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事曆的第一頁，有林欣怡用不同顏色原子筆密密麻麻寫下的字跡，條列台灣從2010年重啟執行死刑後，所有遭處決的死刑犯名字；每到新年換筆記本，她就會重新謄寫一遍，「如果前一年沒有執行死刑，我會很開心，就不用多寫了…」她順著名字一個個指下來淡淡說道，「這些人是我見過或認識的人，每個人有他們的故事，有時候我也會忘記，要回去看，才會想起發生過什麼事情。」
【一鏡到底】直到台灣廢除死刑那天 林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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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台灣迎來首次探討「死刑是否合憲？」長達5小時的憲法法庭辯論。替死刑犯辯護的律師團主張死刑違憲，無證據顯示死刑有嚇阻罪犯的效果，不能以暴力回覆暴力，應探求犯罪成因，法官也沒有權力殺害他人；法務部則主張死刑合憲，近年審判程序嚴謹、情節最嚴重之罪才科處死刑，考量民意，死刑存廢應由行政或立法機關決定。
大法官將在辯論結束後幾個月內公布結果，若最終宣告死刑違憲，台灣將透過修法，成為廢除死刑的國家。釋憲前，本刊專訪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執行長林欣怡，二十多年來，她是台灣廢死運動最重要的推手。有人稱她「台灣最邪惡組織」執行長，有人認為她對人性太天真。她則形容自己只是普通人，透過多年與死刑犯交流的經驗，看見人有悔悟、贖罪的可能。
林欣怡小檔案
- 出生：1975年
- 學歷：輔仁大學社會系
- 現職：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執行長
- 經歷：司法改革基金會執行祕書、人權公約施行監督聯盟執行委員、西藏台灣人權連線理事等
我很難想像有國家的憲法會說殺人是對的。
49歲的林欣怡，是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下稱廢死聯盟）執行長，日前她接受我們專訪，解釋這次憲法法庭是由一群對死刑議題關切的律師，替現有37名待執行的死刑犯提出的釋憲申請，申請理由包括認為死刑違反《憲法》、案件有公平審判或正當法律程序的問題。
面對台灣跟國際社會都關注的重大時刻，林欣怡反而顯得平靜，看不出雀躍或是憂慮，「如果問我個人意見，我很難想像有一個國家的憲法會說殺人是對的，如果是20年前我可能會擔心，但我們已經往前走了那麼多，怎麼可能再走回頭路？」她指出廢死聯盟這次角色是聲請擔任法庭之友，提出專業意見供審判參考，「我們嘗試過各種方式，倡議修法、跟社會大眾溝通，也在2010年提過釋憲，這當下是《憲法訴訟法》實施，剛好有大法官願意把這題目拿起來做解釋。」
林欣怡成為廢死推動者的起點，是因經手幾件司法冤錯案件。
1999年，24歲的林欣怡辭去社工工作，到司法改革基金會任職，「進司改會最大的震撼，就是去見蘇建和…」那是她第一次接觸死刑案件，當時蘇建和、劉秉郎及莊林勳3人被以結夥強盜、強姦、殺害吳姓夫婦等罪名宣判死刑定讞4年，由於警方涉及變造證據及刑求，各界正積極為3人聲援平反，檢察總長也已提起3次非常上訴。
