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他第一次嘗試用語言建構起整個故事,整部電影就拍那個女生不斷講話。女生講的靈異體驗,其實是她背叛他人的故事。女生用言語包裝自己,又在言語中洩露自己,「隨著情節展開,我們漸漸明白,那個女生才是最恐怖的存在。」
可以說,那時的濱口龍介,無論是大量對白的風格、關注人性暗面的核心關懷,皆已成形。今年7月,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舉辦楊德昌回顧展,邀請濱口龍介來台,同時也為他的5部代表作舉行特映。
濱口龍介來台1週,行程繁重,但受訪時並不展露疲態,非常認真投入所有對話。在《暗湧情事》的映後座談中,濱口龍介忽然朝台下觀眾,問了一個問題:「人和人之間,有可能互相理解嗎?」提問大概比回答更有趣,他反客為主,將目光抬起,掃射了戲院一輪,沒人舉手回答。
45歲的濱口龍介絕對是近年來最受矚目的日本導演,在他的電影裡,語言的曖昧性總像危索,所有角色都在其上行走,情節也往往聚焦在「日常關係就要發生改變的一刻」,當觀眾意識到這件事,就會開始聽見藏在話中的暗礁,角色堅硬的外殼被敲破,終至展露出真心。
這幾年,他頻獲大獎,《偶然與想像》拿下柏林評審團大獎,《在車上》又獲得坎城最佳編劇獎和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獎。今年7月下旬,威尼斯影展公布競賽單元名單,他以《邪惡根本不存在》入圍。
活在掌聲與桂冠中,回頭看曾經的迷惘,大概也像一場真心話的告白。19歲,濱口龍介重考進入東京大學文學部的美學藝術學研究室,之所以讀藝術,純粹因為自己「對法商理科都沒興趣」,電影的啟蒙全來自東大的「電影放映社」。
在日本,一般大學三年級生就要開始參加就職活動,濱口龍介非但沒去,還花心力在拍短片。提及少時作品,他有點害羞,說明故事時只用了3句話:「住在小鎮上的一對兄弟去看電影,結果到了電影院後,發現老師也在裡面看電影。」片名就叫《去看電影》,心思簡直無法更直白。
大學畢業後,他透過學長引介進入某劇組工作,卻每天都在做如同場記的雜事,「大聲喊叫,搬搬東西,沒有機會接觸到劇本…」他曾自述那段時間就是「一邊被人踢著屁股,一邊對『我願意為其奉獻人生的電影,竟然幫不了我』這件事感到絕望。」信心遭受最大打擊的一次,是主管對他說:「你這個人可以用,但是你又不能用。」指他受教又肯做,但做出來的東西,對劇組而言沒有任何用處。理想與現實存在斷崖式的落差,他說那是讓人打從心底感到痛苦的一段體驗。
2021年,濱口龍介以《在車上》獲坎城影展最佳劇本獎。(東昊影業提供)生於1978年,濱口龍介主要的成長背景大致是:學運已經過去10年以上,8歲那年遇到泡沫經濟,日本隨即迎來「失落的30年」。低谷既是大環境的,也是個人的。當時的他身處在「要從小助導開始,慢慢努力個10年、15年,才能夠正式去拍部電影的日本電影業界」裡,開始思考,「這個制度是好的嗎?這是我要的嗎?」內在的真心對話迫使他做出改變,但結論竟然是辭職去居酒屋打工,笑稱自己變成一個飛特族(打工族),連父母都陷入恐懼,不曉得這個孩子還有沒有成長的機會。
