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癮來的時候，阿茹（化名）總感覺渾身像有萬隻蟲子齧咬，連著上吐下瀉，十分難受，只想砸爛身邊的東西，轉移身上的痛。有天5歲的女兒見又她不舒服，急匆匆騎著三輪車出門，想去幫阿茹尋解藥。
【時代現場】她們的成癮人生
會員專區文化
全台灣約5千名女性受刑人中，高達6成2皆因毒品案件入獄。這些不幸的女人有著相似的不幸，相似的人生經歷，凸顯出女性成癮問題的背後，更是一道性別議題。生命不外乎是機會和命運，但這些女孩，卻怎麼抽都只能拿到鬼牌。
彼時阿茹還和前夫阿東（化名）在一起，住在臨海小鎮，經營魚貨批發生意，每日三更就得乘著夜色載貨北上。那天阿茹的女兒騎著車在巷弄裡穿梭，一見到藥局老闆，滿臉是淚的哭喊：「我媽媽身體不舒服，我要幫她買『筆』。」老闆摸不著頭緒，「買筆去書局買，怎麼跑來我這裡？」揮揮手趕走了女娃。
阿茹的女兒不知所措，她不懂大人口中的「筆」，指的是靜脈注射施打海洛因時使用的針筒，她只能騎著三輪車返家。「我女兒一路哭著回來，看到我就說：『媽媽對不起，我買不到筆』。」阿茹心下唬了一跳，嘴上不知怎麼反應，只能厲聲斥責女兒亂跑，但她頭皮發麻：「孩子越來越大了，也看得懂我們在幹嘛了。」
多年後阿茹坐在北海岸山上的老家裡，談著當年回憶，邊說邊兩眼發直盯著眼前的電視機，螢幕裡播放著風馬牛不相及的政治新聞，「那時我想，不戒不行了。」
母病父入獄 童年早夭擔家計
阿茹最初開始用藥始於枕邊人。20歲左右她認識了阿東，交往3、4年後嫁給對方，阿東在那臨海漁村裡是出了名的脾氣火爆，一言不合連父母也動手毆打，日後因砍殺母親入獄服刑。
阿茹的老家從前經營飲食攤，媽媽因精神疾患長年在家，全靠爸爸擺攤賺錢。阿茹是大姐，下面還有弟弟和妹妹，國中時爸爸因假鈔案件入獄，全家人吃穿用度的支出就落到阿茹肩上，還得賺錢給弟妹繳學費。15歲那年她沒再升學，童年已提早結束。她到處打工，先去食品加工廠做生產線女工，也做過幾年導遊和餐飲店服務生。
爸爸出獄沒幾年，遇上921大地震，北海岸少了觀光收益，飲食攤收了起來，經濟壓力更沉了。「我爸年輕時又愛賭，常常有人來討債。以前我在老家附近打工，我爸會跑來跟我要錢。」
阿茹赴外地工作後，不時接到爸爸的電話，跟阿茹要個3萬、5萬去還債，曾經有次逼得急了，「說要殺了我媽再去自殺。」
「我不想住在家裡，一看到他們，就覺得壓力落在眼前。」剛開始交往，阿茹急著離開原生家庭，便迅速和男人同居。
和阿東同居後，兩人總有爭執，「有次大吵完，他叫我用安非他命，說很舒壓，脾氣不會那麼火爆。」不少藥癮相關研究都指出，女性初次用藥多來自周遭人際網絡引介，例如親友或伴侶；能否成功戒癮，也跟親密關係的另一半支持與否有高度相關性。阿茹開始用藥，每次用完她便精神亢奮，不眠不休的打掃，「阿東的媽媽看我這樣，覺得『這女孩好，手腳勤快』，她不知道我是因為安非他命的副作用才這樣。」
