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鏡週刊》專訪前日，周宜霈（大牙，39歲）報名一場靈性彩油課。那是種新興療癒法，據說顏色本身具有能量，能與人類靈魂共振。現場100多瓶彩油，老師請她依循直覺挑選4瓶。
【一鏡到底】讓惡意收斂吧 走過權勢性暴力的輿論與法律戰爭 周宜霈、吳姿瑩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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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6月，台灣#MeToo運動爆發1個月後，演員周宜霈（大牙）花了整整1週，寫下一篇臉書文章，揭露藝人陳建州曾在香港對她權勢性騷。1年來，大牙接連遭遇網路霸凌、民事求償千萬元、刑事訴訟，走過輕生邊緣，在專業協助與重要他人的支持下，從荒謬的惡意裡存活下來。
倖存者周宜霈，如今成了其他倖存者的重要他人。她擔任現代婦女基金會倡議大使，與從事家暴及性暴力防治業務超過21年的基金會執行祕書吳姿瑩對談，在說與不敢說之間，共同檢視台灣性暴力倖存者的生命歷程。
「老師拿著我選出的4瓶油，搖啊搖，問我：『妳為什麼這麼委屈？』『妳都沒去釋放負能量和壓力哦！』我聽了，說不出話。其實我當場滿想哭的，但可能有防禦機制，我沒哭。」採訪進入第2個小時，大牙還是潰堤了，「老師說，這些壓力和負能量，讓我變成一個很沒自信的人。我心想：蛤？我以為，我痊癒了耶…怎麼會？我還是變成這樣？」
絕口不提「那3字」，改稱「行為人」
其實不用老師告訴她，大牙早覺察到自己的漸變。她用力吸了吸鼻子，「我發現這段時間，我不太一樣了，那感覺就是…噢…」她原先坐得挺直，忽然往後一彈，「以前的我，不賴床、喜歡運動、很喜歡曬太陽。但現在，我會極度耍廢。好像…我沒有那麼喜歡曬太陽了、不大愛運動了，還有…不想再跟朋友提起『那件事』了。」
「那件事」和「那個人」，並非什麼不可說的佛地魔；只是這1年，從娛樂版面走入公眾視野，大牙在社群平台、媒體上的發文與受訪，用字遣詞不能不更加謹慎。就連擔任現代婦女基金會倡議大使的記者會上，不管媒體如何提問，她總避開「那個人」姓名、不使用「加害人」一詞，僅以相對中性的用詞「行為人」稱呼對方。整場訪談，她絕口不提那3字：陳建州。
去年6月27日，大牙在臉書公開指證，2012年赴香港錄製節目，遭「老闆陳先生」環抱、推倒在床。遭控的藝人陳建州稱大牙臉書不實，提出民事訴訟，求償1,000萬元，又撤告民事，改提刑事加重誹謗告訴。台北地檢署去年偵查終結，認定大牙非無中生有或杜撰虛擬，不起訴確定。
這紙不起訴，對台灣低迷已久的#MeToo運動注入一絲鼓舞；但並不意味整體#MeToo運動明朗。去年中，婦女團體結合全國律師聯合會性騷擾防治委員會，組成超過40名律師後援團，免費協助因#MeToo事件而被告的控訴人。據高雄市婦女新知協會統計，截至今年6月，累計接案12件，被告案由皆是妨害名譽，其中1人是協助其他案件當事人撰寫文章、發聲而被告，其餘11名被告皆是性暴力案倖存者。另據勵馨基金會統計，2023年5月台灣#MeToo爆發後，性騷擾案件服務量暴增；截至同年12月，勵馨半年內接獲求助諮詢共913案，服務量是前一年同期的2至3倍，其中，最大宗需求是法律諮詢（47%），其次是心理諮商（27％）。
這紙不起訴，對大牙而言，也並非撥雲見日的保證。官司尚未明朗之際，她無法工作、重度憂鬱、徘徊輕生邊緣；即使如今生活與工作漸回正軌，她仍持續服用鎮定類藥物，努力減量中。
