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自殺者親友遺族關懷協會的理事長李沐芸（原名呂欣芹，後改名），又和我們講了一次那個故事：29年前，大她4歲的姊姊選擇從11樓的住處一躍而下。在那之前，姊姊曾多次嘗試自殺，有時吞藥，有時割腕，多次大鬧急診室，她漸漸相信一切不會成真。事發那晚，她正好回爸媽家，凌晨4點，家裡的電話多次響起，每次都響5聲便掛斷，她因夜深沒有去接，心裡也深信姊姊不會「真的」出事。
【鏡相人間】生者的艱難 自殺者遺族的傷與痛
會員專區人物
失去親友，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如果親友是自主選擇死亡，此重大失落，則可能因長久陷於困惑、自責之中，成為難以療癒之傷；因社會對「自殺」的各種汙名與偏見，成為無法言說之痛。當政府將多數資源投入自殺防治，生者的艱難該如何被撫平、安慰？
一個生命的終結，可能是另一個生命「打起死結」的開端。我們採訪了4位自殺者遺族，請他們分享在失去手足、配偶、孩子、母親後，在傷痛中看見的難題與困境，與尋求和解、自我原諒、正視深淵的過程，也看看那些破碎、責難與黑暗，是否有機會更有效地被理解、包容與陪伴。
家屬陷自責 緘默難言傷
姊姊在當天凌晨4點多跳樓。那年李沐芸18歲，以第一名成績自高職畢業，保送二專，畢業典禮領了6個獎，表面風光，但內在逐漸被「我是凶手」的想法侵蝕，白天無法快樂，晚上無法入睡，最後撐不下去輟學。
今年9月，她成立台灣第一個針對自殺者遺族的關懷團體，因為她發現，多年來，和她有相同經歷者，始終找不到合宜去處，去抒發悲傷，去尋求理解，去討論困境，去彼此陪伴。
根據衛福部心理健康司統計，自殺已連續16年，排在國人死因第9名至第12名，每年至少有3,500人自殺。2005年起，自殺防治協會由行政院核定成立，但直到2022年9月，才有正式立案的遺族關懷團體成立。
這落差是如何造成？遺族被遺忘了？還是從來不被看見？
協會成立之難，在於遺族的傷痛很難言述，讓多數人情願選擇緘默。李沐芸仍記得當時在學校被通知姊姊逝世的消息，電話中，阿姨提醒她不准哭，不要引人注目，彷彿暗示這樣的悲傷應該被深深鎖上。
姊姊的後事處理，又更加深這樣的印象。她仍記得，姊姊的喪葬費用高達27萬元，以「超渡、念經等名義加價，我爸捨不得女兒啊，能做的都做。」她以「坑殺」2字形容那些粗暴的過程，而坑殺能夠成立的主因，就是自殺的「汙名」：無論東西方宗教經典，皆有「自殺是重罪」的敘述，當遺族陷入自責，任何的解方都可能是浮木。
協會副理事長吳正華就有類似經驗，他太太2年前在家中服藥輕生，他回憶彼時時間軸，晚上8點發現，先叫救護車，確認死亡後，「9點半警察過來，殯葬業者也跟過來，直接到公寓樓上，騙管理員說是我們找來的。」他是堅定的無神論者，免去所有可能的「加價購」，但道德勸說仍無法閃躲，「我有個朋友是紫衣教的，跟我扯一堆什麼業力爆發，可以想像是好意，可是在那個當下，家屬還要聽這些垃圾話，真的很火大。」
林口長庚精神科副教授主治醫師及自殺防治中心主任張家銘認為，自殺汙名主要來自「宗教」和「文化」2個面向，而普遍大眾對自殺的錯誤認知，包括錯估其成因和影響、畏懼談論、單單視其為軟弱或精神疾病的行為等，都在加深汙名。
