塩田千春 小檔案
- 1972年生於日本大阪
- 京都精華大學油畫系畢業，1996年旅居德國，先後於柏林藝術大學、漢堡造型藝術學院學習
- 2015年代表日本參與威尼斯雙年展
日本藝術家塩田千春一拐一拐地走在鋪天蓋地的血色絲線間，那是2017年卵巢癌復發後，化療給髖關節帶來的麻痺副作用。她得知癌症復發的前一天，才剛接到日本森美術館的大型個展邀約，人生無常，藝術生涯正如日中天，身體狀況卻每況愈下。
【一鏡到底】經歷流產、二度罹癌 塩田千春為何堅持在死神面前編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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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藝術家塩田千春善用絲線編織夢幻巨網，那些絲線交纏像是子宮裡的血管、傳遞痛楚的神經線，密密地從天花板延伸到觀者眼前。藝術家2度罹癌又經歷流產，那些絲線繫著病床病體、兒時記憶、死亡恐懼，長成有機生命體，有時跳動，有時沉默。
她遠離母國日本，在漂泊異鄉才能創作。藝術生涯在往上走，49歲的身體卻力不從心往下掉，她說隨時死掉也不奇怪，只希望可以做完作品和展覽才死。
兩度罹癌 隨時死掉也不奇怪
疫情期間，原本預計在亞洲巡迴的塩田千春大型個展「顫動的靈魂」2020年初在韓國釜山匆匆中斷，接著澳洲、印尼皆取消，4月底她特地飛到台北布展，開幕記者會上她說：「入境台灣時，發現（入境）表格上有『男、女、其他』3種性別，能在有著開放心靈的國家展覽，覺得很開心。」沒想到才開展2週，台灣疫情升溫，展覽也改成線上導覽。
她的手指胖胖短短，身著全黑洋裝淺淺地笑，眼神羞怯像小動物。會害怕死亡嗎？她輕輕地笑說：「我得癌症也2次了，現在的心態是隨時死掉也不奇怪。但我不希望是正在做作品的時候（死掉），希望可以等到做完作品或展覽才死。」在生死與疫情的縫隙間，她用一拐一拐走著的身體創作。「身體恢復到能開會、看展覽就很開心，大概是太專心創作了，最近忙到身體沒有時間生病。」她說話有著日本人典型的行禮如儀，但不那麼拘謹。
作家平路亦曾2度罹癌，她在日本森美術館看過塩田千春的個展後，回來逢人就推薦：「一定要去看！那個震撼性是被突然擊中，跟自己的生命實境打了照面，瞬間愣住，回過神來回想生命，已經對自己了解更多，成為不一樣的人。」平路談起站在裝置作品下的感受，例如數百個漂浮在空中的二戰時期舊行李箱，「人生的旅程有許多不安的因素，不能掌控，人是多麼的渺小、無助、脆弱；站在紅色的線繩底下，人生命中所有纏繞、糾結、放不下的，不管是血緣、近親、原生家庭，會感覺到自己是糾結的網中一個偶然，也必然的存在。」
瘋狂搜集 像填補心裡的匱乏
專營日本當代藝術的畫廊「Hiro Hiro」創辦人陳品妤是超級粉絲，特地飛到「奧能登國際藝術祭」當志工，與塩田千春的助手們一起編織紅線，「每10分鐘就要移動到另一個地方編，否則會太密，她的空間是穿透的、織線很有立體感。」藝評家高千惠說：「塩田千春的裝置提供一種沉浸式的觀看，召喚非常原始、底層、不可名狀的靈魂狀態，包括生死、疾病，她很懂得怎麼用很大力道呈現出來，一種能量上的表現。」