「倖存者的人生，不像車子鈑金，你西阿給（編按：しあげ，補土烤漆）一下，就看不出遇過重大車禍。人生不是這樣…」她又想起，彩油老師追問她如何處理傷口？「我盯著教室木桌，桌面被劃一刀。我說，就像這一刀啊，你看得到它，無論你做什麼，都沒辦法把它變不見。」
「這是每個受害者努力學習和過去的自己和解、重新面對人生的過程，我既然做了決定，就沒什麼好後悔，但是…」她聲音又顫抖起來，「這過程真的很不舒服。倖存者可能會有新體悟、新感受，可能變得比以前更武裝，或者，很多時候其實是變得更脆弱。」
倖存者的人生，變得更武裝了
那麼，我問大牙：這一年，妳是變得更武裝？還是更脆弱？
「我覺得，是更武裝耶…」她答。
她身旁的經紀人黃艾瑞連忙補充，「可是我覺得，妳慢慢變回正常人了耶。」
走過權勢性暴力的輿論與法律戰爭，黃艾瑞是大牙多場戰役裡的重要他人。「我第一次告訴經紀人，打算說出這件事，她在電話裡大哭，」大牙努力睜大眼，不讓眼淚掉出眼眶，終究還是失敗了，「我想說…為什麼要逼我…我當下都沒哭了，妳哭什麼…」談起始終陪伴在側的先生、經紀人與工作夥伴們，大牙哭了又笑了。
這一年，大牙在台港兩地聘請律師、機票住宿，皆由個人自費，已砸下逾百萬元。黃艾瑞回憶：「那陣子，只要聽到大牙的聲音，我就很心疼、很想哭…當她決定去香港報案，我哭著跟她說：『去！我沒辦法幫妳出機票錢，但我支持妳，去！』」
陪同大牙受訪的，還有現代婦女基金會執行祕書吳姿瑩，從事家暴及性暴力防治超過21年，早年做家暴與性侵個案服務，曾目睹被害人為逃離加害人，到處躲藏，甚至為此整形，彼時，吳姿瑩獲悉該案加害人所在縣市，也知悉對方有黑道背景，一日，她收到一個該縣市寄來的匿名包裹，以為是炸彈，打開才發現，原來是被害人回老家，寄來特產，「恐懼，也曾蔓延到我身上。」
面對性別迷思，吳姿瑩主張以創新方式與社會對話，近年台灣女性熟悉的「丹寧日反性侵」「OYMY（沒有同意，就是性侵）」倡議，就是由她和團隊策劃推動。以下為此次對談紀要：
鏡：去年6月27日，大牙發文揭露曾遭陳建州性騷擾。談談這個「說出來」的情緒，妳醞釀多久？那篇臉書文寫了多久？發文時間是上午11點多，按下「送出」後，妳如何度過那一天？
大牙：那篇臉書文，我寫了一個禮拜。我希望被注意到的是「議題（#MeToo）」本身，不想模糊焦點，所以，並沒寫出太多生氣的感受。發文前一天，我跟我媽說：「明天會有我的新聞。如果人家問妳，妳就說：『我女兒很勇敢。』」發完文，我把手機開飛航模式。想盡辦法去睡覺。睡醒，開機，看經紀人發給我的訊息、看新聞。哦，真的很恐怖耶…
錯估網暴，土石流等級的誤判
鏡：妳覺得最恐怖的是什麼？
大牙：輿論強度、數量—我還是低估了這件事。有颱風要來，我們都知道會有豪大雨，但就是會低估，很多地方會同時發生土石流。對我來說，我對輿論的誤判，是「土石流等級的誤判」。
其實，云歆（編者按：藝人黃云歆去年公開指出藝人許傑輝曾要求女學生交「性感作業」，許傑輝則宣布退出演藝圈）已經先跟我打預防針了。我知道，說出來，我會被攻擊。一開始，我覺得應該還好吧？我出道這麼多年，什麼惡意留言沒看過？但事實是，新聞留言區，真的很可怕。
有留言寫：「她就不紅來蹭啊！」「現在蹭也太晚了吧！」「誰想知道她的事啊？」其實我知道，多數網友都是支持我的，但那個當下，我內心也生病了，眼睛會一直去找：刺在哪裡？他們為什麼要這樣講？我看了各種荒謬的惡意，然後想：事情怎麼變成這樣？
如果今天這事（網路霸凌）發生在我朋友身上，我一定會告訴他們：不用管那些留言。可是，我沒有辦法立刻轉換...看第1則，我心想，呵，沒創意；第2則、第3則，就開始往心裡去了；等到真的看到很有創意的（惡意留言），哇...這真是一刀又一刀耶...
