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長說阿金（化名）的房子裡曾死過3個房客，有次警察還在屋外拉起封鎖線，左鄰右舍全圍著探頭探腦。里長擔心他老租給一些「怪怪的」人，遇上崔媽媽基金會帶人來看房時，會湊上去告誡「你們要篩選一下啦，不要再租給奇怪的人了。」聽到里長這麼說，阿金心裡直嘀咕，「已經篩選過了啊。」
【寄生爛殼的蝸牛6】苦過來的房東 相挺弱勢、罪犯和精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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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過世的房客，住了12年。房客早年在做捷運工程，捷運完工後，收入也跟著不穩定。「他最初付房租，一口氣給半年，後來改成月付，再後來斷斷續續地給。」最後幾年，房客生病住院，阿金常去探望，「他跟我說他有交代弟弟房租的事，後來人過世了，我跟他弟弟提起房租，對方說不清楚，我也就算了。」
除了過世的房客，阿金的房客中也曾有過精神障礙者、因刑事案件遭逮捕的、還有會惡意欠租，把牆壁打破一個洞的。許多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弱勢房客，阿金倒是包容。他理解社會身份上的弱勢，難免伴隨各種問題：欠租、酗酒、生病、失業，他自己也曾是一名房客，也曾窘迫，當年依著房東的善意，才有機會維持住日常生活。
如今的房東 也曾是苦過來的房客
那是阿金買的第一棟房子，1970年代華中橋剛剛通車那時入手，獨棟兩層的樓房，再往上加蓋兩層，每層只有一戶。本來是要買給兒子住，但兒子嫌坪數太小，每戶才8坪左右，1天也沒住過，後來專用在出租。
第一個過世的房客，住了12年。房客早年在做捷運工程，捷運完工後，收入也跟著不穩定。「他最初付房租，一口氣給半年，後來改成月付，再後來斷斷續續地給。」
最後幾年，房客生病住院，阿金常去探望，拖欠的租金阿金也不催，只要他好好保養身體，「他跟我說他有交代弟弟房租的事，後來人過世了，我跟他弟弟提起房租，對方說不清楚，我也就算了。」停頓一陣，阿金補上一句：「嚴格說起來，他不是死在房裡頭。」
或許是因為阿金也做過工程，能同理同為做工的人。阿金的老家在十分寮，30年代，十分寮還是煤礦坑，阿金認識的每個人都靠礦坑維生。小時候上學前，他會先到礦坑推煤礦賺外快，「推一趟到火車站，再去上課。」有次同伴沒注意，讓推車壓住他的手，小指就這麼斷了，「一開始不痛，過幾分鐘血一直冒出來，才知道痛。」
國小畢業後，阿金到台北的紡織廠當學徒，「我不想留在礦坑，太可怕了，以前幾個班上的同學在礦坑工作，早上還看到人，一小時後『碰』一聲，人就這樣死了。」在紡織廠當學徒，每個月有60塊零用錢，剩下的碎布師傅還會幫孩子們做成新衣服。
當完兵、結了婚的阿金和妻子租屋在新店，緊鄰著瑠公圳，阿金跟著台灣經濟發展的腳步，繼續待在紡織業，紡織業沒落後，阿金進了電子廠，也做過工程；最苦的時候，阿金也曾當過清潔，去掃廁所，「有時沒工作，房東會叫我們夫妻倆跟他一起吃飯，貼他幾塊錢當飯錢就好。」房東做木工，有工作時也會找阿金一起去做。
陸續攢錢買下第2間、第3間房後，阿金開始出租。和其他人一樣，阿金最初也到處貼紅條子招租，「但亂貼被抓到，1次罰1,800元，很貴。」
弱勢、罪犯和精障 都曾租過他家
1989年，無殼蝸牛運動號招夜宿忠孝東路，因著運動而生的崔媽媽基金會隨後推出租賃服務，媒合房東房客，「我那時覺得這樣很方便，不用到處貼紅條，委託他們找房客就好。」那時起，阿金成了崔媽媽基金會合作30年的友善房東，出租房子給弱勢房客。
第二個過世的房客，便是崔媽媽轉介的房客。大部分的時候，房客總是很客氣，但一喝酒變便換了臉孔，「喝醉常常半夜打來罵人，罵完隔天酒醒他自己就忘了，問他幹嘛罵我，他又會很客氣地道歉。」阿金苦笑，怎麼勸說也沒用，房客身體不好，但老愛喝酒。有時阿金也會跟崔媽媽基金會埋怨房客喝醉的模樣十分惱人，但埋怨完仍是繼續租給對方。
有天接到電話，話筒那端急著要他去開門：「轄區員警說我房裡死人了，檢察官要去驗屍。」阿金到了後，聽見圍觀的鄰居交頭接耳，「說『死人了、死人了』，我說：『死人怎麼了？』」房客過世後，房子打掃一番，還是交由崔媽媽基金會協助出租，媒合給弱勢房客。