藥物的副作用也讓阿茹無法入睡，「我曾經1星期沒睡，身體很累。」後來阿東拿海洛因給她，說是用了以後能放鬆，睡得安穩。「一開始用抽的，後面走水路——靜脈注射。到這邊已經很嚴重了，藥癮一來，全身都不舒服，上吐下瀉，像有蟲在咬。」
阿東是家裡獨子，驕寵慣了，結婚後婆家的漁獲批發生意都由阿茹幫忙張羅，阿茹半夜三更就得北上送貨，後來公公中風後也由阿茹照顧，她幾乎沒得睡，毒品用得更凶。而丈夫平日只管吸毒。
兩人爭執時，阿東也對阿茹動手。問她傷勢，阿茹指著下巴和顴骨，「這邊、這邊都裂過，也有打到滿身是血。」但婆婆眼見阿茹臉上淌著血，也只顧幫兒子緩頰，要夫妻吵架不要這麼激動，還說她自己以前也是這樣被打過來的。
阿茹也曾想過要離開，但阿東會怒目亮槍，「說要殺了我全家。」阿茹吸了口氣，苦笑說道：「現在想想覺得那時好笨，為什麼不去報警。」
每逢藥癮發作，阿東都要阿茹出門拿藥，「有時深夜凌晨要我去拿。我一個女人家，在外面等藥頭等了好幾個小時，回到家他也不會關心我，問我有沒有遇到危險，劈頭第一句話都是：『我的藥呢？』」
加上孩子出生後，阿東仍是只管吸毒，阿茹幾次拉著他去戒癮門診，都沒能成功，「說自己戒不了。尿布、奶粉錢都沒在顧。覺得這男人太沒肩膀了。」
同居人販毒 幫忙帶貨判八年
阿茹想著非戒毒不可後，某天深夜阿東又要她去拿藥，那天阿茹丟下一句「走了我就不回來。」但扭頭出門後，她才想到無人可依，唯一能求助的只剩當晚聯繫好要拿藥的藥頭小周（化名），「我跟他說不想再回去那個家，請他幫我。」
小周原是阿茹和阿東共同的毒友圈朋友，那日小周把阿茹帶回家安置，阿茹一件行李都沒帶，小周還幫她買了貼身衣物。小周平日是建築裝潢工人，也兼販毒。「跟他在一起之後我很少用（毒品），癮來的時候，我叫他幫我買安眠藥，我就昏睡過去撐過毒癮發作的時間。」
一日阿茹出門買便當，回家時幾個便衣警察上門搜索，阿茹才知道她和小周早因販毒被盯上，警方監聽兩人多時，監聽譯文裡幾次出現阿茹幫忙帶貨的訊息，向他們買毒品的藥腳也指認阿茹販賣。她最後以共同販賣一級、二級毒品被起訴，判刑8年。
失風被捕那時，阿茹剛得知自己懷孕，「嚇得一直哭，不知道該怎麼辦了。」
小兒子出生後，阿茹進了女監服刑，和全台約5千名女性受刑人一般在獄中等待自由。這5千人裡，有3,107人和阿茹類似，皆因毒品相關案件入獄，佔女性受刑人總數的6成2。不幸的女人有著相似的不幸，她們身上，彷彿阿茹的孿生姊妹般都有一則與阿茹相仿的人生故事。類似的生命經歷，凸顯出女性成癮問題的背後，更是一道性別議題。
就人口比例而言，女性犯罪佔總體犯罪不到2成，男性犯罪人數約莫是女性的4倍。也因為女性原本就不易涉入犯罪，嘉南療養院成癮暨司法精神科主任李俊宏指出，因此導致女性陷入毒品案件的前置因子就更顯重要。而這前置因子，與「性別」有著極大的關聯性，其中又能分成生理和文化兩大因素。
首先在生理結構上，女性的賀爾蒙（雌激素）分泌，讓她們比起男性，對外界刺激更加敏感；雌激素的驟降，也讓女性在經期、生產與更年期間情緒受到牽動，容易感到抑鬱、低落。一生可能會遇上產後憂鬱、更年期憂鬱，以及無數的經期，性別統計上，女性罹患憂鬱症的人數也是男性的2倍。
原生家庭缺愛 內心長成了黑洞