吳姿瑩：大牙的處境，就是許多當事人很難站出來的原因。明明是受害者，卻要接受各種形式的攻擊，可能是外表，可能是行為，可能是穿著，可能是內心動機。我們會看到極其惡劣、嘲諷戲謔的文字，會讓當事人覺得：我是受害者，為什麼大家這樣看我？
先不要講「懲處」或「撻伐」加害人，光是倖存者想獲得理解，或至少不要讓傷口更潰爛，都很困難。許多倖存者很怕被肉搜，要去處理自己的創傷，已經夠辛苦，但就是會有網友（對倖存者）一直戳、一直戳，一個人本來還好好的，最後被弄得萬箭穿心。
婦團反性暴力，長年被譏「買空賣空」
吳姿瑩：現代婦女基金會成立37年，常被人家開玩笑，「妳們（倡議）怎麼都買空賣空？」因為我們在講這件事（性暴力）的時候，身後都沒半個人。每當我們談這些年服務多少人？多少人正在遭遇性暴力？就被質疑：「人呢？」倖存者就是沒有辦法現身。做倡議，最難是在這個地方。
鏡：倖存者萬箭穿心，源頭常是不具名的網路霸凌。網友有抓出一些攻擊大牙的網軍帳號。其實，大牙應該有看出來？
大牙：即便看得出來，我都還是會覺得：你們（網軍）為什麼要去助紂為虐？你沒有家人嗎？你沒有愛的人嗎？如果這件事發生在你身上，有人對你家人做這件事，你作何感想？
我又想：那如果他（網軍帳號）是機器人，為什麼會有人去發明這種機器人？真的很壞！我是公眾人物，抗壓性已比一般人強，但如果這些發生在一般人身上，她們要怎麼承受啊？
即便別人都警告我，一定會跌倒，我說我知道啊，但我就想走這條路啊！並不是想證明不會跌倒，而是知道會跌倒，但我不偷不搶不騙，為什麼不能走？所以我就去走這條路，結果發現天啊太可怕，那是瞬間生病、（人生）直接掉下來耶。我病識感蠻強，雖然...到現在都沒完全治癒啦。
大牙：拍攝之前，我們每次討論都大哭，導演哭，我也哭，經紀人也哭，大家哭成一團…
吳姿瑩：多數倖存者談到事件，還是會有情緒。雖然好像回頭去看，已經過了一段時間，可是我們要討論的，不只是「當下」、對「事件」的感受，還包括整個過程，個人與外界的互動。很多人以為「事情總會過去」，會期待被害人「妳應該要走出來呀！」「都過去了，妳怎麼還沒走出來呢？」其實，那並不是「過去」，那是一個進行式—外界的壓力，會一直伴隨被害人，直到現在、直到此時此刻。
鏡：大牙發聲一直很謹慎。妳是在確定不起訴之後，才決定擔任倡議大使？
大牙：對。其實，我對基金會印象最深的時刻，反而不是不起訴的時候，而是之前。
黃艾瑞：對！行為人一開始向大牙求償1,000萬元，還說要把賠償金額捐給婦女保護團體。現代婦女基金會、婦女救援基金會直接拒絕，當我們看到新聞，婦團說「不當陳建州的遮羞布」，就覺得…
大牙：就覺得…哇！我原本以為，大家會覺得「他們都在各說各話」吧？但當下，真的感覺有股力量把我推出來。我很感動。
吳姿瑩：其實我們知道，大牙會經歷很多訴訟上的壓力。考量到她的身心狀態，我們確實是在不起訴確認之後，才去聯繫大牙。我們沒想到，邀請大牙擔任年度倡議大使，她一口答應。我們一開始就已經清楚定義，並不是要談「到底發生什麼事情」，而是「在這樣的狀態之下，被害人會面對什麼？被害人的處境是什麼？有沒有被大眾理解、同理？」然後，我們再帶出「陪伴」的重要性。
倖存者的數位樹洞：「站出來，轉頭一看，發現身後站著幾萬人」
這有點像姿瑩姊講的，婦團做倡議，「背後是沒有人的」。可是，換個角度去想「後面有人」這件事，很讓人心碎...你也不希望你站出來，轉過身去，發現背後站著1萬個人吧？
吳姿瑩：事實上，背後就是有（不敢站出來的）1萬人。可能是5萬人。
大牙：站在前面的人，如果轉身過去看到這麼多人，那是一件極為撕裂跟傷心的事情。那後面全部都是血淋淋的傷疤，而且可能一輩子都沒辦法癒合。