那年他已經26歲。不得志的生活本身就是一部恐怖片,而他就是在這個時候,一人身兼編、導、攝影、剪接,以低預算拍了那部「將寫不出劇本的自己寫進劇本」的故事。2004年,東京藝術大學成立,濱口龍介的爸媽從電視上看到新聞,跟他說:「你要不要去考看看?那裡或許有你追求的東西?」兩年後,他考入該校大學院(研究所)「映像研究科」,受恩師黑澤清指導,迎來春風化雨,「大家圍坐著向老師討教,攝影機放在哪?攝影機面向誰?從什麼地方開始拍?到什麼地方結束?討論一些非常本質的問題。」
在東藝大,他得出對電影的終極追求,「無論如何,要拍出讓觀眾不得不感到震驚的作品。」交出畢業製作《暗湧情事》,描寫關係錯綜的5人,有快要當爸爸的男人,即將結婚的女人,互為砲友的舊識,共同織成一張關係網,維持某種恐怖平衡。直到濱口龍介輕輕拉動其中一條線,平衡瓦解,故事展開。
作家盛浩偉說:「他作品最吸引人的核心,是他看穿了人跟人之間最尋常互動裡的攻防。他對人有好奇,可以挖掘出有趣的面向,他知道人實際相處起來的那種攻防有很多種樣貌。」他以《偶然與想像》為例,第二段拍一個女學生用語言一圈一圈為教授設置桃花陷阱,盛浩偉說:「一般攻防是比較表層的,對話針鋒相對,觀眾馬上就能理解。可是濱口拍的是另一種攻防,女學生一路逼,教授一路躲,直到最後女學生問教授,寫小說時有勃起嗎?他才被攻破。」
《偶然與想像》劇照。該片以3段式短片探討人與人之間的親密和疏離,圖中為第3段講述的兩名陌生人錯認彼此、以假亂真的故事。(東昊影業提供)導演姜秀瓊也提到了「好奇」這個關鍵詞。她在我們採訪結束後加入飯局,濱口龍介知道她拍過楊德昌電影,展現出旺盛好奇心,不斷問《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花絮,姜秀瓊說:「他完全沒給人隔閡感,非常親切,我一直在想這種感覺是怎麼來的?我後來發現是他眼睛非常安定,坦誠,認真聽你講話。」
他表情總是和緩、不見銳氣,似乎天生自帶路人感,受訪這天穿著一件再普通不過的灰色POLO衫,像一隻無害的動物,連肢體動作都很少,講話絕少出現堅定語氣,總是囁嚅著像喃喃自語。濱口龍介曾說,平日就愛觀察陌生人,經常在咖啡廳寫作,寫不下去就開始聽別人講話。能夠自然融入環境,將自己隱藏起來,大概是一名偷聽者必備的技能。
在他的電影裡,人與人之間總有謊言、誤解和窺探,女孩在前任情人和閨密的新戀情中搞小動作,導演讓演員像巴別塔的人,在言語中迷失。感情世界裡,違心話傷己,真心話傷人,而讓違心變真心,靠的是濱口龍介常在電影裡放置的遊戲元素,丟飛盤、尋找重心、真心話大冒險…。他以運動賽事比喻:「當人處於一個有規則存在的環境,被限定在某種時間與空間裡,就可以發揮出平常不見得能夠展現出來的能力。」
濱口龍介說自己挑選演員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不管說什麼,聲音聽起來都像在說實話。」先是讓語言真假難辨、流於表面,再用溢出常軌的角色扮演、遊戲去拉扯虛假的平衡。
《在車上》改編自村上春樹同名小說,濱口龍介以此片入圍奧斯卡4項大獎,最終獲最佳國際影片獎。(東昊影業提供)他擅寫台詞,為眾多角色編寫幾乎要塞滿電影的對白,又言無不盡,又意在言外,到底是怎麼辦到的?他說:「其實大部分細節,還是從自己的心裡面挖出來的,如果是我,遇到這樣子的狀況,可能會有怎麼樣的心情?那些真實的部分,都是從我自己的內心裡面挖出來的。」