塩田千春很小的時候便開始對生命感到困惑。她出生於大阪南邊的濱海小鎮岸和田市，京都精華大學油畫系畢業後，1996年，她24歲獨自到德國留學，旅歐發展至今。故鄉的產業以紡織和捕魚為主，父母經營裝載漁獲用的木箱工廠，每天從早到晚像機械般不斷工作，讓她很早就決定要追求更精神性的藝術。她是么女，上有2個哥哥，小學暑假時經常乘坐夜班渡輪，天一亮就抵達父母的老家四國高知縣。她特別能感受夜裡海洋無邊廣闊的黑暗；幫外婆掃墓時，想像著墳上長出的草彷彿帶著亡者另一種形式的生命。
才49歲，她已經3次直面死亡。
第一次是2005年，她33歲，剛在藝術圈有些知名度，卻被診斷出卵巢癌第3期。她不斷思考，身體消亡後，靈魂去往何方？那個階段，她搜集大量物件，幾百扇東柏林民宅的玻璃窗、二戰時期的400多個行李箱、十幾萬把鑰匙、屠宰場的牛頭骨、前東德製的模型屋、破舊的鞋子與玩具…，雜物塞滿了她的工作室。
這簡直是撿破爛的囤積癖了吧？她自承搜集物品時會進入瘋狂執迷的狀態，「好像是要填補心裡的匱乏感，希望這些東西可以填滿我的身邊。」內心缺少什麼？她喃喃自語說不知道，覺得自己就像繪本《失落的一角》中缺失一角的圓，一邊唱歌一邊滾動，尋找缺失的一角，但有的太小、有的太尖，等它終於找到完美無缺的一角時，就不再唱歌了，「它又把失落的一角放回去，繼續原本不完美的轉動，這很像我的創作活動。」
罹癌2年後，她奇蹟般懷孕，與韓裔先生在德國柏林生下女兒Hana。又過了5年，她懷了第2胎，但生命仍然無常。
流產打擊 透過創作克服創傷
懷孕6個月時，無預警地羊水破掉，寶寶窒息，醫生開刀把胎兒取出來，放在她的枕邊。她摸著指尖，微弱地說：「寶寶有一定的形狀，指甲都看得見了。」她把自己關在家中近1個月。當時怎麼度過的？她說已經記不清，因為大腦會刻意消除創傷。她輕輕說著日語，看起來有點飄忽，「不知道流產的原因，那才真的麻煩。問了醫生，醫生也無法解釋，幾萬人之中才會有一個這樣的案例。我回頭責備自己，不應該走那麼多路，不應該提重物，不應該工作那麼久…。這些解釋也很無謂，有些人找不到答案時會走入宗教，我是透過創作克服創傷。」她在錄像作品〈血與地〉中用紅色顏料反覆塗抹身體，或是裸身躺在地板上，用血管般的紅色塑膠管覆蓋全身，以此療癒失去孩子的痛苦。
同年她也經歷父親的死亡。父親是傳統鄉下人，不懂藝術，卻願意帶著熱愛藝術的小女兒去高知美術館看展覽，並說：「如果妳有天可以在這裡辦展，該多好啊！」但她說，日本當代藝術圈長期由男性主導，加上畫廊場租昂貴，年輕女性藝術家難以生存，「我在日本時其實有點自卑。千春也可以是男性的名字，如果被誤認為男性，心裡會很高興。」自卑情節到德國後便煙消雲散。1990年代的柏林正值圍牆倒塌，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聚集一城，百花齊放，宛如1970年代的紐約。
她的老師是行為藝術大師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Marina Abramović），有「行為藝術教母」之稱，作品經常挑戰身體極限，例如她早年成名作〈節奏零〉，她麻醉自己，將身體當成物品在展場任觀者擺布，桌上放著72種道具：玫瑰、羽毛、蜂蜜、菜刀、鞭子、槍與子彈…，觀者可以隨意挑選一件物品與她互動，而她不做任何反擊，那是恐懼的極限。