「走進台北看守所，經過重重檢查，看他們、跟他們講話，他們只比我大幾歲、很年輕…也不是傳統意義的死刑犯，是冤枉的人，卻隨時都有可能會被執行（死刑）。」林欣怡回憶，當時為了聲援3人，她跟社運夥伴每天在立法院附近舉布條標語，遇到路人就解說、假日就辦大活動，還在濟南教會門口掛上白色翅膀，象徵3人終將自由，「那時蘇爸還在，每次有重要活動他就會來載我們，搬道具，去司改會開會…」她瞇起眼睛，像被回憶拉走了幾秒鐘，語氣柔軟下來，「我有時候會想到這些畫面。老蘇後來平反了，現在在司改會工作，他們都出現在同一個地點過，可是蘇爸沒有等到他平反出獄，他們沒有機會交會。」
你只能從監獄中救出無辜的人，但沒有辦法從墳墓裡…
當時聲援蘇建和案的繞走活動延續到2000年，終於傳來好消息，案件開啟再審，「第一次政黨輪替，陳水扁講台灣要逐步廢除死刑，第一次有政策宣示，好像有希望。」但她的振奮心情不過半年，司改會另一起救援中的冤案當事人盧正，卻在死刑定讞僅3個月、監察院正針對疑點提起調查期間，迅速遭到死刑執行。
時隔24年，盧正被控殺死詹姓婦人一案，仍疑點重重。不僅屢遭監察院糾正警方多項違失、導演蔡崇隆拍紀錄片《島國殺人紀事2》為其平反，還成為法學院探討冤案的經典教材。今年1月冤獄平反協會舉行重啟救援此案的記者會，提出3項科學新事證，要求最高檢察署重新檢視此案，那天林欣怡也出席了記者會。在人群中，身高不過一百五十多公分的她顯得嬌小，表情始終嚴肅。
「因為（執行死刑消息）不公開，我們隔天才知道，走進辦公室很錯愕，哭也哭不出來，那刻才真正知道什麼叫『死刑』，一旦執行就完全無法恢復。美國有個死刑冤案平反者說，你只可以從監獄中救出一個無辜的人，但沒有辦法從墳墓裡…」她表情一沉，停頓後說，「盧正案讓我覺得，我要成為不只是在旁邊關心廢死議題的人，而是要做一點事情。」
2003年，台灣多個人權團體為了救援蘇建和案、徐自強案等冤案成立「替代死刑聯盟」，林欣怡便自告奮勇、直接參與其中，並在2007年成為更名後的廢死聯盟唯一的全職員工。由於當時台灣還未發展相關本土研究，林欣怡與團隊便從了解台灣死刑犯開始，跟政府要求死刑犯名單、進行監所訪談。不同於過去，她開始接觸不是冤案的死刑犯。
「其實我也有心理壓力，早期有個案件跟性侵害有關，我還找同事陪我一起去，看判決書跟新聞描述覺得這個人真可怕…」她形容自己不如外人想得天真，也會擔憂警惕，「但鐵門上升，（隔著會客玻璃窗）看到他，監獄光線灰灰的，他頭髮剪得很短，表情看不清楚，當下我覺得他真的就是普通人，被關在裡面，現在完全沒有傷害別人的能力，我幹嘛要那麼害怕？」
隨著通信、訪視的死刑犯越來越多，林欣怡漸漸意識到每位死刑犯不如外界想像的「青面獠牙」，其背景、案情、犯罪原因也都不同。有些人只有國小畢業，不識字、無法讀信回信；有些人雖然不冤，但案件調查不清，量刑過重，應不至於判處死刑。她也發現，其中不少人因為年輕時犯錯，才走上歧途，「像進入少年監獄就是很黑暗的社會的縮影，不管是管教人員如何對待他們，或是願意接觸他們的人就是裡面認識的朋友…為什麼沒有人幫他們一把？難道我們的制度都沒有問題嗎？」
林欣怡大學讀社會學，學科知識教會她不能忽視人的生活背景，認定罪犯就是天生的惡人；從小父母離異的生命經驗，也使她更能設想這些人的處境。她甚少提起這段經歷，當年母親離婚後，獨自到台北工作，將她與兩個姊妹留給桃園的祖父母照顧，「那個年代家庭離異不太普遍，輔導老師會特意看待你。」除了常被老師約談，擔心她成為「壞小孩」，她也曾在課堂中被叫出去集合，「我跟隔壁班同學問為什麼我們被叫來？不斷猜測，後來發現是我們爸爸媽媽離婚，學校覺得我們需要特別關照，那種標籤有點不太舒服。」