生理上的特殊性，讓女性比男性易感，若疊加上外在環境因素，女性在環境中感受到的挫敗，更容易使她們內心受傷。許多第一線接觸女性受刑人的工作者都觀察到，因毒品議題而犯罪的女性，多半來自單親、年幼時家長入監服刑，或是家中兄弟姐妹各有不同的父親；部分則是家庭管教嚴厲，父母溺愛。
家庭的形式並非子女陷入成癮問題的必然因素，而是這樣的家庭型態裡，有較高機率子女年幼時缺乏關愛，疏忽照顧，「或是『矛盾溝通』的家庭。」桃園療養院臨床心理師林楊林舉例，所謂「矛盾溝通」，像是父母會厲聲要孩子「不要再過來，再過來我要生氣」，語句上要求對方遠離，實際上是希望對方靠近，「這種情況下孩子會無所適從，他不知道你到底要他過去還是離開，久了會使孩子經常處於緊張狀態。
這些相處樣態，皆可能影響了孩子的發展。沒能得到足夠的愛，或經常性地被忽略，讓她們身上總帶著原生家庭的傷痕。協助受刑人家庭的紅心字會主任李怡穎也觀察到，在紅心字會服務的個案中，多數因毒品案件入監服刑的女性，都曾在功能相對脆弱的原生家庭裡遭遇情感創傷，這些創傷有時來自忽略照顧，有時則是負面責罵，「像我有個吸毒入獄的個案，她的媽媽單親養大3個孩子，小時候媽媽常跟她說：『你是多出來的』，讓她心裡很受傷。與母親的衝突成為她藥物成癮的主因。」
曾在少輔院與看守所進行戒癮輔導的諮商師李慧芳以自己接觸的個案為例，「我輔導過的案例，有很大比例來自單親家庭，或親職小孩——長女，或是在還需要關愛的幼時階段，就得擔負起照顧弟妹責任的孩子。她們自己都還沒被愛夠，就得開始付出。」
未成年便在八大行業工作的曉琪，同樣來自單親家庭。從小她和父親一起生活，曉琪的父親從事勞力工作，童年時她總是獨自一人留守家中。談起小時的回憶，她只記得日子裡滿是孤單。年紀稍大時，父親再娶，繼母生了弟弟後，全家重心都在弟弟身上，有時一家人出門，她總覺得自己是個外人，孤單感更濃烈。
國小五年級時，曉琪和繼母的衝突越發激烈，最後蹺家逃學，寄居在朋友處。獨自在外生活，開銷都得自己想法子，沒多久曉琪便進入八大行業，在工作場合裡開始接觸毒品。直到她因吸毒被捕，進了少輔院，才短暫中止在外漂流的生活。
家庭功能之外，專門協助女性戒癮的桃園療養院成癮治療科醫師魏廉中也觀察到，直至今日華人社會裡仍隱隱作祟的重男輕女觀念，導致女性在家中分配到的資源與機會相對少，這種差別對待，也是女性內心出現傷痕的遠因。
在台中進行藥癮者家庭支持的露德協會專案社工張雅玲在她服務的個案身上也明顯的感受到性別的不平與差異，「像我有個個案因為吸毒、販毒入監服刑，而她會販毒是因為母親要她賣藥來賺錢養家。」
警察上門搜索那天，在家中找到毒品吸食器，「明明那是她哥哥在用的吸食器，但母親卻要她幫哥哥擔下（罪名）來。」
「但你會發現，雖然家庭這樣對她，可她同時又很願意付出。因為她很想得到母親的認同，希望母親能好好看她一眼，肯定她是個好女兒。」張雅玲無奈地笑了笑。
多年來在桃園女監擔任教誨志工的陳綺賢遇過無數因家庭而傷心的女人，她記得曾經輔導過的一個女孩，17歲就因為家庭經濟不良，到酒店工作養家，因為毒品反覆進出矯正機構，反倒是家中兄長，多年不曾承擔家計。