師從教母，原來是個陰錯陽差的意外。一開始，她申請的老師是波蘭雕刻家瑪格達蓮娜．阿巴卡諾維奇（Marta Magdalena Abakanowicz-Kosmowska），去到德國才發現老師是瑪莉娜．阿布拉莫維奇。原來，申請時，朋友搞錯了名字。「我當時不認識瑪莉娜，但看了她的作品，發現她是會把自己逼到極限的藝術家。她不是用老師對學生的態度，而是我們都是藝術家這種比較平等的態度。」她說很高興最後是跟著瑪莉娜學習。
返日開展 病父無緣親見成憾
瑪莉娜的行為藝術課程可謂魔鬼營隊，為了測試身體和情緒的極限，他們嘗試斷食、不說話、泥地爬行、雪中矇眼行走，以逼近內在核心。訓練持續1週。一天清晨5點，瑪莉娜把她叫醒，要她在紙上寫下一個字，她意識朦朧中寫下的字是「Japan」（日本），「也許，我想要回家。」她說。
2001年，她終於回到日本展覽。橫濱3年展展出裝置〈皮膚的記憶〉，5件浸泡著泥水的巨大洋裝讓她一炮而紅。父親在報紙頭版讀到新聞，才覺得藝術家好像是了不起的事情。直到2013年，離鄉半個地球的小女兒才如父親當年所願，在高知美術館辦展，然而父親已臥病在床10年。她下飛機後直奔醫院，「媽媽問醫生可不可以做延命治療？讓他撐到展覽開幕。」父親苦撐到展覽結束2週之後才去世，但終究沒辦法到現場看展。
若父親能去現場，想對他說什麼？藝術家猶豫一會兒，沒有正面回答：「高知展覽的主題是感謝，我搜集很多感謝的信件。策展人問我最想感謝的人是誰？我以前沒想過，但回頭想想，我最想感謝的人是爸爸。他一直在等待我，我跑到德國，好久都沒有回來。他常問我什麼時候回來？」她語調輕柔：「小時候，並不是父親想去美術館，而是我想去，爸爸帶著我去的。」
北美館的展場有一片牆，上面全是她在日本的每一位親戚的臉孔。冬天的柏林零下20度，她一邊覺得好冷，一邊想念日本的溫暖與食物，但真的回日本時，又覺得想念的食物味道跟記憶中不一樣，老家的舊鞋也不合腳了。
她遠離日本又想念日本。剛到德國時只是窮學生，還好學費全免，一週在餐廳當服務生3天便能支撐生活開銷。直到畢業後整整10年，她都過著極簡樸的生活，用毛線和廢棄物創作也有很實際的原因，就是便宜，「材料費的開銷不大，美術館都會願意幫我出材料費。」
作品難存 堅信藝術就是宗教
陌生異鄉人的孤絕促使她創作，站在生與死、東方與西方的分界線上，她用絲線網住記憶，捕捉靈魂，但一切終將煙消雲散。她的大型裝置難以被文創商品化或收藏，只暫留在觀者的感受中，展覽結束後，這些線繩也被剪掉、廢棄。
她的作品就是她自己的身體，終將消亡。那麼將留下什麼？她在錄像作品〈關於靈魂〉中拍攝一群10歲的德國學生，問他們對靈魂的想像，有人說是白色，有人說像一道彩虹…。原來，她癌症復發那年，女兒正好10歲，這段錄像是為了女兒而做，彷彿提前告別，也是某種留念。女兒看了如何回應？「欸…我記得她好像有回我，但我沒有認真聽，不記得了。」藝術家尷尬得笑出來，死亡太難啟齒，她說從沒跟女兒開口正式談過死亡，但跑醫院、化療，「女兒和先生都會陪我一起去，一路的過程他們都在。」
是了，記憶、感謝、愛，這些情感一直延續、傳遞，如同聲音的殘響，繫在那神經元般的線繩上。靈魂的歸屬也是所有宗教關注的主題，問她可有宗教信仰？現有宗教提供的答案都不能為妳解答嗎？「藝術就是我的宗教啊！」她的聲量小小的，篤定的神情卻很強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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