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歲的澳門人阿古（本名梁展輝）記得，2019年5月17日台灣通過《司法院釋字第748號解釋施行法》（簡稱同婚專法）時，立法院周圍一片歡呼，彩虹旗飛舞，他隔著中山南路站在台大兒童醫院前，手拿著黑白標語，上面寫著：「跨國同婚，共同保障」。
【鏡相人間】彩虹不該有灰階 跨國同性婚姻這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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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同婚專法已通過2年，然而有一群跨國同性伴侶，至今遲遲無法結婚。
為了突破法律限制，他們只能肉身相搏。有人發起訴訟，今年初以來，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接連判決2件跨國同性伴侶的婚姻登記勝訴，但是戶政機關尚未鬆口全面開放。有人等不下去了，乾脆動變性手術。有人看著孩子一天天長大，家長與孩子卻仍是法律上的陌生人。
一次又一次，他們以身試法，為了向國家討回被扣押的幸福。
有他在 就是我生活的地方
「那天下大雨，我們全身濕透，聽到跨國的法條被否決，所有人都不講話了。周圍都是彩虹，但我們好像全部上了灰階一樣，沒有表情。大家哭，我們也哭了，哭是知道還不能結婚，哭是知道沒你的份，這班車大家一起推，但原來沒有到你家裡。」他淡悠的表情也像被上了灰階。
同婚專法通過，但台人與外國人的婚姻登記，硬生生被拉下一道閘門。內政部發出一紙函釋，僅允許台人與承認同性婚姻的美、法、澳洲等共28國的外國人登記結婚。若對方國家不承認同性婚姻，戶政機關依《涉外民事法律適用法》（簡稱《涉民法》，不包含適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的中國人）第46條，一律不准許結婚。
阿古選擇站出來打官司，今年3月，在法庭上用濃濃廣東腔回答法官的問題：2007年來台灣念大學、2014年與台籍男友交往、2017年到台灣定居。用哪一種簽證來台、健保投保紀錄、營業登記證、單身證明、所得收入全部細細交代。這都指向一件事：在台灣居住生活的事實。
他說自己的個性是牛脾氣，死不認輸。2017年，他放棄澳門的心理師工作，決定來台與男友信奇（本名丁則言）共同生活，從零開始，投入畢生積蓄新台幣100萬元，一起開了一家冷壓果汁店。
一年後，果汁店經營不善倒閉，窮途末路了。阿古一臉倔強：「我覺得喔…我不認輸不放棄，我就不走，因為有他在的地方，就是我生活的地方。」2人回去高雄老家投靠父母。父母是觀念較傳統的人，經營模具工廠，一開始自然也不理解同志。
贏官司 僅是個案笑不出來
「以前我都不太回家。」信奇補充。他從小因同志身分較敏感，在學校發生的事也不願向父母坦白，大學後索性躲到台北，很少回家。阿古發揮心理師專業，「我寫信跟他爸媽解釋，我為什麼把他帶回高雄？我說，每個gay小孩都會躲家，心理學有個理論是家族治療，如果沒辦法找到回家的路，其實沒辦法成家。他跟父母的關係沒有修復的話，我們的婚姻不會穩定。我希望他跟你們的關係整理好。」隔2天，媽媽對他們說：「那封信我看了，反正我們從此都是一家人。」