在台遇困境 遺族關懷少
桃園市生命線協會主任張翠華多年來從事遺族的關懷服務，談到「自殺汙名」，直言最大的原因在「究責」：「大家會覺得，一個人選擇了自殺，一定是誰做錯了什麼？你去談，就會被問。我最常遇到的是家屬互相究責，最後大家都不提，悶在心裡。」當死亡事件發生，遺族首先要面對的是法律和後事程序，沒有時間去處理心理創傷。目前政府提供的服務是由自殺關懷訪視員打電話關心，「會打3個月，但很多人會拒絕啊。拒絕了就不會再打。」
吳正華就接過那電話。太太過世後1週，衛生所打電話給他，「某方面也算是自殺防治吧？可是我得說，這很兩難。第一，我不知道有這件事，就直接打來，每週打電話，聊一下殯葬處理，一聽就知道對方是剛出學校的社工，有專業，但他其實只是想確認你有沒有自殺傾向？」他認真思考此事，「好像也沒錯，因為這個打擊很大，確實需要（自殺）防治沒錯，可是不能只有這個吧？」
為什麼在台灣，自殺者遺族的關懷這麼少？李沐芸坦言：「就是因為自殺防治。從自殺防治的角度來看，有遺族就代表失敗嘛，所以一定做不起來嘛。」
「而且他們只會打給一個人。」張翠華說。根據2011年前美國自殺學協會（AAS）執行長Alan Lee Berman的調查，每一位自殺者，平均有6位直系親屬、14.5個旁系親屬，以及20位朋友、同事等，自殺身亡者平均觸及135人，其中約60人直接或間接受到衝擊。李沐芸指出，以60人受到衝擊估算，代表台灣每年約20萬人成為自殺者遺族，10年間，已有200萬人，其中多少人接過電話？
3個月也不是一個好的時間點。張翠華指出，通常「4到6個月」會是比較好的時候，但她也服務過親友過世20年以上，仍陷在悲傷或自責情緒中的人。為自殺者遺族提供關懷與諮商的隙光精神創辦人朱妍安表示，遺族不容易找到傾訴對象，即便是面對最好的朋友，若對方沒有經歷過自殺事件，遺族也很難開口。吳正華更坦言，曾有朋友對他說：「你講這些我可以聽，但是我下班了。」
依關係不同 解方無準則
張家銘也提到，目前相關政策，確實將大部分精力放在「防治」，更勝於遺族關懷，原因之一在於難度，「當事情剛發生，很多感覺很複雜，不容易訴說、討論、沉澱、處理。自殺關懷訪視員終究是外人，被拒絕的機率很高。」張翠華認為，遺族關懷最重要的是陪伴，「我們幾乎不問問題。我們就讓他們講想講的話。它很難列入體系去做，因為它很難標準化，你要怎麼把遺族建檔？你做了多少個案？社工是不是要按著你建立的表格去填資料？你不該強迫他們分享經驗，也不該過於主動的觸及，這需要經驗。有些社工很年輕，他可能自己都還沒有準備好去面對這麼沉重的故事。」
張家銘曾在2010年做過問卷，顯示遺族的BSRS-5（簡式健康量表）總分是非遺族的的1.7倍，最近1週內有自殺想法者則是非遺族的3倍，顯示確實在心理健康上受創。他分享美國一項針對軍人自殺同袍遺族的計畫，將遺族關懷分為「穩定」（避免過多的揣測和流言傳播），「哀悼」（合宜的道別儀式），和「成長」（從失去中找到意義）3個階段。他特別提了哀悼，除了以自殺之名施行過度的喪葬儀式，也有另一種狀況是「過度草率。這取決於案家，是不是不願意那麼多人來？不想再多對外人說明了？事實上，哀悼還是一個很重要的療癒過程，有它的心理意義，不該因為汙名而被簡化或過分強化。」
