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現場】流亡港人創傷進行式　政治暴力與抗爭後遺（上）

「晚安，我是今天輪值的樹洞：○○，在這裡你可以暢所欲言，所有資料和內容都會保密。

♥小提醒：一、麻煩你和我聊天時使用書面語（華語），因為不是每個當值樹洞都看得懂粵語唷！

二、今天的聊天時間會在十時結束，謝謝。」

又是一個週二的晚上，8點，台灣心理師陳蔓棠（化名）準時打開Telegram，準備接住來自流亡港人的匿名傾訴。

去年6月，她在台灣民間團體的轉介下，首次接觸到流亡台灣的香港抗爭者，為他們提供心理支援至今。1年後，漂紅樹療癒協會成立，包括她在內的心理師、社工等助人工作者開始在telegram經營樹洞channel 「healing4hk」，每週2次，輪流當值，希望陪伴身心受創的流亡港人。

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至今已2年，「港版國安法」實施也已滿1年。民團經濟民主連合估計，台灣因為地緣和文化上的接近，已經接納了數百位香港抗爭者流亡來台，數量可謂全球之最。而陸委會的「台港服務交流辦公室」（下稱陸委會交流辦）也已成立1年多，7月中旬的陸委會民調更顯示，超過7成台灣民眾支持台灣持續聲援港人。

在香港本地，香港大學醫學院、香港心理衛生會都曾在反送中運動發生後追蹤港人的精神狀況，部分研究成果更在醫學權威期刊《Lancet》發表。結果顯示，反送中運動後香港約有240萬人患上抑鬱症，200萬人患上PTSD，抑鬱指數達到史上最高。

流亡港人是一個匿名、分散、隱身於台灣主流社會的群體，關於他們的整體精神狀況，並沒有公開、完整的研究報告。陳蔓棠簡單羅列她接觸的流亡港人狀況：失眠、噩夢、酗酒、藥物濫用、PTSD（創傷後壓力症候群）、抑鬱、人際關係斷裂……除此之外，記者還接觸到自殘的流亡港人，包括21歲的家希。

家希並不覺得自己有多特別。「現在香港人，10個有11個都是這樣，我不算最特別的，我只是一個正常狀態。」她說：「這種創傷是集體的，香港人是創傷的連結。」

此外，包括志工偉光（化名）在內，超過3位流亡港人及投身援助的人士，也向記者證實曾聽聞、或有認識的流亡者自殺未遂，而其流亡地點包括英國與台灣。「這麼高危的狀況，10到20個裡面大概有1個，整體來說比例不高。」偉光推論，「但這個比例其實也不算低。」

2年中，香港抗爭者帶著這樣普遍的創傷來到台灣，又混雜、疊加了新的流亡創傷，為何他們的創傷仍在持續？為何有人在流亡之後，心理受創的情況甚至加劇？台灣社會與港人自救群體投入的資源，為何沒能搭建一張接住他們的社會安全網？

傷害身體　抑心裡的痛

夏天並不是家希喜歡的季節，因為一穿短袖，就會露出手臂上大大小小的劃痕。

她今年21歲，來台1年多，身形瘦小，步伐很快，談話時，不斷用餘光確認周圍環境是否安全。參加反送中運動時，她還只是個高中生。曾一起在街頭抗爭的隊友，一個流亡去了英國，一個失去聯絡，其他幾人都被捕並進入司法程序，只有她一人在台灣。

離開香港後，她手臂上的傷口結痂、脫落，但曾被刀片劃過的皮膚上，留下了許多淺色的線條凸起，像是有細小的蚯蚓埋在皮膚裡，那是疤痕的形狀。

2019年，她眼睜睜看著同行的一個15歲女生在街頭被抓走。「我沒有救到她。」那個女生從警署回來後「整個人都變了」。家希說：「我不知道她在裡面經歷了什麼，覺得很對不起她。」那一晚她情緒很差，看到家裡的刀子，就開始劃手臂。「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子，就是忍不住。」

劃完的感覺是：「我好像有受了一點痛，好像沒有這麼對不起她。」身體的痛似乎暫時遮掩了心裡的痛。接下來的2個月，她不止一次重複這樣的自殘。

她在外與隊友一起租屋，很少回家。在反送中運動中，不少年紀稍長、經濟能力較好的港人為年輕的前線抗爭者提供生活支援，稱為「家長」。直到一位熟識的「家長」阿姨到她租屋處來看她，才發現她的狀況不對勁，拉著她去看醫生。精神科診斷家希為抑鬱症和焦慮症，讓她吃血清素藥物和安眠藥。