鏡：妳現在，是不是就是站在前面的那個人？妳正在經驗這種感覺？
大牙：嗯。我完全沒想到，我站出來以後，後面還有這麼多人。她們也受了這些傷害、也很想講出來，可是不知道怎麼處理？她們也很想要懲處行為人，但是，要怎麼做？
有倖存者曾跟我說：「妳會變成別人的樹洞，因為我站出來後，也變成了別人的樹洞。」老實說，這種感覺很痛苦。我收到很多私訊，但我沒有任何社工或法律專業，尤其當我官司還沒結束的時候，我很無助，又很想幫助這些人，可是，我都這種情況了，要怎麼幫助別人？
鏡：談談妳的數位樹洞。這一年，妳每天收到多少訊息？
大牙：上百則，每天都是上百。攻擊也好，加油也好，甚至有人傳訊說：「如果那個人真的跟妳求償，妳給我們一個帳號，我們幫妳群募，我們支持妳！」可是，所有的訊息，我都沒有回...我不敢回。我不知道，我的回應會不會被解讀成其他意思？我就是看完，下一則，看完，下一則。
那陣子，我的狀態完全無法拍戲、上通告，沒有工作，就是一個閒人。我每天在家讀這些訊息，成為大家的樹洞，時不時就想大哭，會忽然好憂鬱。我開心不起來、不會感覺餓、不想出門，除非需要跟律師開會，其他時間，我把自己關起來。其實，我是很渾渾噩噩過完那段時間。
沒同意即性侵 年輕女孩：「天賦人權，何須倡議？」
鏡：2023年，姿瑩獲紫絲帶獎時有提到，台灣一直有譴責性暴力被害人的氛圍。#MeToo運動發生1年多，整體氛圍，姿瑩覺得有改變嗎？
吳姿瑩：長期以來，針對性侵害防治的教育宣導，我們常講「No means No」（不要就是不要），但被很多人拿來硬拗、開玩笑，「什麼不要？女生說不要就是要啊！」「女生就是不好意思啦！」最後，反而落入很戲謔的爭執。我們的性暴力處罰概念，一直圍繞「性自主權」；法律上，違反「性自主權」要能成立，就是要證明「違反意願」；而違反意願就是我們說的No Means No。你要證明No，很多時候，首先要證明妳怎麼說No？是這樣（雙手比叉）說不要？還是給對方一巴掌，說不要？還是，把他推走，說不要？妳的「不」是怎麼說的？所以，「說不」反而變成被害人的責任。
現代婦女基金會從2017年開始推「Only Yes Means Yes」（沒有同意，就是性侵），我們一推這概念，PTT女版標題就改成「Only Yes Means Yes」；但同時，網路罵聲一片，一票人很戲謔、挑戰我們，「是喔？那我每次跟老婆發生性行為，都要簽同意書囉？」「還是，每次性行為，我要全程錄音錄影，才表示這件事是『意願的展現』？不然，我隨時會被告耶！」
當時也帶動很多討論。有人說：當你跟別人發生親密關係，如果要透過簽同意書才能確定是合意性行為，那就表示，這件事（性行為）根本不該發生。我們跟很多孩子討論這件事，有年輕女生說：「這（Only Yes Means Yes）不就是天賦人權概念嗎？為什麼我們現在還要倡議這件事？這不是每個人的基本權利嗎？」我覺得，這波#MeToo運動，很多人開始意識到「有些事『以前覺得沒什麼』，但現在發現，很多行為是『不行的』。」社會開始重視「性同意權」與性教育，以及更細緻的「情感教育」。
我們接過個案，男學生前一天與女方發生性行為，女生都不動，隔天他就被告了。然後他跑去問教官：「我真的不懂，為什麼被告？她也沒說不要啊。」我不是說要去標籤化男生，而是，我們整體教育都要求男生不要太感性、不可以哭；也許造成男生對情緒、情感，乃至於對「感受與意願」的辨識與感知，都不太敏銳。這種情況下，對方的害怕擔心、身體凍結、沒有反應，他都感受不到。常有男生主張：「妳又沒有說不行」－－這又回到Only Yes Means Yes，重點是「尊重界線」、「感受與理解對方」。