心理諮商師林萃芬則曾在「單程旅行社」頻道的採訪中提及，美國另有一項「傷心小組」的模式，由1名心理師和2名遺族組成，透過共感、互助的過程，彼此療癒。台北馬偕醫院自殺者遺族說故事團體，其「團體治療」的模式取自有400個遺族互助團體的美國經驗，但仍建立在自殺防治的架構下。李沐芸表示，她希望成立一個真正以遺族療癒做為主體，單服務此一議題的團體。
而這也正是李沐芸先在2018年成立「自殺者遺族」臉書社團，又在今年成立協會主因。協會成立後的第一階段目標是「建立友善葬儀社清單」，「加入警務連線系統」在第一時間前往協助遺族相關事宜的處理，並「訓練專業做遺族療癒的社工」，將一直以來該有而未有的「專屬遺族療癒」的缺口補上。
李沐芸的父親在去年因食道癌過世前，住在安寧病房，曾經絕口不提姊姊事情的他，有天忽然跟她說：「妳很傻吔，妳姊死了就死了，妳怪自己做什麼？」李沐芸回他：「你更傻，一句話這麼簡單，你讓我等了2、30年。」
但如今李沐芸又有新體會。她強調，遺族認為怎樣的面對或處置對自己是最舒服的，就那樣去做。想談就談，想沉默就沉默，想哭就想，不想哭也不用勉強流淚。生者與亡者的關係不同，艱難不同，解方也不同。李沐芸說：「其實我在事情發生不久後，有寫一封信（給父親），就是我很自責，覺得我沒把他的女兒顧好，結果他看了之後沒有任何反應。我那時候太小了，沒有想到，他也只是一個剛剛喪女的父親。」
太太走後 我才一步步解開她的謎
吳正華，44歲，新北人，工程師
正華最近開始嘗試網路交友，他在檔案上坦承「喪偶」，這件事於是經常成為第一次約會辭窮時備用的話題，對方也理所當然問起：「為什麼？」他說，如果回答淋巴癌，「那你不會問怎麼會得淋巴癌嘛。」回答自殺，事情就沒完沒了了。
一個為什麼，會引來更多的為什麼，「真的不要問，因為連當事人都不知道。這是無解的，你只會覺得被怪罪。第二是，這很難應對，你能回答『我不知道』嗎？很怪嘛，真的會有一種…（對方）好像在辦案（的感覺）。」
案發經過是這樣的：2年前的端午連假結束後，上班日，早上他出門上班，晚上8點回家，發現太太趴在主臥床邊，已失去生命跡象，法醫勘驗後確認死因為用藥過量，最後以自殺結案。
曾以為理解 逝者留謎團
吳正華和太太在2004年相識，很快同居，10年後「因為開始會想到手術同意書上需要有人簽字」而登記結婚，但2人有共識不要孩子，經濟壓力是原因之一，婚後2人仍在學歷上努力精進，學費、生活費是不小負擔，再者，「她覺得這個世界上的人已經太多了。」吳正華只是沒想過，太太也將自己列入那「太多的人」之一。
他一直知道太太在國中二年級時，曾經嘗試自殺，但太太之後出國留學，返台後並無特別異狀。憂鬱症復發，在什麼時候？吳正華思考了一下，說了他整場採訪語氣最悲傷的一段話：「我以前可能可以回答你，但自從她自殺以後，我發現很多問題，我其實不理解。我曾經以為理解了…」
一個生命的終結，是另一個生命「打起死結」的開端；走的人留下謎團，但永遠不會有答案。吳正華說，太太有病識感，「有時候她可能就不想起床，沒有動力，也不洗澡。有時候也會談一些負面的事，比方說活著幹嘛？沒有意義。有機會應該讓給別人活。她說她吃的、喝的、出國玩…都體驗過了。她中央大學畢業時，是致詞代表，但她跟我說，那一天之後，其實就可以死了，她覺得已經夠了。」
說這句話的那一年，太太才30歲。「有些話我現在不時還會想到，比方她說她最大的問題是腦子壞掉，因為一般人要死，可能是一個衝動，你要說服自己；但她是要說服自己活下去，如果找不到理由，那就不需要。」