最後一次出監，女孩不再回酒店，找了份勞力活。但光是要貸款買車，就因為犯罪記錄而無法借貸，陳綺賢說，家裡跟她的關係就是，「你給錢時才把你當家人，你沒錢時把你當外人。」幾度工作不順，又感覺不到親情，再次聽到她的消息時，人已自殺走了。
期待在關係裡得到滿足與肯定，成了她們擺脫不去的渴望。「在很多個案身上，都能發現他們都很缺愛，非常想要擁有一段關係。」林楊林舉例，進行戒癮課程時，能明顯看出男性與女性的差異，「男性談的多是對家人、子女的愧疚；而女性則是不斷圍繞關係問題——分享彼此碰到恐怖情人、或是擔心會不會被離婚，在談話裡，你可以感覺到關係對她們來說很重要。」
對關係的渴望在內心長成了黑洞，「有時做戒癮治療，到最後都是在處理情緒、創傷的問題。」李俊宏語帶感慨地說。這內心的黑洞，也成為女性易陷入藥癮風險的第一層不利因子。
帶著傷痕的女性，只能向外追尋新的關係。但尋愛的路上佈滿荊棘，尤其當這些女性若同時遭遇經濟等不利因素，提早離開學校，又無一技之長，能找的工作不多，隨之發展的人際網絡便跟著侷限。受限的人際網絡，成為女性陷入藥癮的第二層風險。
阿文16歲那年離家。她的母親在她年幼時就便離家出走，爸爸則常年在中國工作，她和哥哥大多時間都交給奶奶照顧，「小時候我奶奶常跟我說，我長大一定會像我媽一樣，跟別人跑掉。」
家裡重男輕女，她和哥哥總處不來，「我爸是只要覺得我達不到他的標準，就會打我。小時候在家家，怎麼說呢，裡總會覺得心裡的話好像沒人可以講。」多年以後阿文才理解，自己很在乎、也很愛父親，只是當年2人都不懂怎麼表達，才讓她總覺得哥哥得到了關愛，但她的付出，卻像投入空洞裡沒有回音，心裡有很多不平和怨氣。
為錢入八大 爛關係當作浮木
阿文國中開始自殘，離家後輾轉在加油站打工、到網咖當櫃檯服務生。問她都在哪棲身，她說有時寄住在朋友家，有交往對象時便與對方同居。20歲左右，阿文和交往對象分手，生活需要錢，但她不願回家，只有身無分文時才回去，「但回家嫂嫂總覺得家裡多一個人，彼此為了錢的事不愉快。」
偌大的家裡仍是無處容身，阿文回到街頭自己生活，「後來一個認識的姐姐找我去萬華的越南店——每次坐檯300元，小姐得在不同桌之間輪流坐檯。」做了一陣，阿文仍缺錢，再後來，阿文被半哄半騙的帶進酒店工作。
在台式酒店當了5年經紀人的阿德（化名），見過無數如阿文一般的少女，未成年便進入這行。阿德說：「一個人離家，什麼花費都得靠自己，但能找的工作卻有限，當服務生1個月2萬多，月休4天，還整天被老闆罵；在酒店工作，1週就可以賺到2萬，而且經紀或主管會給你很多關懷和溫暖，讓你感覺這裡是個大家庭。」
一個需要親密關係的女性，碰上願意提供關愛的酒店經紀，加上經濟誘因，「兩邊迅速接上，她們就這樣進入這行。那你在酒店工作日夜顛倒，能維繫的朋友也就更侷限了。」阿德苦笑了一聲。
在酒店工作那幾年，阿文總被推著上「搖桌」，陪客人用藥吸毒。阿文13歲時曾試過K他命，也曾因失戀用過安非他命，中斷用藥幾年，直到進入酒店工作，又再度接上。幾年後，阿文和1位客人交往，「對方說他想試著進入酒店業當經紀人，我就成了他旗下的小姐。」