鏡：在法庭上、在這波#MeToo運動中，很多倖存者會被反覆質疑的就是剛剛那幾題，包括「妳有沒有說不要？」大牙當時已很明確對陳建州表達拒絕。他敲門，大牙不願讓他進來，還是被迫開門。大牙當時有意識到「權力運作」這件事嗎？
大牙：是呀！其實我一開始就意識到（權力關係不對等）了。我需要告訴自己：「他在開玩笑，不要當真。」但他是我老闆啊！難道我可以跟他翻臉嗎？我不可能打他一巴掌說：「你在說什麼啊？真的很不尊重女生！」沒想到，這種玩笑最後變得這麼離譜。
反覆檢討自己，卻陷完美被害人
鏡：一年前，大牙在貼文中寫了一句話：「千不該萬不該，我還是開了那個門」，這段文字，在當時的社會情境之下，是不是仍被迫落入一個檢討自己的、「完美被害人」的陷阱？
大牙：一定是啊！一定是啊！我想過，如果我跟爸媽講這件事，我媽第一個反應會是什麼？她會罵我：「那妳為什麼要開門？」確實有段時間，我常告訴自己：不開門，就沒有後面這些事情了，甚至，我可能也不用離開那間公司。12年前，我在香港遇到這件事（權勢性騷擾），一回台灣就告訴朋友，也有人問我：「妳幹嘛開門？」我知道他們沒有惡意，意思類似「妳新聞看得還不夠多嗎？怎麼這麼不小心？」我知道，自己只是僥倖，逃過非常危險的狀態。反正事情已經發生，我只希望大家保護自己。我告訴大家，工作上，如果要跟「那個人」接觸，如果他開了不適當的玩笑，要告訴他：「我沒有跟你開玩笑。」但同時也要小心，不要激怒他。
鏡：妳為什麼那麼怕激怒他？妳願意談談，為何離開那家公司？陳建州曾經冷凍過妳嗎？
大牙：我去年在臉書上說曾被冷凍，是想告訴大家：我為何這麼懼怕，以至於不敢當面拒絕他。我剛出道時，黑澀會時期，曾被他冷凍。我當時直接去找節目製作人，製作人說，他收到主持人（陳建州）指令，只能照做。我當時才知道，哦…主持人是有這能耐的。後來，我簽給他的公司。香港（性騷擾）事件之後，我一直很想約公司的另一個老闆，當面告訴他這件事，但我一直約不到他，我也覺得，他不會相信我。剛好合約到期，公司也沒有跟我續約。
鏡：請問姿瑩，大牙剛講「他不會相信我」，這句話是不是一種「習得的無助感」？這也是倖存者長期以來，難以開口的原因嗎？
吳姿瑩：一直以來，台灣社會都是這樣。我們之前有個案子，一個女生在捷運被陌生人觸摸，衝出捷運大哭，打電話給媽媽，媽媽劈頭就問：「妳穿什麼？妳今天是不是『又』穿短裙出門？穿那樣，難怪人家要摸妳！」在台灣，很多人從小學到的經驗恐怕是：「當我講出一個負面經驗，不但不會被相信，還可能被罵。那麼，我有必要說出來嗎？」
過度強調自我保護，反而助長惡行
大牙：香港發生的事，我從來沒跟家人說。我們家，不太能講這些事。我國中一年級，有天補習完，遇到一個戴安全帽、穿黃色雨衣的人，問我：「妹妹，忠孝東路怎麼走？」我一邊跟他說，他一邊把褲子拉鍊拉下來，掏出他的…器官。我當下好像木頭人，忽然就不會動了。然後我轉身就跑，還故意往公園方向跑。那瞬間我想到：如果我往家裡跑，他就知道我住哪兒。
回家後，跟媽媽說這件事，媽媽說：「妳沒笑他：『怎麼那麼小？』」其實，就算知道媽媽也許心疼我，當下感覺還是很不好受。我怎麼可能笑對方呢？這更危險吧？我慢慢變成一個報喜不報憂的小孩。
吳姿瑩：到底，我們為什麼對倖存者有這麼多要求，甚至責難？人們常講「要自我保護」，但是性犯罪真的是「自我保護」就能解決的嗎？我們當然會提醒，要注意身旁有沒有壞人，這是「合理的留意」。可是，生活中合理的留意，它應該擴張到什麼程度？