酗酒抽菸　自傷痛抽離

除了自殘，她還有嚴重的酗酒和抽菸問題，都發生在2019年運動高峰期後。醫生讓她戒酒，但她發現，自己戒不了。

最糟糕的時候，是那年11月17日到28日的香港理工大學圍困事件，她在理工大學內眼睛受傷，被人照顧著，一起找路逃走。但準備要跑時，不慎吵醒了包圍網的警察。警察站起身來，在幾米外用槍直指她的頭：「死曱甴（蟑螂）！見到你啦！繼續跑呀，射撚（粵語髒話）死你呀！」

即使到現在，她常常一閉眼就想起那個畫面。雖然之前也有幾次手腳被打到受傷，但那是最恐怖的一次。逃出理大後，好像一切都變了。「那種創傷是回不去的，你活在那個創傷裡面，一個逃不出去的情緒。」那天開始，她和隊友都變得很沉默。

比自殘更有效的方式是喝酒。「我喝酒之後會很開心。」不是一個人喝，而是和隊友們一起喝，每天都去不同的酒吧和夜店。「喝酒之後，我們會從戰場上的不開心變得開心，很興奮，從傷痛裡面抽離出來，變回一個正常的年輕人。」但酒會醒，不能維持很久。「所以我們每天都喝。」

她在2個月內瘦了6、7公斤，黑眼圈大大地墜下來。抽煙抽得最凶的時候，1天抽2包，40根。她的「家長」每次看到她，都覺得她看起來快要死掉了。精神科醫生開的藥讓她昏昏沉沉，「把你弄得很累，可是控制不了你想這些事情」。

精神科醫生也讓她不要再看新聞，多去跑步，找回自己的興趣。在2019年之前，她曾是積極參與校園事務的活潑高中生，但整個高中三年級，她都因參加社運產生的情緒問題而沒去上課。她抽菸喝酒不上課不回家，每天在租屋處跟隊友待在一起，成了大家口中的問題學生。

離開香港，雖然能暫時保護她不被抓，但在精神與生活上，並沒有讓她好過一點。許多創傷是持續而後發的。從香港帶來的安眠藥她還在吃，最近快要吃完了。可是吃了藥就做噩夢，夢見自己被抓被打，「有時候會從噩夢中嚇醒，發現自己出冷汗，整個枕頭、被子和床套都濕了。」

在台灣，她住學校宿舍，更沒辦法表達自己。「我以前看到警察，會很想打人，很暴躁，不能好好講話。」可是現在，周圍都是台灣人，她不想讓人覺得自己不正常。即使2年過去了，她仍然每天看香港的新聞。她看Telegram的「法庭文字直播台」，這個擁有6萬多追蹤者的頻道每天更新香港各大法庭的抗爭者案件，列明每單案件被告的姓氏、年齡、被控告的罪名及案情。罪名包括：暴動、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非法集結、在公眾地方管有攻擊性武器…。

「看那些18、9歲的被判刑，又一個判了1年、2年、3年、4年。」她看了就流淚，卻不能大聲地哭，也不能罵出來。她會突然安靜下來，到床上拉起簾子，「把自己關起來，然後邊看邊哭。」有時候，為了停止哭泣，她會一個人去外面抽菸。

她不斷想：「怎麼跟我年紀差不多的人要受這些，而我在這邊？」她無法控制自己不去看，「感覺不看更對不起他們，好像真的捨棄自己香港人的身分。」家希說：「他是某天站在你旁邊的人，可是他現在要坐牢。整個社會太奇怪了。」

就算2年過去，她已身在台灣，過去的經歷還是不斷「自動浮出來」。睡覺時閉上眼，就想起一個個手足被抬出去的畫面，或看到前面的手足被抓，或是自己被打。「整個腦子很亂，不能好好冷靜下來，每分每秒，我看到的都沒有忘記，一想到就很頭痛。」