家人改變了，法律也改變了。他們2019年6月在澳門舉辦婚宴，同年10月1日到台北市中正戶政事務所登記結婚，由於澳門不承認同性婚姻，不意外被駁回了。他們上訴，今年5月6日，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2人勝訴，理由是戶政機關沒有考量《涉民法》第六條的「反致」條款，按反致後適用的結果，戶政機關應該准許結婚登記。
法官強調這僅是個案，不代表全面開放。阿古聞言，一時間竟然笑不出來。「我們打官司不是為了自己，背後是幾百對同志能不能結婚的壓力。」據協助跨國伴侶打官司的「台灣伴侶權益推動聯盟」接到的個案，等待在台結婚的跨國伴侶約有3、400對，其中中國約50多對（與中國人的婚姻適用《兩岸人民關係條例》），港澳20多對，許多是像阿古一樣曾在台灣念書的學生。
勝訴隔天，我們來到高雄市鹽埕區市場裡的磅蛋糕專賣店採訪。這個2坪大小的店由2人共同經營，為省錢，木工、裝潢全是看YouTube自學，一磚一瓦手工打造。
幸福的生活眼看一步步實現了，他們大方在鏡頭前打鬧、親吻，但阿古對我們說：「我們確實比較幸運，至少語言通、有家人支持，很多跨國伴侶沒那麼幸運，我們好像是悲劇裡的喜劇，有辦法站出來當那個講故事的人，因為其他主角沒辦法在這裡講故事。」
無保障 伴侶走後一無所有
沒有法律保障，人生可能瞬間失序。日本人貴子（化名）與台籍伴侶在日本念書時相識、交往，2004年來台生活，她們都在中南部大學當老師，10多年來省吃儉用，共同攢了2千多萬元積蓄。但2016年台籍伴侶因心肌梗塞猝逝，貴子完全沒有法定權利處理遺產，她說伴侶生前幫她買的1,600萬元儲蓄險，也被對方家屬解約，本金最後只拿回800萬元。伴侶過世後在異鄉一無所有，宛若台大外文系法籍教授畢安生的翻版。畢安生與伴侶曾敬超在台生活35年，共同擁有財產，但伴侶過世後，畢安生無權繼承遺產，財產全歸曾家所有，在絕望與困頓下，2016年10月16日從10樓住處一躍而下，享年68歲。
遭遇太多人生變故，48歲的貴子最近積極學習紫微斗數和道教氣功；為謀生，她從大學語言學老師改成當導遊、翻譯。之前，她想像的工作是性工作或被包養的二奶。「我想虐待自己、把自己賣掉，當時我每天酗酒，醒著時候一直流淚、想自殺，我在台灣沒有家人，我離開日本20年，（回去）也無法適應日本。」她的中文有濃濃日語腔，眉眼與宮澤理惠有幾分相似，標準的大和美女，但她說：「我已經不是日本人了。」
貴子給我們看女友生前擬立的遺囑，提到女友在日本留學長達14年間，家人未曾金援一毛錢，多虧有貴子無私照顧，2人辛苦送報紙、在柏青哥遊樂場打工攢錢，才讓她完成博士學業，返台任教；另也提到要將自己名下千萬餘元存款與一筆房地產全數留給貴子，教師撫卹金（約100萬元）則留給父母或手足們，「希望所有家人能在我離世後尊重我的決定，切勿以法定財產繼承人的身分與貴子爭產，家人們都非常清楚貴子的付出，我離開後，若沒有這些積蓄，貴子真將一無所有。」然而電腦打字的遺書沒有正式簽名，並無法律效力。
「我們在日本、台灣的戶籍都在一起，我可以證明23年間我們都在一起，但律師說打官司勝率是零，沒有結婚，法律不會給我平等對待。」貴子目前仍在台灣，沒有輕生也沒有去當性工作者；未來，她必須自己搭建起保護傘。
有曙光 移民台灣經營家庭
跨國同性伴侶猶如在走鋼索，承擔不起任何脫軌的風險。有些伴侶選擇雙方都放棄在各自的國家生活，共同到另一個地方經營家庭，新加坡籍、38歲的鄧美蘋與原香港籍、37歲的小C（化名）便是如此，家庭成員還包括12歲的「姊姊」—一隻灰黑色迷你雪納瑞犬與2歲半的女兒，女兒分別以「媽咪」「媽媽」稱呼2人。
鄧美蘋是美國跨國管理公司派駐台灣的主管，住過西雅圖、香港、新加坡、台灣，每隔幾年在不同城市間遷徙；萬物皆可拋，卻一定會帶著親如家人的狗，家人才是穩住生活的中心點。她說：「2017年決定搬到台灣，為什麼選台灣？一來知道同婚有曙光，二來我知道這裡有同志家庭，香港、新加坡找不到這樣的資源。」香港空間擁擠、生活壓力大，新加坡對同性戀觀念保守，相較之下，台灣是最理想的選擇。
