罷工2個月，公司終於讓步，但我們這些帶頭的幹部被求償罷工造成的損失209萬元，我也因為公共危險罪入獄50天。出獄後，我到處都找不到工作，其他司機說，客運界把我列為黑名單，我還被警總提報「工運流氓」，每週都要去管區報到。
【心內話】叫老闆吐錢的祕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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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我在基隆客運開公車，因為個性豪爽，老司機推我出來當工會幹部。那年公司換新頭家，管太嚴了，司機們很不滿，我們照《勞基法》寫的，合法投票發動罷工，想不到公司更強硬，一次解雇147個參與的員工。我很氣，發起抗爭，當天開車進站所被阻擋，乾脆把車橫停在瑞八公路上，造成交通癱瘓。當時鬧得很大，連去基隆廟口，小販都認出我是電視上那個罷工的，請我吃肉羹。
那年我45歲，這輩子從沒這麼落魄過。我家本來是基隆望族，阿公從日治時期就經營基隆最大的碾米廠「王和成商號」，在市區有3層樓的大房子，家裡還請長工和幫傭。我愛交朋友，地方角頭來調頭寸，我從抽屜隨手就拿一疊鈔票給他。我太太當年是公路局之花，結婚時我家還有點錢，但後來消費者都去超市買米，米廠就沒落了，我又搞工運搞到失業，只好換她出去打工養家，3個小孩學費都靠我母親私下接濟。
那幾年過得真苦，我菸癮犯了，只能從沙發縫隙裡面挖零錢，買不起一整包，只能買幾根散菸。1998年鄭村棋當台北市勞工局長，問我要不要去當勞資會議協調員？他說我可以用抗爭學到的法律幫其他勞工，也加減賺出席費補貼家用。
開始幾年，我只會幫勞方罵資方，調解一下就破裂了。後來我發現，堅持勞方的正義，不一定能幫到他，因為要叫老闆拿錢出來是很難的，老闆只會說：「要告你去告。」我慢慢抓到訣竅，先給資方面子，我會同理他，「這年頭管理員工不容易。」然後再勸他，該給的給人家，通常老闆態度就會軟化，和解機率有7、8成。
不知不覺調解了23年，參加了上萬場勞資會議，我曾幫工程師爭取1千多萬元的退休金，也有勞工1年申請一百多次調解，訴求都寫「叫老闆道歉」，勞工局把這些最難搞的案子排給我，我都處理得很圓滿。勞動部官員常虧我：「你以前罷工來開會都是拍桌子的，現在怎麼變這麼溫和？」
我今年74歲了，每天還是從基隆搭火車到台北、新北、桃園去調解，以前我拿這本《勞動法》抗爭，現在我把它放在會議桌上，好好講也能讓老闆把錢掏出來。若勞工最後不和解，我也尊重，只是我會用我的血淚史，告訴他們：「抗爭是沒有回頭路的。」
王耀梓，基隆市，74歲，勞動部勞資爭議獨任調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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