這種在心理學被稱為「回閃」或「瞬間恐怖經驗再現」（flashback）的經驗，在各種各樣的日常生活情境中都曾發生。家希害怕聽到很大的聲音，比如東西掉落，「因為很像開槍的聲音。」聽到台灣警車鳴笛，她也會緊張到手抖。台灣警察的制服是深藍色，跟香港警察的速龍小隊很像。「我有一次看到，真的嚇到。過了幾秒才意識到，不是，我在台灣。」

今年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期間，紀錄片《理大圍城》在台北放映，家希也入場觀看，但看到一半就看不下去，只能離開。「好像你又回到那裡一樣，逃不出去，很絕望。」紀錄片的影像太過真實，「放進大銀幕裡再看一次，真的受不了。就像不能呼吸一樣。」

突然離開香港，加上隊友或是被捕或是流亡，讓她失去了本就脆弱的支持網絡。她也感到周圍的台灣人很難解自己的痛苦，同齡的台灣同學可能還在煩惱晚上吃什麼，放假去哪裡玩。而她還不知道自己能在台灣逗留多久，畢業後如果找不到基本工資2倍的工作就不能留下，既拿不到台灣的定居身份，香港護照也會過期。她和同學們住在一起，一起上課，可是彼此面對的現實困境，完全是不對等的。

「他們不能理解我為什麼抽煙，他們很乖，像一群高中生。」她也怕自己講太多香港的事，會讓同學對她有偏見，也怕對方把她講的事情說出去。「我在這邊只想當一個正常人。」一個台灣同學眼中的普通僑生。

而看著香港的內疚感，又讓她逃避去處理自己本身的創傷情緒。隊友進入司法程序，男友也被控暴動。「香港人有更多事情去煩，我已經安全了，他們沒有其餘的心力去管我。」在台灣雖然也有同學和室友，但是對她來說，「那是不一樣的」。沒有親近和信任的人在台灣，她選擇不說。「因為情緒而影響到別人是很不好的事情，所以我都藏著。我不想讓別人去煩我的事情，他聽了也沒有用，可能也不太了解，倒不如我不要講，自己消化就好了。」但她顯然是消化不了的。情緒直接影響到她的生活狀態，她現在也還是很少上課，不太接觸到新同學。

家希厭倦了吃藥，來台灣之後就沒有再去看精神科，更沒有接觸過心理諮商。她手上的傷口曾經深深淺淺，結痂速度也不一。淺的一兩個禮拜就會愈合，深的過了一個月還在結痂，但總有個期限，知道到了某一日就會好。可是心裡的傷，好像越積越深，沒有排解的一日。

刀片劃下去，會停止，可是香港的情勢繼續變壞，是現在進行式。她隊友的案子已經排到2023年才開審，男友的暴動案也要開始排期。有時候她也懷疑自己，是不是故意讓自己活得不快樂？「整個香港就是一個苦難的共同體，可是你逃掉了，還在外面過得很開心。」

她不想讓自己太快樂，可是又希望在情緒上能照顧好自己，不影響到他人，像是一個無解的迴圈。

內疚無助　成餘生陰影

每年，到了某個月分，慕雲（化名）就知道自己不太對勁。「我個人會唔掂（不OK）。」

「飲酒、食菸（抽菸）會比平時多好多。不想出去，會跟學校直接講，我因為香港的事，這個月要請假。」

2年前的那個月分，他的隊友被捕。那一晚，他和隊友分開一陣子後，隊友就被警察包圍。隊友嘗試通知其他人，傳來語音訊息，慕雲一點開，只聽到一聲「啊！」緊接著是「走唔到啦！被人拉啦！（走不了了，被捕了）」就沒了聲音。

隊友被捕之後，慕雲很快就離開了香港。隊友被捕和他創傷的形成扣連在一起，他在台灣見證隊友案件的進展，距離遙遠，感受卻更強烈。「我幫不到他，實踐不了他想做的事，也就是再走上街頭。簡單講句，我連幫他報仇都做不到，真是企咗係度（站在這裡什麼也做不了）。」內疚和無助的感覺始終跟著他，「我不敢講一生，但我想『光復香港』之前的時間，這種感覺都會影響著我。」

因為慕雲不知道，「我們認識了很多年，會不會他之後要進去坐牢的日子，會比我們認識的時間還要久？」

而更早的時候，他在理工大學被圍困，也感受到鋪天蓋地的暴力。「暴力除了生理上打你之外，他那種一切在他手掌當中的感覺，也是暴力。」他說，「在理大圍城裡面，整間大學的人都一定承受著這種暴力。」