被房東求償 覺得太委屈
吳正華形容自己是典型的理工男，冷靜、理性、自持，但事情發生之後，這些形容詞全成為冷酷、缺乏同理心、愛說教，自己控訴自己。當太太陷入厭世情緒，他對她說：「生物都有求生的本能。我說無意義也沒有不好，什麼都有意義，也不對啊。會不會是問題問錯？沒有意義跟想死會不會是無關的？而且意義的定義是什麼？」
太太回答不出來。當時，吳正華以為這是成功的說服，如今再看只是失敗的溝通。
憂鬱疏通不成，太太轉為躁鬱，消費行為開始改變，百貨公司週年慶，一天刷爆信用卡15萬元的額度，香奈兒口紅買了5、60條，Coach包有十幾個，「我也大吼過，因為她後來就盜刷我的卡。我話說蠻重的，我說總不可能我們一起去撿破爛？不是我開口閉口就是錢，這是很現實的…」一根又一根的稻草疊加，太太選擇結束生命。吳正華回憶2人有過的所有對話，感覺自己是把稻草疊加上去的人。
事發後，警方以太太指紋解鎖手機，他意外發現太太一直在外有人際糾紛，死亡成為他重新認識太太的契機。其時他們在淡水租屋，房東獲知消息，很快找他談判，求償500萬元。他上空中大學自學法律打官司，同時也將影響婚姻的外人告上法庭，「我當然還是怪自己，有些人可能在那個當下，想死的心都有了。當時我有一個想法是，我一定要找個對象發洩怒氣。我知道不完全能怪他，但我有憤恨，我也想過最好告到他身敗名裂、活不下去，這些念頭都想過…到最後才發現我只是在發洩怒氣，選擇和解。」
與房東的官司也打贏了。談到被房東求償，他說：「我就覺得太委屈了。老婆自殺死掉了，我還要這樣被求償？」他說到用手敲桌，「我覺得沒有道理到極點了。可是理智上我又知道，千錯萬錯，不會是房東的錯，他很倒楣嘛…」
巴不得鬧鬼 想問為什麼
屋價跌價免責，但自責難逃，想起那間屋子，他仍心有餘悸，「我們2016年搬過去，那時太太憂鬱症已復發，房子在12樓，陽台沒有封，我搬去的第一年，晚上有時會驚醒，想說我太太會不會跳下去？」事發後，他又住了近1年，把租約住滿，「因為我真的沒辦法動。那時候能夠每天上下班，我覺得很厲害了。要搬家時，一動手打包，真的是把那個傷口扒開來。」
房東也曾提議直接將屋子折價賣給他，「很兩難，有些人會想要留在那個地方，留住整個記憶。」夫妻倆都愛動漫，假日常一起整天追劇，是愉快回憶，「但現在會想，她是不是只是配合我？」遠離傷心地也是合理選項，「有些人說會鬧鬼啊，我跟你說，真的巴不得祂跑出來。以前會說怕鬼，現在觀念都改了，巴不得祂跑出來，我還可以問：『為什麼？是不是我的錯？』」
吳正華說，自責是很有創意的，「你要自責起來，可能覺得出生就是錯的，然後又害別人跟著你18年。」這2年他同時遭逢父母離世，但從沒有人會在這件事上展現過於旺盛的好奇心，成為明顯對比。
如今他住回老家空屋，1人2貓與一屋子的遺物。太太愛看書，留下大量書籍，他想處理掉，轉念又發弘願，「我處理掉之前，想把書都讀一遍，看是不是也能多了解老婆一點？」
也想為老婆多做一點事。今年9月，台灣自殺者親友遺族關懷協會成立，他擔任副理事長，接受我們採訪，也是再一次扒開傷口，但他已能視作經驗分享，有問必答。於是我們也就踩了所有能踩的雷。當我問：「你是否想過，太太某種程度也是放你自由？」他淡淡笑了一下，說協會正在整理一份「一秒惹怒遺族」清單，這也是其中一句。清單後來改名為「一秒讓遺族沉默」，但事實是，能讓遺族沉默的事，實在太多。