第3個過世的房客，是個五十多歲的女性，同樣透過崔媽媽基金會媒合承租。房客曾在日本求學，後來因疾病而失業，「但她很上進，說要參加進修課程，之後去找工作。」只是才說完要去上課，隔幾日卻在家中過世了。
這次警察在門外拉了封鎖線，鄰居更在意了，崔媽媽基金會因此找來法師道士作法，讓鄰居安心。
除了過世的房客，阿金的房客中也曾有過精神障礙者、因刑事案件遭逮捕的、還有會惡意欠租，把牆壁打破一個洞的。許多人避之唯恐不及的弱勢房客，阿金倒是包容。他理解社會身份上的弱勢，難免伴隨各種問題：欠租、酗酒、生病、失業，他自己也曾是一名房客，也曾窘迫，當年依著房東的善意，才有機會維持住日常生活。
而且現在的阿金也沒有多餘時間分神處理房客的疑難雜症，阿金的妻子已中風多年，躺在床上需要人照顧、陪著去復健；兒子年輕時情傷後罹患重度憂鬱症，一度住院療養，現在才能慢慢能生活自理，偶而去發傳單、舉牌打打工，「我一個人要照顧3個人：太太、兒子和外籍看護。」對他而言，崔媽媽基金會的社工會時時觀照著房客狀況，房子的事全權交給基金會，讓他省下不少精力能陪著家人。
包租代管 房東依舊挑房客
阿金這樣的房東，可說是崔媽媽基金會合作對象裡的至寶，崔媽媽基金會居住扶助部主任馮麗芳感慨，願意成為友善房東的人本就稀少，且有些友善房東雖願意把房子租給弱勢房客，但同時他們對於弱勢會有一些「想像」，「有的人想租給單親媽媽，幫助對方重新站起來。但個案的狀況和這樣想像其實有落差，所以真的接觸個案時，房東的疑慮又會很多，媒合上一直有難度。」
2017年內政部推出「包租代管」政策，透過政府委託租賃業者擔任「二房東」，和房東簽下3年契約，再由業者一手包辦出租、管理等業務。「包租代管」看似省去了房東的管理成本，又保證3年內月月有房租收益，應可增加對弱勢房客的包容度。
但實際上面對弱勢租客時，房東內心仍有好幾把尺，「我們都會先篩選過一輪，像是付租金比較不穩定的，就先不幫忙媒合，因為我們還是擔心房東受不了，最後乾脆不合作，這個資源就斷了。」馮麗芳說，但到了房東那一關，又會再有第二波篩選，「有些房東會要求業者不要租給年紀大或身障的房客，導致最終媒合依舊不易。」根據營建署統計，截至去年中，「包租代管」媒合戶數達4,223戶，距離1萬戶的目標只走了一半。
且1萬戶的目標裡，提供給弱勢身份的戶數僅有4成，其他則留給一般戶。2011年內政部住宅需求調查報告中，六類經濟與社會弱勢中，無自用住宅者共有39萬4千多戶，弱勢居住的需求之高，但「包租代管」裡供給弱勢承租的僅有4,000戶，「區位好、租金實惠的房型一下就被搶空。其他6成提供給一般人的，我們想租也租不到。」崔媽媽基金會執行長呂秉怡苦笑。當初希望增加弱勢租屋機會的美意，反而打了折。
專門服務遊民的台灣芒草心慈善協會也曾想透過「包租代管」為手上個案找到家，「但我們的個案多是獨身一人，『包租代管』的房型比較偏向整層住家，這種房型租金又會比較高，就算扣掉補助，我們個案還是租不起。」芒草心協會秘書長李盈姿無奈道。
李盈姿說，他們也曾嘗試先讓一個個案透過「包租代管」租下1層3房的住家，再找其他2個個案合租進去，「但承租的那個人就很慘，要一直去催房租，另外2個人也會一直避不見面。好幾次都是承租人自己先墊。」
稅賦優惠誘因低 難吸引房東上門
去年底內政部推出「包租代管」第二期計畫，目標設定在媒合1萬5,000戶租屋。但呂秉怡並不看好，首先是房東對於弱勢房客的刻板印象並沒有消除，以崔媽媽基金會來說，因為配有社工協助處理個案狀況、連結社福資源，房東對弱勢房客的疑慮稍能緩解。但內政部的計劃裡並沒有要求業者一定得配備社工，成為房東和弱勢房客間的橋梁，因此在提升房東意願和包容度上效果有限。
且租賃市場裡，房東不願意曝光仍是最深層的問題。「雖然房東加入『包租代管』，出租的房子房屋稅、地價稅能得到減免。但是任何減稅政策，法律規定每5年要檢討1次。」呂秉怡說，房東擔心優惠稅率只是暫時性質，可一但成為合法房東，國稅局便能一直追查租金收入，未來得要多繳稅，因此多半不願參加。當政策無法翻轉長期地下化的租賃市場時，政策本身的效果便受到極大限制。
「歸根到底，我們要思考的是，包括社會住宅、包租代管等政策，到底是住宅還是福利政策？」呂秉怡分析，真實的市場裡，就是有一群人因為身份和經濟狀況，既買不起更租不到房，但是當政策只是創造另一個租金相對低的次級市場，可同樣的排擠邏輯仍在其中運作，那萬千樓房裡，依舊沒有一處是弱勢房客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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