他形容想逃出理工大學的示威者和警察的關係，就像標靶與槍。「就像看奧運會裡面那種標靶。你一出來，他就『嘭嘭嘭』！一出來，就『嘭嘭嘭』！你不出來，他是不動的。這種算不算暴力呢？」

來到台灣後，家希經歷的回閃和酗酒，也發生在慕雲身上，他還有嚴重的失眠。剛來台灣的1、2個月，他幾乎沒有見過白天，因為往往要到凌晨5、6點才能睡著，醒來已經下午5、6點。他從最輕微的藥物開始服用，一開始是B群，沒用，改吃褪黑激素，從3毫克、5毫克到10毫克，再後來得吃抗敏感藥，靠藥物帶來的嗜睡感才能睡著。

「我盡量不吃太多（藥），怕會死，但睡不著沒辦法。」他曾試著自己停藥，結果一直到隔天早上10點才睡著。但他始終不敢碰安眠藥，也沒有去看精神科，深怕精神科藥物會影響記憶。「記憶真的太重要了，我不可以不記得我在香港發生的事。」

藥物副作用讓他做了很多噩夢。有一次，他夢見自己正在搭飛機回香港。他在夢裡也反問自己：為什麼我會回香港？下一個場景是香港機場，再下一個場景就是他在香港的家。「那張床好舒服，我真的回到家了。睡在那張床的感覺，真的是以前那張床。」但下一秒，他起身去廁所，卻見到自己在台灣的房間。原來夢醒了。「好失落。」他說，「從內容層面來看，這可能是一個好的夢，是我很想要它發生，但卻沒可能發生的事。但對現實的我來說，我不想再做這些夢了，無謂給我這些假希望。」

失去信任　困在身分裡

現實的壓力從沒有放過他。流亡的本質是動蕩不安。剛來的時候，他的狀態是「不知道可以信誰，不知道有沒有學校收你，不知道下個月還交不交得起房租，不知道下個月會住在哪，甚至連10天之後的自己會怎樣都不知道，你連一個禮拜後的schedule都決定不了」。到有學校收他，他至少可以知道未來三四年的方向，「好像把dealine拉長了」。但是不能用自己以前的專業來工作，港版國安法實施後，資助少了一大半，每個學期他都要擔心，光靠每個禮拜的工讀金，真的能交到學費嗎？

不過，比起這些，他覺得更痛的是信任的失去，是與過去的生活經驗乃至與自我的切割、斷裂，是離真實的表達越來越遠。

慕雲有很多名字。在香港工作時，有一個真名；在反送中的抗爭前線，有幾個代號。來台灣之後，他在學校有一個名字，在網路上有一個名字，有時又用另一個筆名寫些文宣，在打工的地方又用另一個英文名。面對記者，這一次他叫周慕雲，是他喜歡的王家衛電影《花樣年華》裡，梁朝偉扮演的角色。

然而有這麼多名字並不是一件很酷的事。自己和香港家人的安全是最大顧慮。 政治暴力逼著他離開香港，拋掉過去在香港的一切生活，不能再做真實的自己。「我困在很多身份裡，可是那些都不是我。」他要給不同的身份賦予不同的性格，「其中一個很文青，有的身份好內斂好靜，有的身份要激昂，可是這些都不是我。我不想的。」對在台灣認識的所有人，他都只能講出一部分的故事。

就算在學校，因為自己的流亡身份，「你會覺得自己和其他人總有點不同，因為你知道不能講。如果有香港的同學，我就要更加小心，會怕對方是親中陣營的，或者認出自己，洩露了自己的蹤跡。」

他形容自己剛到台灣的時候，完全沒有認識的人，「在社會上來講，我們是死亡的，因為根本沒有人知道我們」。而原本在香港的身份，已經停在了他決定離開的那一刻。「因為你在台灣做的事不是用本來的身份去做的，你本身的身份已經沒辦法再建立一些新的東西，舊有身份存在過的證據又開始不停消失。」他怕別人不再記得他，也無法整合舊有的自己和流亡後的自己。「沒有人會想要這件事發生，你不會想要真正的自己消失。」