她們極有規劃，小C在2017年以投資移民方式申請入籍台灣，接著飛到澳洲，登記結婚、做人工生殖，一步到位。澳洲不看國籍就可以結婚？鄧美蘋解釋，「會看護照，跑一些基本文件，連單身證明都不用，只要簽文件聲明單身未婚，然後找個證婚人，登記地點自選，不用在教堂或戶政事務所。我們選在海邊，證婚人陪我們到海邊登記，我們在海邊簽字，再加二個朋友觀禮，其實還蠻容易。」小C那天穿著洋裝、拖鞋，登記完去餐廳吃飯，「婚姻就是沒有界線，為什麼要看你是什麼國籍才讓你結婚？我覺得很奇怪。」
不允婚 有違我國公序良俗
澳洲登記結婚的日期是2017年4月29日，但台灣通過同婚專法後，她們的婚姻仍不被承認。2019年10月，她們向台北市松山戶政事務所登記結婚被駁回，走上訴訟之路，至今尚在等待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判決。家庭的根是紮下了，但法律一日不承認，她們就彷彿飄浮在空氣中，落不了地。
她們對未來感到惴惴不安，就連過馬路也很小心，買好保險，萬一任何一方發生意外，留下的人不至於生活不下去。擔心到什麼程度？「擔心到會去訴訟啊！我爸媽一開始擔心會上新聞，很反對，但我說一旦發生意外，根本無法預期會發生什麼狀況。」鄧美蘋又說，即便打贏訴訟，也只是確保了結婚資格，並不包含繼親收養女兒。若要確保完整親權，她們不排除還要再打一次訴訟。
針對解套，司法院已於今年1月提出《涉民法》修法草案，將第46條的婚姻規定加一條但書，保障台人與來自不承認同婚國家的外國人也可結婚，目前草案已送到行政院。
然而，今年3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針對祁家威與馬來西亞籍男同志登記結婚一案，判決部分勝訴，部分敗訴是因一方單身證明文件不齊備。法官引述《涉民法》第8條「公序良俗」條款，指出《釋字第七四八號解釋》已保障同性婚姻自由，2019年台灣通過同婚專法，同婚已經法制化，是我國公共法律秩序一部分，外國不承認同性婚姻便違背我國「公共秩序與善良風俗」，因此排除《涉民法》第46條適用，建議戶政機關應依照本判決做出改正。換言之，不需特地修法就可解套。
等不及 全面開放仍需配套
行政院發言人、政務委員羅秉成解釋，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判決已經是突破性見解。「用公序良俗條款去突破現在法律的規範不足，這個判決已經是超前。外國沒有（同婚）這種公共秩序，就違反了我們的公共秩序。這個法律實務見解也會是我們審查法案時的重要參考。」
他指出，實務上較有挑戰的是，需要境外面談的包括印尼、越南、菲律賓等21個亞洲、非洲、東歐國家。若要全面開放跨國同婚，還需要配套措施。「因為不可能（在當地）拿到同婚登記，另一個困難是，異性戀婚姻審查有一套規定在，同婚有它的特殊性，這2套怎麼容易操作，也要讓行政機關想一下。」
還要想一下，還要等一下，修法曠日廢時，加上全球疫情肆虐，有人等不及了。
比如阿得（化名），他與印尼籍逃逸移工阿妮（化名）一起在市場賣五金雜貨，2人互相照應，但才交往3個月，阿妮就被警察抓到、遣返印尼了。那是2019年3月，2個月後同婚專法通過，阿得期待政府很快有配套措施，讓他能把阿妮「娶」回來。他跟著同志團體拜會司法院、行政院，寫信給總統府，但是「他們都在講官話，我聽不懂。我一直在等待，真的很痛苦很折磨人，我感覺他們根本沒有在動、互踢皮球。我坐在那裡，眼淚就掉下來。」