在全台唯一安置觸法少女的彰化少輔院協助諮商輔導工作的郭綺苑見過不少女孩與阿文有相近的生命經驗，「很早便進入八大行業，認識的人有限。」郭綺苑嘆了口氣說，「聽這些女孩分享，會發現她們交往的對象，泰半是客人或酒店經紀。」
這親密關係中的伴侶樣態，成了女性成癮的第三層風險。法務部一項《女性毒品施用及其處遇之研究》中指出：女性毒品犯中，配偶或同居人有用毒情形者佔了5成，配偶或同居人曾入監服刑的比率高達四成，凸顯女性藥癮者的親密伴侶，普遍存在物質成癮問題。
「我們有時會看到一些進入這行的女生，選擇跟道上兄弟——俗稱兄弟客——在一起。因為兄弟客常常讓她們有『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覺，言談間能找到彼此生命經歷相似的共鳴。」阿德苦笑，另一個現實因素在於，酒店這行難免會有人想佔女生便宜，「男朋友是兄弟，比較好喬事情。」
「但不少兄弟的事業就是販毒，跟兄弟交往，接觸到毒品的機率當然高。」阿德說，且一起用藥、幫對方賣藥，更會有一種共同體的緊密連結，「有種『我們一起做什麼』的感覺，讓這些對關係充滿渴望的女性覺得與伴侶更親近。」阿德苦笑：「就會看到很多兄弟在賣藥，女友就當他的行政或會計。」
「而女性一旦進入這樣的親密關係後，就會更難脫離。」李俊宏分析，由於女性的社交網絡較男生狹窄，不容易認識藥頭、毒友，往往需要透過伴侶得到藥物，陷入藥物成癮後，為了取得藥物，反而不易脫離伴侶。因此即便遇上不健康的親密關係，也很難離開，或者再選擇的對象，也是同類型的用藥者、藥頭。
「更不用說這些個案都很需要『關係』，即使是一段爛關係，都比沒有關係來得強。」張雅玲嘆了嘆氣。她曾見過不少個案就算遭受家暴、虐待，仍不願輕易離開伴侶。林楊林也常常詢問進行戒癮治療的女性，「男朋友這麼渣幹嘛不分手？但他們都會說，『就沒辦法』。」
靠藥獲喘息 忘親情愛情的痛
年近50歲的阿桃（化名）也曾是那不斷「找愛的女人」，因而深陷親密暴力。住在中部的阿桃，年幼時家裡開麻將館，她從小幫著打牌的客人端茶送水來賺小費，麻將館休息時，她要負責把麻將牌洗乾淨。「我媽總說我不用讀什麼書，反正人生這樣就好。」
還未成年，家人便催著她去工作，無一技傍身，阿桃只能進入八大行業。拿出年輕時的照片，及腰烏黑長髮配上靈動大眼，纖細身材貌似時尚雜誌裡的女模，當年阿桃很快就成了頭牌小姐，賺的錢大半都給了母親，「我只留個3千、5千塊錢吃飯。」
在酒店裡，阿桃的熟客後來成了男友，男友終日吸毒，用阿桃賺的錢買藥，「有天我不想上班，故意自殘，把身體弄的全是傷，他把我打一頓，因為不去上班就沒有錢。」
「還有一次，我生病躺在家，我媽催著我『走啦，去賺錢啦』，還騎車把我載去酒店。」再提起那些以斷絕往來的家人，阿桃早沒了憤恨，語氣平和。「過去我人生裡最想要的兩樣東西，就是親情和愛情，你問我為什麼不離開那些爛男人？因為只要他們還願意施捨我一點好臉色，怎樣對我，我都可以忍。即使被打，也好過孤獨一人，阿桃用安非他命，也反覆進入勒戒所。她說只有用了藥，才能忘了關係裡的痛和那巨大的黑洞。