被岳母安慰 感覺獲原諒
吳正華說，他的約會，後來進行了「修正」，不再第一時間就提「喪偶」，因意識到自殺本身就帶有難以抹除的汙名，沉默其實是種自我保護。但創傷並不是不說就不痛，吳正華發現自己常在約會過程，一談到雙方金錢觀，就忽然過分認真；又或者，當對方開玩笑說最近工作好無聊，好厭世，好負能量，明知道「這其實就是新世代的對話方式嘛，但我完全無法。我會想，對方是不是有憂鬱症？我發現我完全輕鬆不起來。」
唯一的安慰是太太的家人，吳正華最後跟我們說，岳母曾安慰他：「如果不是因為你，她活不到這個歲數（40歲），可能30歲就走了。」那一刻，他深深感覺被原諒，而那或許就是身為遺族最重要的事：原諒自己。
1秒讓遺族沉默
- 問：他／她為什麼要自殺？
- 問：怎麼了？多久了？
- 問：我以為你沒事了？
- 問：他／她應該是有憂鬱症或壓力大吧？
- 說：你應該要放下。
- 說：你應該連他／她的份一起活下去。
- 說：向前看，不要拘泥於過去。
- 說：自殺不能解決問題。
- 說：節哀順變。
- 說：有勇氣自殺，怎麼沒勇氣活下去？
- 說：這麼久了，不要自責了。
- 說：你的悲傷，我懂。
- 說：換個角度想，經歷過這些，你會變得更好。
- 說：人都死了不然你還要怎樣。
- 說：你現在自由了，沒有家累。
- 說：你可以去教會看看。
- 說：你應該早點說，我可以請師父幫你看看。
- 說：自殺跟殺人是一樣的罪。
- 說：不要再想悲傷的事，多正向思考，多出去走走。
- 說：要把時間花在活著的人身上。
- 說：他／她就是抗壓性不夠。
- 說：他／她若是知道你這麼愛他，也值得了。
建議：聆聽、陪伴。不多言，不批判，不建議。
為了真相 我們和加害者擁抱
李星儀，46歲，台北市，家管
李星儀跟我們說，稱呼她「柏愷媽媽」就好，並邀我們在柏愷2週年忌日的這天，隨她一起上陽明山掃墓。花葬園區無碑，李星儀熟練地數算距離，拿出柏愷照片擺好。那是獨生子上大學時在迎新活動拍的照片，笑容燦爛，看上去就是一個普通新鮮人，但1個月後，他決定結束自己的生命。
兒內心暗流 反覆找答案
逝者已逝，生者回頭尋找可能的原因，努力拼湊獨生子最後的身影，從學校監視器開始，李星儀發現兒子當天下午蹺課走出校園，在手機上搜尋了「台北最佳自殺地點」，搭上公車就前往該地，途中只傳了一封簡訊給媽媽：「今天不回家吃晚餐。」時間是下午2點多。
那是母子一直以來的默契，不回家吃飯要說一聲，尋常到無法稱為預兆或求救，但這對失去孩子的母親而言，不足以作為安慰。2點收到簡訊，兒子5點墜樓，中間的3個小時，她是否還能做什麼？明明是上課時間，為什麼還可以傳簡訊？她想回電詢問，又怕打擾課堂授課。身為母親，她總想，為何自己對柏愷的內心暗流，毫無知悉？
2年多來，她反覆問自己這個問題，尋求答案的過程，甚至可以一路講回6年多前。柏愷是特殊生，升國中那年暑假，在夏令營的遊覽車上癲癇發作，老師打電話通知李星儀，她嚇到全身發抖，連手機密碼都解不開。孩子住院，此後照斷層、抽血、腦波檢測，她一路隨侍在側。癲癇引發注意力不集中，身為全職媽媽的李星儀，又更加全力照顧孩子。