我們和所有人互動，有可能隨時隨地，處於警戒狀態嗎？不可能。生活中，一些自然放鬆，應該是要被允許的。所以，有人說「自我保護」是防治性犯罪的解方，我認為，這不過是安慰劑。加害人能一再得逞，很有可能，整個（侵犯）情境脈絡，加害人已經做過很多次，甚至連逃脫路線都想好了。
就算現在地震，也不可能每個人都能講出逃生路線。那麼，當我們要求倖存者：「妳要自我保護呀！」就是個過分的要求。事實上，沒有一個人會這樣生活。
我們至少該做一件事：發生不幸，倖存者要「願意跟你說」，防止傷害再擴大。通常，被害人都會去做一些敲門動作，試探地說出困境，如果回應是不好的，她就會學習到「這件事不能講」。如果整個社會，都存在一個「不能講」的氛圍，倖存者要跟誰講？
如果我們這些「重要他人」，對性暴力事件表達支持，就是對倖存者很大的幫忙。再轉化一個角度，這也對加害人傳達一個訊息—我們也在關注你的行為。我們常講，好人如果有作惡的地方，那就是漠視壞事正在發生—如果我們能和被害人站在一起，不讓他們感覺孤立，至少可以讓這些惡意去收斂—社會觀念改變，這是很重要的一個轉折。
無論說或不說，倖存者「都已經很勇敢」
鏡：大牙剛才提到，這個過程是和自己和解。去年妳發文，希望女生有勇氣反抗，「而不是跟我一樣為了那一口飯，忍氣吞聲，一忍就是10幾年。」如果要和12年前的自己對話，妳會說什麼？
大牙：我還是覺得，我滿勇敢的。我避開了更危險的狀態。我對12年前的這件事已經和解了。我知道，很多女生想站出來，但覺得「沒有準備好」。其實沒有人是準備好才做這件事。但我認為，無論說或不說，倖存者們都已經很勇敢。做這件事，需要的勇敢程度，不是常人能想像的，即使我自認抗壓性極高，還是受傷啦。我遇到不可預期的狀況（訴訟、網路霸凌），必須自己面對、解決。
鏡：就妳觀察，台灣#MeToo運動過後，有感受到人們和被害人站在一起、讓惡意稍微收斂嗎？
大牙：我覺得，真的有。我以前看社會新聞，常覺得「怎麼會這樣寫倖存者？」這一波，我發現媒體是站在被害者身後，支撐著她們。我相信，很多被害者看新聞，都希望至少不要被寫得很不堪。接下來，我們才能去做更多教育、法律層面的事，無法立刻做到100分，也無可避免傷害、拉扯，但對我來說，是值得的。
後記：不忍了的這一年
採訪終了，大牙說了近日發生的真實故事。
「我最近去進修，老師第一堂課就讓我徹底爆炸。他要做示範，對著一個女學員說：『欸，等一下我會碰到妳哦！妳該不會咪兔我吧？』」大牙忍到課程結束，決定當著所有學員，當面告訴老師：此舉非常不恰當。
「我直接告訴老師：『你不該用戲謔方式，去講#MeToo運動。』老師解釋，他沒有戲謔的意思，但我說：『我覺得不舒服。所以，我有義務要讓你知道：#MeToo這件事，不是可以拿來開玩笑的。』」
國中生周宜霈，看見遛鳥俠，嚇到僵直、直接逃走；高中生周宜霈，在公車上被摸屁股，不敢聲張、也不敢叫司機直接把公車開到警察局；出社會後的周宜霈，遭遇職場權勢性騷擾，同樣不敢聲張、不敢控告老闆，隱忍整整11年。
39歲的周宜霈，從惡意裡面存活下來，在課堂上目睹師對生權力不對等的性別玩笑，不忍了。截稿前，她發IG限時動態，貼出北市幼兒園性侵案的相關新聞，表示：「性侵性騷與我們的距離，就像公車上站在你旁邊的那個陌生人，稍微不注意就會被碰到的那麼近，希望司法能嚴懲這些惡人，也希望所有受傷的靈魂能好好被接住。」
此刻，她成了別人的重要他人，挑戰權力之後，她發現，天也沒有塌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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