在祖父母家，她跟姊妹受叔叔嬸嬸照顧，雖然寄人籬下，卻是與校園完全相反的經驗。父親經商失敗後，叔叔嬸嬸為她支付大學學費、生活費，從未要求回報，也不曾讓她感受特殊的眼光及對待，「讀輔大學費很貴，但我從來不用掙扎學費繳費單要怎麼拿給他們。」她提高音量、模仿起嬸嬸的口吻，「『林欣怡妳的繳費單為什麼還不給我？我要去銀行了，妳不給我，我還是要跑一趟！』她把我當成她的小孩一樣罵。她也為我辦銀行帳戶，每個月給零用金，時間到就把錢轉進去，從來不會讓我需要去跟他們要錢，他們讓我覺得我不需要因此覺得跟別人不一樣。」
林欣怡從此深刻理解何謂被人在乎、被照顧的尊嚴，「他們對我的好，不是一定要的，但我從他們身上感受到，如何對待比較需要照顧或是不一樣的人。」她話轉回死刑犯身上，「所以他們會變成現在的他們，我不覺得他們能夠獨立承擔，很多人沒被善意對待過，我也可能在人生某個階段，因為沒受到支持，走上完全不一樣的路。我也可以叛逆，走到犯錯，變成另外一個人。」
悔悟真的需要時間，需要一些協助、有人理解他們。
廢死聯盟網站上，林欣怡跟夥伴寫下接觸的死刑犯故事，有人為愛失控殺人，有人自幼缺乏關心、受排擠，因孤絕而痛殺至親。她提起一起因財務糾紛憤而殺人的案件，因為通信多年，而見證對方的心情轉折，「剛開始通信時他很生氣，因為那個人欠他錢不還，害他遭遇到一些狀況，兩人就是有仇，他都說：『我沒有錯、我很倒楣，是他害我犯下這個罪…』但後來有天他寫來，說不管如何他害了兩個家庭，一個是他的家庭，一個是被他傷害的人的家庭。」
「我自己也嚇到，原來悔悟真的需要時間。」她回憶起對方開始戒菸、吃素、認真運動，由於當時死刑犯執行後還可以器官捐贈，對方希望能夠健康、捐出盡量多的器官，「他覺得如果沒有死刑，無期徒刑也願意，他沒辦法回饋社會，至少可以跟監所裡的人講不要再做壞事…」這種情況不僅發生在一個人身上，「我會寄書進去，他們閱讀很多書，可以做很有趣的交流，他們也會說如果更早學習一些事情，是不是就不會浪費生命？」
這些人被法院認定為「無教化可能性」，才會被判處死刑。但與死刑犯交流互動的經驗，她已很難想像人們如何只在犯罪發生當下，就評判一個人有沒有復歸社會更生的可能，「他（犯罪者）在當下可能只有憤怒，像記者問他：『你悔悟不悔悟？』如果他馬上說悔悟，我可能也存疑。我覺得真的需要時間，而且他可能需要一些協助，需要有人理解他們、跟他們對話，應該試試看，試過了才說這個人沒有教化可能性。」
冤案平反者徐自強就是曾被社會放棄的人，他曾因為喊冤多年、對人跟體制都失去信任，他回憶，「我永遠記得第一次面對面接觸欣怡，她沒講什麼話，只是牽著我、看著我說：『我相信你。』她那時還很年輕，從她眼神感受到的溫暖，讓我很想抱著她大哭，那次我才相信她們是真的要幫我。」 與林欣怡認識超過20年，他笑笑說：「她很堅持、不會退縮，遇強則強，遇到強權不會退縮，但她又有一種讓人親近的感覺，即使你不同意她，還是可以跟她當朋友，即使你在罵她，還是可以跟她聊天。」
死刑無法讓憾事逆轉，卻常常變成無辜受冤者的憾事。
如今台灣仍有8成民意反對廢除死刑，廢死聯盟成立以來便時常接到謾罵及恐嚇電話、臉書被負面留言灌爆，也曾遇過辦公室被丟雞蛋、撒冥紙，林欣怡有不少交手經驗，「有次早上8點就有人打來罵，批哩啪啦也沒問我是誰，罵了很多髒話跟可怕的話，後來他問：『林欣怡在嗎？』我猶豫一下跟他講我就是，他就停了一下，可能沒想到我會親自接電話，」對方語氣收斂講幾句話後，小聲對她說了「對不起」就掛掉了電話。