她還記得孩子的第一個叛逆期，是上高中時，拒絕母親先行一步通知校方自己的狀況，「孩子不想和別人不一樣。但是因為他生病，所以我特別擔心他，特別管教他，像他出門有門禁，同學都說他是媽寶，我說媽寶又怎樣？但他開始在外面受傷都不告訴我，他和同學騎YouBike摔倒也都不告訴我。」
所以他和同學吵架也不告訴她？被霸凌也選擇噤聲？決定從7樓一躍而下，也只是以輕描淡寫的訊息通知？沒有答案。
處理兒子後事，舉步維艱。認屍那日，她癱倒在地，站不起來，兒子躺在病床上，她坐在輪椅上，一起搭電梯到遺體室。她想去掀起白布再看一眼，想摸摸兒子，但家人拉著不讓她去，「說眼淚不可以滴在往生者的身上，他會捨不得走。」
悲傷被禁止，自殺是敏感詞，「長輩會想，這是家醜。」先生那邊的長輩至今仍不知兒子已過世，「我不想去解釋。」身為遺族，李星儀也有過只想粉飾太平的階段，尤其當別人問起那最簡單的3個字，為什麼？「我就是說，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知道，有些人會（否認死訊）說出國了。」
罹患憂鬱症 穿子衣度日
但她其實知道為什麼。兒子手機裡有遺書，直接寫出霸凌他的同學姓名，李星儀於是到學校找答案。為了更靠近真相，他們和3位關鍵同學見面，「我先生看到他們，就站起來抱他們，說：『我和柏愷媽媽沒有要怪你們，我們也原諒你們這樣做。』我們其實就是放低姿態，我們只想要真相。」
真相是，兒子出事當天中午，被班上同學踢出小團體群組，原因是他曾偷拍同學用廟裡的香爐點菸，發動態公審，「他和高中好友都可以這樣鬧，他以為大學同學也可以。」之後又因說錯話得罪了群體中的老大，多次道歉未獲原諒。
李星儀也去問了其他同學，得到的答案是，那陣子柏愷總一個人吃飯，坐在教室最角落，獨來獨往。那是監視器沒有拍到的身影，但無形的想像比實物更懂得如何折磨一個人，「我很自責，我為什麼不了解這樣的狀況？我不夠關心他嗎？」從兒子過世到告別式，她體重暴落，2週掉了8公斤，「我罹患憂鬱症，又有PTSD（創傷後壓力疾患），焦慮、恐慌、睡不著，安眠藥從一顆吃到加憂鬱症的藥，一共要7顆。」事發那年冬天，她穿兒子的衣服度日，只為了更接近他。兒子的包包裡有瓶水，「我很珍惜的把它喝完。」
在社團取暖 已逐漸轉念
除了責備自己，也責備兒子，「我以前就常跟他說：『全世界最愛你的人就是我。』我在馬偕生他生了23個小時，我羊水破了還在醫院躺了23個小時，我自然產生他出來，3,870公克，我都還記得。我也跟他說：『媽媽只有你一個孩子，你要好好照顧自己。』」
也想過跟兒子一起走，「我覺得不管他去哪裡，我都應該去照顧他啊，我怎麼可以放他一個人在那裡？」柏愷剛走前1個月，她每日獨自上陽明山，冬日，夜來得早，有時下雨，她就一個人撐傘待著，「要是以前，我會很怕。可是我現在不怕了，因為我知道兒子在那邊。」
情緒起起伏伏，逐漸轉念，是先生在臉書找到一個遺族社團強迫她加入，她看著別人的故事流淚，有種找到「同類」的溫暖。她開始頻繁在上面發文，用自己的故事安慰其他同類。也試著轉換心情，把兒子當成小王子，只是回去了「B612星球」，寓言故事結尾，小王子坐在石牆上和毒蛇對話，以毒液擺脫肉身，最後在故事的述說者懷中「筆直地墜向一個無底的深淵」。柏愷媽媽家中也掛著一幅她自己畫的油畫，畫中的小王子也在墜落，但身邊的星星陪伴著他，承接著他。
停止再細究 不粉飾太平