親密關係裡的暴力對待，成了藥物成癮女性的日常，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健康促進與衛生教育學系特聘教授李思賢曾在2006年進行一項女性藥癮者相關研究，針對270位女性安非他命戒治者進行訪問，研究發現56%的受訪者曾經遭受主要性伴侶的暴力虐待。
「而且兄弟本來就習慣用這種方式解決問題，他們的衝動控制也比較差。每次打完就會跪求女生原諒，女生也通常會願意再給一次機會，就一直這樣反覆輪迴。」阿德說，另一個現實是，當女生企圖離開這樣的親密關係，選擇逃跑時，「酒店或警察還會偷偷告訴兄弟這女人在哪裡，讓對方可以去把女人抓回去。因為跑不掉，所以女生只好繼續留在這種關係裡。」
「在這樣的關係裡，女生更會覺得自已就是爛，只能這樣過生活，然後繼續選擇跟類似的人在一起。」阿德苦笑說道。
內在持續的低自尊、低成就，讓這些女性不斷尋求關係和愛，但對關係的索求，卻也讓關係無法正常發展，加上親密關係裡的負向回饋，回過頭來又加深了挫折感與衝突，反覆輪迴，不斷向下墜落。
「聽她們的故事，這麼多的缺憾和無奈，以及看不見未來有一絲可能，真的也不能怪她們陷入藥癮問題。」李慧芳無奈一笑，望著那些監所裡的女子，李慧芳總感覺一但她們出監後回到原本的環境中，多半又會陷入藥癮問題吧。「畢竟人際關係總是充滿挫折與衝突，但是和藥物建立關係沒有這些負面的回饋，藥物不會批判你、拋棄你，用了藥只有舒服，真的不會痛了。這種感覺，很難戒除。」
人生是一連串的禍不單行，每一道風險，都增加女性陷入藥癮問題的機率。從事少年觀護工作二十多年的桃園地方法院主任調查保護官王以凡，最能體會這種奮力往上卻不可得的無奈，「加上她們承擔意外的能力比較低，只要遇到一點風吹草動，很容易迅速墜落。」
她曾遇過一位女孩，母親在八大行業工作，有過幾任男友和婚姻，女孩的兄弟手足全來自不同的父親。女孩從小由阿嬤扶養，阿嬤過世後，則由阿嬤的同居人接手照料，2個孤單的人相互作伴。女孩國中時就離開校園，在外頭認識了一些朋友，跟著朋友開始用藥，心情不好時習慣自殘、飲酒過量。
安全網脆弱 靠己新生成奢望
「女孩長得很漂亮，幾任男友都會供應她毒品。」幾次進出法院，交由王以凡保護管束。王以凡問她未來想一直這樣過下去嗎？女孩搖搖頭。幾年後女孩開始當店員賺錢，兼做網拍，「她很喜歡賺錢，也很努力賺錢。」王以凡笑了笑說道。女孩和王以凡維持斷斷續續的聯繫，慢慢長大，到了二十多歲的年紀。
一日女孩上班滑手機，被老闆發覺，女孩隨即遭到開除，之後王以凡陪著女孩向雇主追討資遣費。再過一陣，她接到女孩訊息，女孩心裡鬱悶，「這樣的孩子，你可以理解生活有多少事，能搞的她情緒低落。那天她在租屋處燒炭自殺，後來被救了，緊急送醫。可炭火沒熄，房子被燒掉，房東要跟她求償百萬。」王以凡嘆了口氣，生命不外乎是機會和命運，但這些女孩，卻怎麼抽都只能拿到鬼牌。
