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鏡到底】漁工是弱勢中的弱勢 李麗華專訪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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漁工們每月繳交健保費,Wanto(右)罹癌後卻差點被送回印尼。印尼治療癌症的費用對漁工是天文數字。
漁工們每月繳交健保費,Wanto(右)罹癌後卻差點被送回印尼。印尼治療癌症的費用對漁工是天文數字。
李麗華帶我們探視Wanto,正在化療的他戴著口罩,打起精神給我們看手機裡的小孩照片,大兒子17歲,9歲小女兒眼睛圓滾滾的可愛極了。漁工們平日最愛看便是家人的照片,Wanto在南方澳已4年。
李麗華最初接觸漁工便是類似狀況,一名漁工在船上作業時手被繩索絞斷,無法工作了,老闆打算把他送回菲律賓。然而移工們最怕便是遣返,他們來台一趟的仲介費高達10多萬元,若無法在台灣工作,非但不能養家還會負債累累,因此即使被壓榨甚至受虐,也不敢吭聲。

溫柔大姐 助人忘記恐懼

「那次我才發現南方澳有這麼多漁工,可是沒有一個團體在幫助他們,NGO(非政府組織)集中在北部。我就邀他們成立工會。」弱勢者的世界也分等級,依類別、社會形象、有無選票…現實地受著社會不同程度的同情與資源挹注,外籍移工本就難被認同,漁工,更是邊緣中之再邊緣。
在南方澳4年,李麗華(右)與許多漁工都認識。
長年為移民工爭取權益的「燦爛時光」書店負責人張正就說,比起住宿舍、有加班費的廠工,漁工住船上、薪水低,在海上被欺負也難求救,幾乎是最底層者,且漁港有其特殊生態。他形容李麗華:「平常是個溫柔的大姐,但她的心理素質一定非常強硬,否則為外籍漁工爭取權益很艱難又吃力不討好,一般人不敢做,也應該做不久。」
李麗華20多歲起,便在民間團體或政府部門做類似工作,從協助廠工、礦工到外勞。不同於多數NGO工作者,李麗華笑說自己連大學都沒讀過,只高職學歷。她在桃園楊梅長大,6個子女裡她是老么,父親最是疼她,因此,雖然在自來水公司工作的父親薪資微薄,她說,童年相當幸福。
李麗華(左)年輕時原本在工廠工作,後來因緣際會投入勞工運動。(李麗華提供)
有些人助人,是與世界過不去的仗義,李麗華不是,純粹熱心多事。例如小學時她有個好同學,「媽媽生她時就過世了,爸爸是水泥工人,她經常邀我去她家,可是她家冷冷清清,就她一個人,沒有什麼溫暖,所以我喜歡邀她來我們家,有爸爸、媽媽、哥哥、姊姊,媽媽會煮2、3樣菜給我們吃。」
又如某天放學忽然下大雨還打雷,她最怕雷聲,哭著淋雨走回家,雨中見到一個罹患小兒麻痺的男同學,「他拐杖拿不穩,一直跌倒,我就過去幫他,可是我個子小,也跌倒了。」直到一個高中生路過,扶起小男生,她才繼續回家。「走一走,咦,我好像忘記哭了,剛剛不是哭得很慘?那個反差很大,之前太恐懼了,我就發現我在幫助別人時,會忘了自己的困難跟害怕。」
從事勞工運動前,她做過的工作五花八門,例如國二暑假,「我去工廠打工,做卡賓槍的槍身,有一次還跟師傅送槍到新店的兵工廠,一個箱子50支槍,卡賓槍走火的機率很高。」

幫外國人 村內敵意流竄

讀高職觀光科期間,她在餐廳、飯店實習,畢業後家裡無法供她再升學,她陸續在玩具加工廠、染整廠工作,後來信了摩門教,傳教一年。直到去天主教敬仁勞工中心工作,才誤打誤撞開啟勞運生涯。
到南方澳成立工會後,從船長、船東、仲介到當地居民,「這裡的人覺得我怎麼胳臂往外彎,去幫外國人。」她說,去岸邊散步遇到台灣船東,偶爾還會被對方「青」一眼。漁村裡四處是隱隱敵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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