李星儀最後將柏愷的遺書傳給我看。那裡頭也有署名給新聞記者的內容，寫著緊迫逼人的現實困境，世界不公，自己已受夠大學生活，希望大家不要救他。或許那才是真正的真相？又或者只是一部分的真相？李星儀不再反覆琢磨。
也不再粉飾太平。現在再有人問起（死因），「我會直接說他自殺。他只是想解脫而已，他沒有錯。」也不再怪自己，不強迫自己走出來，「永遠走不出來的。它會跟著我走進棺材裡。」為什麼仍希望大家稱呼妳柏愷媽媽？她說：「這樣叫我，我就覺得，原來大家還記得柏愷。」
而柏愷在生命的最後，也還掛念她，他在遺書中寫著：「謝謝家人這18年的照顧，尤其是媽媽…請跟她講，我愛她，我永遠會在天上守護著她…」
媽媽的自殺 曾讓我覺得自己不該出生
朱妍安，31歲，新北市淡水區，隙光精神創辦人
31歲的朱妍安，剛帶完一場自殺者遺族的團體活動，參加者有同學自殺、妹妹自殺、好朋友自殺、父母自殺，都是經歷過自殺事件1年以上的遺族，這次特別到台東的一間民宿進行3天2夜的談話，「我們給他們足夠的時間說，也讓他們學習聽別人的故事，說跟聽的過程中，他們會找到共鳴，『你講的感覺我也經歷過』，產生一種連結，這個連結會讓他知道自己不是那麼孤單地在面對這件事情，讓他心裡面自己長出一股力量，然後回去面對生活。」
自殺者遺族面對的困境，往往也只有遺族能懂。朱妍安的母親與繼母7年前相繼自殺離世。4年前，她創辦隙光精神，一個為自殺者遺族提供諮詢服務的社團，每2個月舉辦一次聚會活動，不定期關懷探訪、電話聯絡。
母喪第一年 陷解離狀態
母親燒炭自殺後的第一個忌日，朱妍安說，那是最可怕的時刻，當時她感覺所有事情都重新發生一遍。
7年前，母親失聯1星期，她帶著4歲孩子去母親租屋處探望，進了門，媽媽不在自己的房間，而是另一個房間。房門緊鎖，貼著一張紙條，「寫的內容是叫我打電話報警，電腦桌上有要留給我的話（遺書），門縫塞毛巾，我手腳都在發抖。」她不敢進門看，也不敢看遺書。警察來了，破門，確定是燒炭自殺，問她要不要看母親？她不敢看。「我的孩子還在旁邊一直喊：『阿嬤，妳在哪裡。』那個畫面很衝擊，氣氛很尷尬，大家都知道發生什麼事，只有小孩不知道。」
母親自殺的第一年，她陷入一種「很解離的狀態」。她在安置機構當生活輔導員，陪伴遭家暴、性侵的孩子，「我感受不到任何情緒，感受不到難過、生氣，我可以正常工作，可是我的同事都會說我看起來沒有靈魂，我能做的就是把生活弄好，沒辦法有什麼感覺，只能過該過的生活。」
失眠又酗酒 覺得被遺棄
第二年，她陷入極大的痛苦，開始失眠，做惡夢，並且酗酒，試著逃離這個痛苦。小時候父母離婚，父親再婚，她總是在親戚之間被丟來丟去；15歲開始叛逆的她，自己在外租屋工作；17歲更是跟所有家人斷絕聯絡，當酒店小姐；20歲未婚懷孕、前夫販毒被抓，她到淡水與姑姑同住，回歸單純環境，當個好好養孩子、正常生活的單親媽媽。然而母親的自殺，讓成長過程總是有遺棄感的她，再度覺得自己被遺棄了。
母親自殺前，曾經跟她約好，要一起開一間小吃店，祖孫3代一起生活，有一陣子，她看到路邊賣臭豆腐的母女，「會陷入一種黑暗裡面，覺得走不出來，定在那裡，那種狀態像是大腦被侵犯，沒辦法控制，讓你去到某一段回憶跟遺憾，產生很多複雜的情緒，你沒辦法從裡面出來。」
