台高層稍早以「檢討」為名，要求已經報名的節目退賽，也宣稱即使得獎也不會領取。就以蔡玉玲的「721誰主真相」這一集為例，在官司宣判前獲得「金堯如新聞自由獎」。五月六日，香港「人權新聞獎」公布結果，「7.21誰主真相」再拿下中文紀錄片獎，獲得的評語是「追蹤最細微線索，無畏無懼，詰問強權。調查報導經典」。同屬香港電台的節目「視點31」，則由「以公義之名」及「覺醒，在瘟疫蔓延時」單元奪獎，得獎者就是沒能獲得續約，將於五月底離開的利君雅。
但港台高層稍早已經聲明，一概表示不承認這些提名和獲獎。蔡玉玲則說，自己非港台員工，不會遵從指示，如果獲邀領獎，她自己一定出席。
自李百全履新，迄今至少4名資深傳媒人請辭，大部分來自處於風口浪尖、製作時事節目的公共事務組。但特首林鄭月娥反而評價李百全表現盡責，做到她預期港台總編輯應做的工作。最新一波的操作是，林鄭月娥化身「主持人」，與各界嘉賓對談，探討完善選舉制度的內容，節目由政府新聞處製作，自上週三（4月28日）始每日在不同時段於港台播放。港台過去會在官網提供節目重溫，限期為一年，逾一年者本來可於YouTube或臉書觀看，惟近日將會「一刀切」將各平台的節目在播出一年後下架。
有不願具名受訪的港台員工表示，新設的編委會，掌權者大為政府出身政務官，猶如「中宣部的人來盯著你們」。他透露，現時需要預先幾天向上層提交節目大綱及擬定受訪對象，曾被要求加建制派的聲音，實為「機械式平衡」。他形容，內部人人自危，縱然希望向外界解述審查情況，惹起公眾關注，但又擔心被清算，無法告知詳盡細節，「我都想講，但真的不行，不知道他有什麼骯髒招數。」
不期待皇恩 堅持續做新聞
周安道分析，政府空降的管治階層有另類「守門人」角色，杜絕「與總路線不合」的節目，「但處長哪有這樣多精力與時間看遍所有節目呢」，故需要下放權力，增設各類職位，同時利用繁瑣的行政制度限制製作。他歎道，「這個台，保不住了」，反而更擔心現職員工的安危，「像蔡玉玲般，找些（罪名）來控告你。最簡單可以指控你違反誓言，分裂國家。」
對於港台的路向，李立峯有另一套看法。他先剖析，港台在香港傳媒生態有獨特的重要性，因為自1997年回歸後，商業傳媒機構老闆被籠絡，有批判性的新聞越來越少，港台公營廣播機構的性質，反而可以使其報導撇棄商業考量，投放資源在嚴肅、認真的題材；相對較敢言的媒體對於其他保守傳媒有承先啟後的作用，「3過去一直由幾個媒體撐著一邊，令到某些新聞可以流通出來。」
政府針對港台連番舉動，看來已粉碎這種功能。在李看來，「雷厲風行的手段」主要集中在製作時事節目的公共事務組，明白現時的痛苦來自「由自由、專業的Level突然急促地壓得到無氣抖（奄奄一息）」，但內部節目多元化，「局部的空間仍有一定的功能」，暫時或不一定會牽連全局。
早前有節目被傳暫時製作，惹來公眾嘩然，港台後來澄清沒計劃停播，李立峯以此例說明，可以製作怎樣的節目，估計內部各方仍在「測試界線（test the boundary）」，最終雖視乎管治團隊怎樣拿捏平衡，「但做得幾多得幾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
蔡玉玲在2013年起擔任港台工會主席，屢次與政府交手。內部當年正值政務官鄧忍光空降港台擔任廣播處長的年代，對方曾試圖影響內部高層人事變動及調度節目播放安排；外部，港台興建新大樓計劃因建制派議員阻撓而觸礁。
歷史不斷重覆，蔡玉玲早有感悟，「怎能期待獨裁政府皇恩浩蕩：港台你就做一個有新聞自由的媒體，幫我監察我這個獨裁政府？不會嘛。」與之相較，她倒覺得當年的舉措已屬「mild（溫和）」，形容近月的打壓是「最粗暴、最肉酸（噁心），最不理坊間批評去做，難以想像」，因此她很佩服仍然留在港台工作的同事及工會成員。
港台的工作崗位很可能泡湯，當日蔡玉玲在庭外說：「我想做記者，不一定要做《鏗鏘集》的記者，不一定要做港台的記者。我認為我繼續做新聞，會是我對今次判決最好的答案。」捲入訴訟後，她如常採訪，在「旁聽反送中故事」臉書專頁發布報導，持續跟進721白衣人暴動案的審判。
蔡玉玲慶幸當初製作了2集節目，「因為一九年無做，二○年無做，可能以後無得再做。」面對「721事件」，她心中始終疑問難解：「為何警察會遲到？他們的說法是否屬實？白衣人的背景是什麼？當日誰在背後安排指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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