「那天那個對不起，讓我覺得又開闊了，」林欣怡試著設想對方處境說，「有些人可以判斷出來他不是中產階級，不是很會說話、善於發表意見，我猜測他也是台灣社會不被接觸不被接受的一群人，真的需要發洩，也只有在死刑這個議題上，可以跟別人一起罵我。」但她強調，這些人並非反廢死者真實的樣貌，而是被放大的極端案例，「現實生活中支持死刑的人，也可能支持冤案救援，也可能覺得對犯罪被害人要好。」
她想起一個艱難的時刻，2012年台南湯姆熊發生隨機割喉案，死者為年僅10歲的男童，當時她曾面對來自至親好友的質疑，對方的問題簡單，卻讓她感到沉重、充滿壓力，「因為是好朋友，她不會罵我，但她問我：『這樣妳還會支持廢死嗎？』我們沒有講很多…如果她講很多，我可能知道如何回應，但就是知道她很傷心。她是個媽媽，小孩子被殺害，對她來說很可怕。」
「很凶的討論、理性的討論都不難，但是帶有情感的，很難。」經過一天思考，林欣怡才終於能以文章回應朋友的質問，她寫自己也因為案件感到憤怒、無法無動於衷，「因為在意、生氣，這時候很容易腦中就浮現『死刑』這兩個字⋯（可是）我知道『死刑』是錯誤的。死刑無法讓已經發生的憾事逆轉，死刑卻常常變成無辜受冤者的憾事。」
她也在文中解釋堅持廢死的理由：「我並沒有說，犯錯的人不需要受到懲罰，但是無期徒刑不夠好嗎？它可以讓犯錯的人沒有機會再犯錯，但同時也避免了萬一冤案被執行死刑後，無法挽救的悔恨。或許你會進一步說，為什麼我們要花錢養這些壞人？但是事實卻是，在監獄中的受刑人，他們必須勞動以負擔膳食費用，他們勞動所得的二分之一會進入犯罪被害者保護基金中，他們是可以有所貢獻的。」
社會運動往往透過煽動群眾情緒、訴諸情感連結動員民意，但推動廢死卻得反其道而行，林欣怡認為死刑存廢的政策討論，首先需要理性。「我從來沒有覺得犯罪被害人家屬他應該要原諒、不生氣、要理性，再多的補償也不能夠彌補他們，但回歸到政策應該要理性判斷，要看數據論述、看資料來做決定。比較幸運的、可以理性的我們，是不是應該多承擔一點責任去把這件事情講清楚？」
台灣人的正義觀很多元，不是只有支持或反對。
林欣怡從事社運不是只懂抗爭，她更在乎社會溝通、開啟對話。3月底廢死聯盟照例在書店舉行「廢死星期四」座談，這系列活動從2016年開始、已經舉辦超過百場，遍及台灣多個縣市。「公民審議的場次，校園內的、全台各縣市的，也有將近50場，其他的演講、座談會、研討會等等，真的不計其數⋯」這些交流活動實驗著她們10年前與中研院合作的調查結果：「受訪者若得到更多資訊，則會傾向支持廢死」及「若有替代方案，受訪者也會傾向支持廢死。」她有感而發道，「台灣人的正義觀很多元，不是只有支持或反對。問他支持或反對，他就給你一個答案，可是如果問更深入，就有更多元的、對於人權的想法，所以我並不害怕那個溝通。」
這天，講座在正式開始前就擠滿了人，其中包含支持死刑的參與者，現場有人提問廢除死刑的替代方案、對犯罪被害人的保護，也有人直接問：「我們如果不用死刑去嚇阻這個行為、去報復殺害人的人，是不是就會有更多的人去殺人？」
最高法院法官錢建榮是當天與談者，廢死聯盟經常邀請不同領域的專家參與其中。他依實際統計數據，指出重刑犯再犯的機率其實相當低，並解釋法律的應報理論不是「報復」，「否則若有人把別人的眼睛打瞎，法院不會判關5年，而是判他的眼睛也被打瞎。」「應報」是用文明的刑罰手段讓加害人反省、矯正。另名講者、台大國發所教授劉靜怡也闡釋看法，指出台灣是一直有死刑的國家，但仍有人犯重罪，死刑並未發揮特殊功能，「如果沒有死刑，應該會是每天殺人放火？但我不認為是這個樣子，除非我們不相信我們的民主跟文明程度。」