那已是女孩脫離保護管束的年紀，法規上王以凡再難有強制介入的空間，她知道女孩能有的選擇不多，重新走回頭路的機率也不低，但她只能等待女孩再次和自己聯繫，聊聊生活裡的蒼白和荒涼，短暫的陪伴女孩的生命。
無數過往的女孩臉孔，王以凡感覺有時她就是這些如落水般的孩子身邊唯一可以拉住的絲線。「這些孩子，你可以看到她們的原生家庭狀況大抵都不好，家人用藥、雙親入監⋯⋯，情感與物質的貧乏，幾乎沒有親族的支持系統。她們還未成年時，至少有兒少保制度撐著，一旦成年，那就是孤身一人面對這世界了。」
身後無人，眼前也無路，一個意外就可以擊垮生活，但現行的制度，卻僅有一張脆弱的安全網，接不住她們。
這幾年搭配法務部「科學實證之毒品犯處遇模式」進入監所協助女性受刑人的張雅玲，對於現行的更生復歸同樣有許多無奈，「你要他們脫離原本的日子，卻又沒有足夠的資源支撐她們脫離，她們真的只能留在原本的環境中。」
她記得自己7、8年前剛入行時，曾接手一個個案：出監的單親媽媽在酒店工作，有天施打毒品被孩子撞見，孩子告訴了社工，最後社工帶著警察上門，強行帶走孩子進行安置，「那時我跟她說她得先安頓好自己的生活，等3個月後社工評估，或許小孩就能回來身邊了。」張雅玲還記得，這名個案非常疼愛孩子，孩子是她更生復歸路上的重要支柱。
只是3個月後社工評鑑仍不允許孩子回到個案身邊，「因為她在八大行業工作，社工會覺得環境對孩子不好。後來她就自殺了。」張雅玲說道。
這故事是一荒謬的套套邏輯，捆綁著每個掙扎的女性。李怡穎舉例，雖然近年監所提供職業訓練，包括鼓勵女性報考居家照服員執照，但不少機構聘僱時仍要求「良民證」，讓曾有犯罪紀錄的女性第一關便碰了壁，難以靠職訓技能尋找工作。
「像我之前協助一個個案，她很努力的上課，也拿到居服員執照，老師都覺得她表現很好，結果去找，工作卡在『良民證』問題，一直被拒。怎麼努力都徒勞，她最後又回去吸毒了。」李怡穎苦笑。也有個案好不容易找到工作，但每個月假釋報到與工作日衝突，假釋官又不給換時間，老闆也不願給請假，讓李怡穎好氣又好笑，直言「這假釋制度真的有想助人復歸嗎？」
求職不如預料中順利，法務部的更生人就業調查就顯示，女性更生人僅不到7成順利就業，相較之下，男性則超過8成有工作。張雅玲瞪大了眼說：「萬一個案本身還有小孩、有卡債，她又只能找一些臨時工或勞力工作。突然被派工時，沒錢找保母，也沒有親人幫忙，那就只能請朋友幫忙照顧孩子，可身邊朋友，大多只剩毒友⋯⋯，她該怎麼辦？」
收入還不穩固，但日常卻處處都是支出。例如2006年試辦至今的美沙酮替代療法，「第一次療程就要付3千塊——掛號費跟美沙酮費用，喝1個星期。後面複診才只要付幾百塊掛號費。」對一個沒有支持系統的女性而言，要同時維持生活又戒癮，著實有一定的難度，「而且醫院還不接受欠費喔。」張雅玲邊說邊搖了搖頭。
社會給予的機會稀缺，更生復歸的路上簡直寸步難行。「有時候酒店更像是某種社會安全網。」阿德語帶嘲諷地說，在酒店裡，只要痛下決心不跟客人攪和，認真賺錢、存錢，許多女性都能賺到足夠的薪資來支付房屋租金，甚至是保母費用。