有些經驗,甚且可以回溯至高中時,濱口龍介說,高中時和朋友交往,總是一直講話,對方抓不到他想表達什麼,就句點他,「後來我開始嘗試聽對方說話,漸漸感受到我們是有在溝通的,關係也漸漸拉近。」他重申:「我喜歡聽人講話。有時傾聽對方的話語後,會一改你對他最初的認識,世界觀也會因此變寬。」
拍攝紀錄片又更加深這項認知。2011年3月11日東日本大地震,他還記得那天人在東京,剛結束工作,回家路上,感受到劇烈搖晃,「我跟台灣人一樣,都是從新聞上看到海嘯吞噬了路上的車和房子。我很想做點什麼,但只感到無力,找不到我該出現的位置。所以我就想,我要採訪災區的受害者。但我不知道要問什麼…」
不知道要問什麼,就聽吧。「隨便讓他們講,講什麼都好,你所說的所有事我們都想聽。慢慢的,你會從那些話中發現,受訪者出現了生命力…」一句印象深刻的話是,某災民說:「大家都成了無足輕重的東西。」那時他站在360度的全景廢墟之中,心想:「這不是無足輕重之物。我想拍攝讓這個感覺浮現出來的影像。」
他說:「我第一次拍到人們在鏡頭前如此生動的說話。那些平平無奇的語言中蘊藏著一種真實感,我好感動。我就想,如果在劇情片裡也能讓大家這樣說話該有多好。於是我獲得了勇氣,我之後再做劇情片,就不會去想,這句話好不好,那句話好不好。日常對話,就很有力量。」
濱口龍介擅寫對白,說細節多從自身內心挖掘而出。拍完災區紀錄片《說故事的人》等3部曲,他開始籌拍片長5小時17分鐘的《歡樂時光》,整部電影就是一場又一場的日常對話。
他從導演約翰.卡薩維蒂(John Cassavetes)的《大丈夫》(Husbands)獲得啟發,電影訴說3位男性友人共赴舊友的喪禮,在旅程中逼視了自己的中年危機,嘗試從麻痺的生活中掙脫。約翰.卡薩維蒂被譽為美國獨立電影先驅,影評人聞天祥形容他:「強調凌厲的鏡頭、突發性的節奏,並且擅長激發演員即興的表演能力。」導演鄭有傑則指出卡薩維蒂習慣「以角色狀態(而非情節)來推動故事」。
這也是《歡樂時光》的敘事方式。電影製作前期,濱口龍介仿效卡薩維蒂成立工作坊,把主題定為傾聽,讓素人演員彼此訪問、即興創作劇本,濱口龍介說:「扮演另外一個人時,會活出比平常濃度更高的人生,從這之中產生變化,再次回到現實的時候,就會找到一些不一樣的自己…」
姜秀瓊說:「他最打動我的,是看完他的電影,會相信每一天的日常生活都可以發現驚喜,周圍的普通人都可以很有故事。我常覺得他的主角都很誠實,誠實地活著,也坦承地接受自己,接受別人對你的坦白可能很傷人,但他的角色都接受。普通人因為真心、誠實而不平凡,我覺得是現在比較少在電影中看到的。」
那就是濱口龍介在研究所時期,對自己許下的期許吧?「無論如何,要拍出讓觀眾不得不感到震驚的作品。」到底什麼樣的作品才能真正讓人感到震驚?他說:「最好的作品往往是人們真摯活過的證據。」
趁著濱口龍介(前排右2)來台,電影公司舉辦特映,播放他未曾在台灣上映的舊片,導演也現身影廳和影迷合照。(翻攝東昊影業臉書)我想起他把自己寫進電影裡的那個恐怖故事,想起他問觀眾的那個問題:「人和人之間,有可能互相理解嗎?」我很好奇他自己會如何回答?隔天,決定把問題回拋給他。
雖然,他早就用自己的電影做出了回答。他說:「我覺得我們沒有任何方法可以確定,人與人之間是互相理解的,沒有辦法的。但人活在世上,還是稍微感受得到在哪一個階段曾有人全然地接納你,接受到對方的心意,有這種互相理解的瞬間吧?有那樣子的交流,人與人之間才會互相靠近,又互相疏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