現場亦有觀眾直接回應彼此，即使對死刑持相反見解，氣氛並不緊張，林欣怡也針對民眾擔心的犯罪率提出說明：「台灣再犯率高是比較輕的罪，重大刑事案件的再犯率則是非常低的，現在37位聲請釋憲案的同學（死刑犯）裡，有21位是第一次入監，其他人有入監經驗，可是都不是重大殺人罪，」她強調，犯罪率的影響因素非常多元，不能夠單純歸因於刑罰，犯罪的發生跟社會安全或經濟更有關係，她看著提問者說道，「你可以不相信，認為這資料怪怪的，但我只是想要提供資訊，讓你可以繼續往下閱讀了解。我們今天的討論、以後會再辦的討論，大家都可以提出自己的意見。」
希望她們會有很好的來世，生活在一個沒有死刑的國家。
社運夥伴眼中，林欣怡持續多年的是「最傷心的工作」「最爛的職缺」，每天睜眼都會想到死刑犯可能被執行，社會遭遇重大刑案、選舉期間又會被推上輿論浪頭，壓力從未小過。錢建榮也私下透露，林欣怡雖然看似平靜，其實對釋憲結果「緊張得要死」，「如果失敗，那可能未來20年都不會廢死…她不愛出頭，很低調，有點躲媒體，我向來主張廢死就應該戰，正確的理念就該大聲，但她知道潛在朋友很多，不想得罪任何人，希望每個人都可以為廢死做點事。」
林欣怡身上綜合著強大的感性跟理性，感性面對人，理性面對工作跟議題。另一名冤案平反者蘇建和便形容林欣怡很知道怎麼分配工作、尋找夥伴，不會都自己承擔，「她打電話來就知道不要接、找你吃飯就不要參加，一定是有事要做，」他笑著開玩笑說，「但我們都不會拒絕她，她是很特別的朋友，做的都不為自己。她外表看起來柔弱，但內心很堅硬，比誰都堅持，不會放棄一絲絲希望。」
與林欣怡訪談這天，我們繞到立法院附近拍照，走她20年前為蘇建和平反的路線。「我沒想到我人生幾乎所有工作就是在做廢死，我都說我會做到台灣真的廢除執行，因為我不想要把這個困難留給別人，」她有點倔強地補充，即使釋憲結果正面，要具體落實都涉及立法、行政機關的部分，還有很長一段路要走，「以前遇到前輩說他也做過廢死，我就會想，我以後千萬不要跟年輕人講我以前也做過廢死…因為如果我繼續堅持，或許就已經廢除了，而不是留給別人。」
附近書店門口，是她常與社運夥伴抽菸聊天的地方。去年，她經歷許多朋友突然離世，且都是關注死刑存廢的夥伴，包含關注冤案的台灣無辜者行動聯盟祕書長黃芷嫻、長年與她共事的冤案救援律師王怡今，以及因為中捷事故、意外身亡的靜宜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林淑雅。這年她常獨自在此抽菸，表情難掩寂寞。
「我沒有把自己當作苦行僧，就是正常生活，該哭的時候哭、該笑的時候笑，我會做手工藝療癒自己，最近也開始學素描，希望有一天可以畫她們…」她放慢語速，提起自己還在練習，也正為自己立下新的目標，要在憲法法庭辯論那天戒菸。
「如果之後有好的結果，就沒那麼多壓力了，我要戒菸。那如果沒有好的結果，我要愛惜我的身體、我的生命，還要奮鬥很久…對我來講死亡不恐怖，但不要有後悔，要過有意義的生活。」訪談結束後，她翻開手機相簿，與我仔細回憶這些與她有著未竟之志、早逝的朋友，「我都會想，她們會有很好的來世，有一個更好的社會，生活在一個沒有死刑的國家。」而在那之前，她們都會先來陪她抽最後一根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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