只是這不見容於社會的行業，碰上體制的各種條規時，靠著八大行業維生的女性重複被貼上墮落的標籤，再次形成負向回饋，「制度不要她們過那樣的生活，又沒辦法協助她們過別種生活，就是這麼矛盾。」談起現況的兩難，一位第一線社工聳了聳肩，無奈地說。
相較新加坡，會由個案管理師為即將出監的受刑人提供個別出監計畫，並共同討論受刑人的更生藍圖 ；美國亞利桑那州設置專門負責女性受刑人問題的部門，並與民間團體合作，協助解決住所、醫療問題。台中榮總嘉義分院精神科醫師陳韋伶前年拜訪洛杉磯的社區戒癮模式，發現國外在戒癮治療上已做得更細緻，「例如像他們很多戒癮課程都安排在晚上，配合個案作息來進行，避免影響個案白天的工作。」
累犯逾5成 出監銜接未完備
反觀台灣，雖然矯正機構裡有出監準備，「但有時家屬連受刑人何時假釋出獄都不知道，家人毫無準備下，個案就突然出現在門口，讓大家措手不及。」李怡穎苦笑，台灣的出監銜接，恐怕還有不少改進空間。也因為出監的支持尚未完備，回歸社會不易，讓台灣受刑人中再犯者高達3成，累犯則超過5成。而終能擺脫螺旋式下墜的，其中「運氣」佔了多數。
阿桃最後一次進勒戒所，待了1年多。出來半年後就遇上新冠肺炎疫情，派遣的工作沒了，她搬去和戒治所認識的好友同住，共同經營起手工藝品店。姐妹的情誼彌補了她內心的空洞，成為阿桃生命裡堅實且穩固的關係，「以前我賺錢，用錢去換我想要的（感情），現在我知道，找到自我以後，才能平等的共同生活。」她們還想著生意做大後，要把其他剛出來的姐妹接過去同住。
阿茹去年4月出獄，一出獄便碰上疫情高峰，剛剛找到的工作，老闆就以生意銳減為由開除她。「而且我家本來低收入戶的資格，也因為我回來，戶籍裡多了一個勞動人口，不符合低收標準，資格就被取消，補助、減免都沒了。」失業又少了補助，帳單卻仍是準時寄到。阿茹有時望著海岸，都想死，責怪自己出獄後反而讓家裡更難過日子。
北海岸的老家是50年以上的磚造平房，屋頂早已坍塌，每逢下雨屋內也跟著滴漏，外露的電線隨時可能泡水。社工幫阿茹媒合了慈善團體幫忙修繕，去年底老家不僅屋頂重整，室內隔間也重新改建，「我妹看到還說（老家）現在是豪宅了。」阿茹一臉欣喜。
只有低潮的日子裡，陌生人的善意扶了阿茹一把，「現在我只想好好工作，陪我的孩子。以前的朋友跟我聯絡我都拒絕，我真的沒有幾個8年可以再被關了。」早上10點，阿茹準備進房換裝去上工，剛剛睡醒的兒子步出房門，阿茹喚了聲「早安，寶貝。」兒子邊揉著眼邊跟她說早。這是阿茹重返日常的第一年，未來太遠，阿茹還不敢想太多，她害怕自己哪天還會再犯；她也想繼續這麼害怕著，讓自己不敢再回頭。
《鏡週刊》關心您：未滿18歲禁止飲酒，飲酒過量害人害己，酒後不開車，安全有保障。珍惜生命拒絕毒品，健康無價不容毒噬。遠離家庭暴力，可通報全國保護專線113。再給自己一次機會，自殺諮詢專線：1925（24小時）／生命線：1995／張老師專線：1980
本新聞文字、照片、影片專供鏡週刊會員閱覽，未經鏡週刊授權，任何媒體、社群網站、論壇等均不得引用、改寫、轉貼，以免訟累。
小心意大意義，小額贊助鏡週刊！
贊助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