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十七年2】染SARS有多痛苦? 倖存護理師:「我把自己喘成了氣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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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鈺郿當年是SARS確診患者,留下後遺症。疫情結束後醫院給予心理輔導服務,她也未使用,她說:「我說我不用,往前看就好。」
鄭鈺郿當年是SARS確診患者,留下後遺症。疫情結束後醫院給予心理輔導服務,她也未使用,她說:「我說我不用,往前看就好。」
趙月虹照顧的第三例,是一名不到30歲的風濕免疫科醫師。第四例是胸腔科主治醫師,他們一起幫該院的第一例病患插管。她回憶:「當時不知道是SARS病患,醫生只戴手套和醫療口罩,插管時病毒很多,一插到氣管,飛沫從管子整個噴出來,一邊插管一邊抽痰,而且醫生正對著病患的頭和嘴巴,距離很近。」趙月虹護理過的2位醫師後來康復,至今仍和她在同一家醫院工作,她再也沒有提起當年的事,但默默觀察:「後來那個風濕免疫科的醫生有骨質疏鬆,走路有一點怪怪的,可能因為當時打太多免疫球蛋白製劑,副作用是有一些合併症。胸腔科醫師那時重症插管,但癒後很好,沒什麼後遺症。」

醫護也染煞 多留後遺症

而在SARS重災區和平醫院,當年封院前,護理師鄭鈺郿照顧在和平醫院內染病的劉姓洗衣工,之後發燒不退。封院前2天,陸續有醫護傳出身體不適,很多人都發燒了,「包括陳靜秋護理長,全部被叫去照X光。」鄭鈺郿的X光片顯示肺部發白,呼吸愈來愈喘,被收治進和平B8病房,當時一片混亂,最後因為沒人進和平醫院B棟照顧了,她只能自己給自己打藥,外部訊息紛亂,「那時還不知道這麼嚴重。我不知死活,不知道自己是得SARS,後來被轉到新光醫院,獲得較好的照顧。」鄭鈺郿說,媽媽因為照顧她,也染上SARS,同樣被轉到新光。
染煞有多痛苦?鄭鈺郿說,當時她的肺部纖維化,一度缺氧到手指、嘴脣都呈紫色,就連下床走路都要吸氧氣。呼吸太困難,她喘到最後,把自己喘成了氣胸。高劑量類固醇給她帶來後遺症,肺病好了之後,發現自己髖關節都壞了。那年她23歲,4年後,她換掉右側髖關節,再過3年,左側的髖關節也換掉了。
璩大成在隔離期間焦慮過度,同事教他打坐,沉澱心情。
時任仁愛醫院副院長、現任台北市立聯合醫院副總院長璩大成當時緊急支援和平醫院,他比喻所見同事猶如「死守4行倉庫」,守著幾間病房。璩大成在結束封院的隔離期間發燒昏倒,被確診感染SARS,我們問起這事,他仍不願回想諸多細節,只說隔離期間讓人失去時空感,且帶來無限焦慮。當時死守和平醫院急診室的急診主任張裕泰教他抗焦慮方式,竟是在房內打坐,「在百般焦慮狀況下,我就打坐,眼觀鼻,鼻觀心,土法煉鋼。」
「我記得那一天是禮拜五下午,我在回家的路上,聽到車上廣播說陳靜秋護理長死掉,我哭了。」陳秀丹是陽明大學附設醫院內科加護病房主任,2003年曾獲頒治療SARS有功個人獎,她談及令她至今深刻的那天,「同時在那一天,我進署立宜蘭醫院(陽明大學附設醫院前身)隔離病房照顧疑似病患,在跟病人講話的某一個剎那,突然發現我的N95口罩沒有戴好,漏氣了,我的心都涼了。我們家有佛堂,那個晚上我跟觀世音菩薩說,我心裡難過。」她解釋,難過不是為了自己,「而是害怕我門診的病人會因為我,過得提心吊膽。我還有小孩,如果我死了,他們才小學,等於是我這個做媽媽的責任沒有完成。」
奇美醫院加護醫學部主治醫師陳志金當時服務於台大醫院胸腔科,2003年3月初,台大出現全台第一起SARS確診病例,勤姓台商、太太、兒子陸續確診,隨後一名醫師也在替病患插管時被感染。他說,台大院內感染爆發,胸腔科立刻取消所有會議,中午不能一起吃飯、院方要求醫護不要聚在辦公室交談。「我們當時胸腔科醫師二人一組,每天看發燒病人的肺部X光,觀察白色陰影的發展,有病患喘到氣體從氣管跑到皮膚下變成皮下氣腫,(皮膚)摸起來像氣泡紙。」

併發症迅猛 憂搶救不及

2003年5月12日,台大醫院關閉急診,全院停擺,只剩胸腔科、感染科繼續上班。陳志金記得沒開燈的走廊像死城一樣空蕩陰暗,院長每天固定廣播是安定人心的來源。他睡在醫院會議室地板,當時很困擾的事情是,病人隔離在2道門的病房後,「情況變差、要插管了,你怎麼知道?發現情況嚴重,進去要穿防護衣,5到10分鐘(之後)可能就來不及急救了。後來,病人只能變喘就提早插管,但還是會來不及,沒辦法,衝進去插管是讓醫療人員冒險,還是要先做好自身防護。後來我指定1個3年資深住院醫師穿好兔寶寶裝(C級防護衣),一有人需要急救,戴上口罩就可以進去。」
武漢肺炎疫情延燒,桃園機場近日出現大批返國民眾,許多人全副武裝返台,除了口罩,還穿上全套防護衣、戴上護目鏡。
但少有人知道,許多SARS病患不是死於肺炎,而是死於併發症或氣胸。有些人裝上呼吸器後,產生對抗,導致壓力過高、肺泡破裂,氣體推擠血管,血壓快速下降,心跳停止,短短幾分鐘就奪走生命。陳志金把從光華商場買的監視器拿來,正對患者的生命徵象數值,自己在病室外監看,一有異常就進去,無奈當時仍有病患搶救不治。採訪到一半,陳志金的手機響了,鈴聲開得很大聲,他說SARS之後就怕漏接任何1通電話,從此變得淺眠,手機一震就會醒來—17年來的每1個震動,都要他提醒自己:不要再有下一個枉死病患。
2003年,因SARS疫情台北市和平醫院封院,被隔離的病患家屬在窗外拉布條抗議院方隱瞞疫情。(中央社)
陳志金是馬來西亞人,受訪時,他從紙袋裡拿出一個7502防毒面具、P100濾棉、護目鏡與面罩,慎重地說:「我藏了17年,SARS時口罩都缺貨,現在放在書房架子上,每年拿出來看。」當時醫護與民眾搶口罩,這組防毒面具是在馬來西亞的親人特地寄過來的。
陳志金戴著SARS時使用的防毒面具,當年口罩缺貨,是馬來西亞親人特地寄來,濾棉則用漂白水清洗之後再重複使用。
時間回到台大出現第一起SARS確診病例那一天,「一開始真的懵懵懂懂,以前只戴N95,頭套、隔離衣都沒有。直到勤姓台商的太太插管時,已經有整套兔寶寶裝,我們還上網去查怎麼穿脫、清潔人員怎麼用漂白水擦拭,才開始訂下標準。」他回憶,當時疫調、感染控制的能力還很弱,醫生只有N95口罩,後來要幫病患做插管時,才有全套防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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