為結婚 花35萬元變性
阿得是在市場討生活的人，一個月最多可以存20萬元，算一算，比起每2個月就飛到印尼看女友，花光積蓄，不如用自己的身體解決問題—動變性手術。
女友被遣返後，阿得經常以淚洗面。為了賺錢，他一個人在市場擺攤賣熟食，凌晨3點就要起床，自己開著3噸半卡車進貨、卸貨、叫賣，到收攤完已差不多下午2點，24小時都與女友掛著視訊通話。我們來到他位於廚房工廠樓上的出租套房，櫃上堆著好幾箱提神飲料，視訊雜音滋滋滋地從不間斷。阿妮對我們說：「我2018年去台灣，在高雄，我（照顧）的阿公一直摸我的ㄋㄟㄋㄟ（胸部），晚上要跟我睡覺。我跟仲介說，他們不理我，（我）跑掉，在屏東顧阿嬤，阿嬤死掉，還有在工廠打雞（對雞隻施打藥物）。（後來）跟老公一起工作，他喜歡我，他很可愛，圓圓的，跟貢丸一樣。」
對於轉換性別，阿得並沒有太多身心掙扎。他計畫用最短時間達到目的，花一個月拿到2張精神科診斷證明為「原發性變性欲者」，去年9月花費35萬元切除乳房、子宮與卵巢，接著在1個月內換新身分證，辦好所有相關文件，11月就飛到印尼去結婚。
再研議 不如自己做比較快
他給我們看寫著「性別男」的新身分證，快人快語地說：「我為了要結婚才變性，其實我覺得沒差，我認同自己是男生，但如果不是為了結婚，不會特別考慮要做（手術），而且要花這麼多錢，幹嘛這麼麻煩？現在覺得割掉也不錯啦！不用再穿束胸，不用買衛生棉也不會經痛。」手術後，阿得捨不得住院1天1萬元的費用，只住院一天，連切除乳房後的引流管都還沒拔掉就出院，一週後馬上回市場擺攤賺錢。
不過，去印尼結婚的路沒有他想像的順利。由於疫情，印尼封鎖邊境，他先是花了7萬元給仲介辦商務簽證，而當地行政效率極差，換護照、辦單身證明、戶籍謄本都要6小時以上舟車勞頓加上塞錢打點，「祕訣就是錢，面談也找認識的人幫忙，送件進去隔天就面談。」所幸面談不到30分鐘就順利通過，「這一趟加上各種手續費總共花了30萬元吧。我不喜歡等待，還要等通過法案，遇到疫情，更不可能提，我覺得很失望，還要等多久才能帶她來？算了，我自己做比較快。」
他們曾經期待政府儘快做出配套，但寫信給政府部門，得到的總是複製貼上的回覆，說要再研議；打官司，當事人承擔的是前景未明的憂慮與生活不確定。不斷等待，反覆期望、失望，已持續2年了。
阿得轉換性別，依《民法》與阿妮結成異性婚，預計今年9月逃逸移工黑名單入境禁令註銷後，他們可以合法在台灣成立家庭。「伴侶權益推動聯盟」義務訴訟律師許秀雯說：「你可以說這終究是他的決定，但你給過他選擇嗎？」
許秀雯認為，目前台北高等行政法院2個判決都已凸顯戶政機關的明顯過失。她解釋，修《涉民法》當然樂見其成，但修法不是絕對必要，「公序良俗條款」就可以解釋適用；只要內政部發出函釋，就可令戶政機關受理跨國伴侶結婚登記。內政部長徐國勇四月面對立委邱顯智質詢，僅回覆：「都有在討論」、需要再研議。一個月後，我們再致電內政部戶政司，同樣得到「還要再研議」的回覆。
一次次 試圖敲開關上的門
5月7日，又一對台籍與日籍同性伴侶到戶政機關要求登記，戶政機關考量日本法律與反致條款，結果同樣適用慣常居所地（即台灣）的法律，正在詢問台北市民政局是否應該准許其登記結婚？
阿古與信奇的婚姻終於獲得承認，這是延遲2年，被扣押的幸福；鄧美蘋仍在等待判決與修法，為了能夠合法收養自己的女兒。
一次又一次，他們試圖敲開關上的門，彩虹的光譜裡不應該有灰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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