母親的遺書裡交代自殺原因，是不堪心臟病、糖尿病折磨。「她覺得她沒有辦法再承受，再來，她覺得我跟很叛逆的時期已經不一樣了，我已經長大成熟了，所以她可以放心地離開。」朱妍安說：「這對我來說，是一個謊言。所以我不應該長大嗎？是不是我不要長大，妳就會留下來？病痛，為什麼不講呢？我們可以一起去看醫師。我覺得遺書裡都是藉口。」
她開始想，是不是因為自己不成熟？是不是因為媽媽覺得她沒有能力？是不是因為媽媽覺得她沒有辦法照顧孩子的同時也照顧媽媽？是不是因為自己跟媽媽借錢沒還？
試著找原因 尋療傷解方
她也試著怪罪，認為是其他原因造成母親自殺。「怪罪我媽媽那時的男朋友，怪罪我爸爸，怪罪我媽媽以前的家庭，我把每個跟我媽媽有關係的人都怪罪一次，最後沒有東西可以怪罪，就開始怪罪我自己，如果我多做一點什麼，媽媽是不是就會留下來？」這讓她自我價值崩毀，有很長的一段時間，她不敢照鏡子，覺得自己長得醜，覺得自己出生在這世界，是一個錯誤。
許多自殺者遺族，往往在這些困惑、疑問、怪罪中徘徊多年。「你會一直想到新的事情、新的回憶，你會找到她跟別人互動的新的證據，那她會不會是因為這個人自殺？當有新的東西出來，就重新開始一個新的流程，我覺得是一個很痛苦、很漫長的過程。」而答案一變再變，畢竟自殺者為什麼選擇自殺？自殺的當下又是什麼狀態？只有自殺者自己知道。
許多自殺原因往往以病症做解釋，例如憂鬱症、躁鬱症等精神疾病。朱妍安的繼母即是在精神病院出院後自殺。朱妍安認為，對遺族來說，精神疾病不會成為自殺者為什麼會自殺的答案。「只能說服自己接受。」這也帶來一個問題：有些遺族因此不信任諮商師跟心理醫師。「某一方面他們會覺得：已經看了10年的心理醫師了，為什麼會自殺？最後大家會覺得看心理醫師沒有用，看諮商師也沒有用。」
「找為什麼自殺的原因，其實是在找一個對外的說法。」朱妍安說，她曾經以為自己把母親自殺這件事切開來，擱置不理，就可以回到正常生活，但最後發現不可能。她認為，自殺者遺族最後要探究的，是自己與自殺者之間的關係。
「所以最後的問題，是你為什麼離開我？而不是你為什麼自殺？」想清楚這點，她才發現自己想找答案的原因來自於：「我覺得我被遺棄了。所以我從這個過程中去療傷，去發掘我需要什麼，我發現我很需要關係。媽媽不在了，但我身邊還是有很多關係，雖然不能代替媽媽，但都有某種程度的重要性。」明白自己的匱乏之後，探尋媽媽為什麼自殺的原因，就沒有這麼重要了。
重建價值觀 不怪罪自己
感覺被遺棄的同時，她也感覺母親是愛她的。「我媽媽在別的房間過世、把門鎖起來、事先貼紙條，都是在保護我跟孩子，讓我不用看到那個場景，我知道她的離開不是為了要傷害我，雖然我花了很多年去面對這些事情。」
這幾年，每逢母親的忌日，她會讓自己放一天假，「忌日取名為心想日，讓心裡好好想念的日子，我會去各處跟我媽媽有關係的地方，可能是我們曾經一起住的地方，我一個人旅遊，跟這個忌日、自殺事件、我的想念在一起。」
母親自殺後的第七年，她重新建立自己的價值觀，現在終於可以沒有恐懼感地度過，也可以不怪罪自己了。「我已經有辦法看著我媽媽的照片說：『我覺得妳自殺的這個行為很不好，這樣真的不行，以後不要再這樣做了。』」說完這句，朱妍安調皮地笑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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