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十七年3】抗煞護理師當年拿月俸回家　家人「用酒精一張張擦拭鈔票」

院內寫日記　當成是遺言

當然不是為了省那6萬元。彼時在兒科急診擔任醫師的他，發現感染源就是從急診室出去的，「但我在那邊看診1個月以上了…所以我是為了保護家人，我如果不回去（醫院）的話，就要去找旅館。」他在和平被封住的院內，整整10天與世隔絕，只能寫日記每天報信。隔絕的日子，沒有一天睡好，「我是睡健保房，6個人1間，簾子拉起來，在病房裡面做隔離。因為沒有空調，很熱，戴著N95睡覺，早上起來，才發現口罩掉到床底下了。」17年來，他再也走不進去和平醫院，偶爾仍做著睡到一半口罩掉落的夢。那些日記仍留在網路上，像是這場疫情最初的碑文。他告訴我們：「那時是真的當成遺言在寫。」

遺言的內容，或可簡述為孤島紀實，雖然這孤島的意象絕不僅止於他的日記內容。孤島有層次之分，首先，台灣是國際的孤島，加入不了世界衛生組織；再者，和平醫院在台灣也被視為疫情重大災區，林秉鴻舉例：那時和平院內病人一度有機會被分流送到新竹署立醫院，結果車子到門口，當時的新竹市長林政則就出現了，率眾以車輛擋住急診室通道，「所以根本沒辦法解決和平封院的狀態啊。」

出院被歧視　鄰居閃躲她

最後，是院內的人，也為防疫而保持距離。同桌吃飯就是「很NG的行為」，露出口鼻時大家就各自躲開。體溫定時量，林秉鴻曾聽聞有清潔工因害怕而吃退燒藥壓制發燒。他同時透過新聞放送，看著這一切混亂，覺得像是末日。

當隔離結束，醫護從末日逃回現世，卻大多逃不了歧視。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護理部副主任郭淑柳，當時服務於國泰醫院負壓隔離病房，身為醫護，其時和平醫院爆發院內感染，需要大量支援，國泰索性把整個7樓改成負壓病房，5樓成為醫護人員的隔離住所。她匆匆入院，以為是短期旅行，結果是長期抗戰。

從4月到7月，春天到夏天，郭淑柳就這樣和20幾位護理同仁被放在醫院臨時隔出的空間裡。當時的醫療體系崩毀了嗎？「算是吧。3層樓說封就封，大家也不敢看病。」心理上的隔離最令人難受，院外平時做醫護人員生意的店家得知醫院收治SARS病患，竟拉出白布條抗議，覺得醫護都在散播病毒。不甘心嗎？「有一點點，但你會知道，他們是非常恐懼的。」

受訪的醫護大抵有這樣的經驗。黃露萩的外甥女曾對她說：「舅媽，我好朋友都不跟我玩了。」小女孩的同學盛傳：「她舅媽在和平醫院工作。」大疫過去了，她卻沒朋友了。黃露萩回憶，有同事一回家，發現整棟鄰居每戶門口都放電風扇，對外吹，還有人直接把風扇對準同事家的門。

染煞的鄭鈺郿撿回一命，從新光出院後，還是要回診，她都穿著防護衣。每回救護車來接她，抬起頭，「就會看到鄰居全都站在陽台看。可是你心裡知道情有可原，那個無知恐懼…我們必須知道，他們的害怕是正常的。因為人性就是這樣嘛。」

趙月虹結束照顧SARS病患後，她在家中隔離，天天有里長、衛生局、警察用監視器確認，或親自登門按鈴，但這些人一走到樓梯口就止步，沒人願意靠近她家。她每個月拿給公公月俸26000元，讀幼稚園的女兒悄悄說：「阿公用酒精一張張擦拭鈔票。」

國際處境尷尬，台灣在防疫關口也難以擺脫被遺棄的宿命。台灣一直被排除在世界衛生組織之外，問璩大成，抗煞當下，有感受到被世界遺棄嗎？他不談當年，但樂觀表示：「我們從自己歷史教訓逐步擴充能量。我們自己的國家自己要救啊。」「很顯然，我們（現在）建置的這些機制，都不是跟WHO學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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