「就像《可可夜總會》那套電影說的一樣，人什麼時候才會真正死亡呢？」那是一部講述死後世界的電影。「就是所有人都忘記了你的時候。」

他也變得不能信任他人。2年前隊友被捕，驚恐、難過、擔心之後，所有人都要保護自己。「把自己跟他的對話記錄極快速地刪除。」他想到他們曾經在通訊軟體中討論過要如何製作火魔法（汽油彈），而警方很有可能循著他的通訊記錄找到所有跟他聯絡過的人。

「你逼著要跟他切割所有的關係。明明不是反目成仇，明明是隊友。」慕雲說，這是政治暴力，逼著他和隊友切割。「這個行為是一個很反常的行為，如果你不是在一個反常的社會，是不會出現的。」

而在理工大學裡，因為害怕有警察假扮示威者走進校園，大家白天都躲起來，就算知道餐廳有東西吃，也不敢去。大家都想逃走，又害怕多一個人知道逃生路線就多一重被曝光的風險。「你不會相信除了自己和隊友之外的人。」

不信任不停成長，延續到流亡之後，他成為今天的這個「慕雲」，而幾個小時後採訪結束，就又要拋掉這個名字。

流亡港人的創傷具有普遍性，這2年來，醫療體系卻根本接不住他們。偉光記得，2019年接觸到的流亡港人，幾乎都是慌張的。「我跟他講怎麼在台灣找到旅館，到591去租房子，這些生活的基本資訊，他們也不一定消化得下。」尤其是抗爭現場仍非常激烈的時候，每天晚上都有街頭抗爭，幾乎每個人都在看直播。「因為自己的隊友還在現場。」

從香港來到台灣，「是從戰場突然來到一個和平的世界，從一個黑色的地方來到一個很亮的地方。」偉光說，每個人都需要適應期。在台灣工作的港人「家長」小柔（化名）曾開放家裡的房間和沙發給十幾位流亡港人借住，幾乎每個人都住了3、4個月之久。在朝夕相處中，她發現他們的日常就是「混沌」和「空白」。「他們不知道自己在台灣可以做什麼。很年輕，沒有錢，來到台灣，沒有生活費，念書也沒有學費，又不能工作。」

諮商不易　處境難同理

在多重壓力下，有人很早就出現極端的情況。偉光曾約1位流亡港人第2天下午見面，卻在前一天的半夜收到對方的訊息，說自己狀況真的很不好，主動透露有自殺的傾向。「我就半夜跟他聊天，聊喜歡的東西，家裡的寵物，大概訊息來往一兩個小時之後，就斷了。」到第2天約定見面的時間，對方沒有出現。

因為完全不知道對方住在哪裡，又聯絡不到他，偉光嘗試了各種方式，打了兩三個小時的電話，仍然找不到他。終於，他主動聯絡了偉光，原來他前晚太過痛苦，就吃了大量身心科的藥物，因為過度用藥而昏睡了整天。

藥物是危險的，但對太過痛苦的人來說，似乎又不可避免。心理師陳蔓棠發現，像這樣有藥物濫用情況的流亡港人不是孤例。在小柔接觸的流亡港人中，大部分人面對創傷的對策也是：吃藥。「吃藥是一個立竿見影的方法，感覺很快就可以緩解。」但精神科的藥物容易依賴，也有副作用。她輔導的一位流亡港人已經吃了1年的藥，但越吃越重，「精神科醫生不斷加他藥」，這嚴重影響到日常生活，因為「一睡就不知道睡到什麼時候」。

而流亡港人不管是濫用藥物，還是酗酒、抽煙，甚至小柔在英國和台灣的流亡者網絡裡聽聞的吸大麻個案，都是創傷導致的成癮。心理師陳蔓棠說，政治暴力創傷會導致成癮的風險增加，「他需要逃離痛苦，如果酒精都不夠，就只好用更強烈的東西」。

藥物確實是絕望中的人最容易獲得的解方，1顆不夠就吃2顆，吃到能睡著、能維繫基本生活功能為止。但創傷並不是服藥能療癒的事。

偉光和小柔都曾試圖做流亡港人與心理師之間的橋梁。偉光曾透過個人網絡轉介流亡者去見心理諮商，基於對他的信任，有3成他接觸的流亡港人會願意去見一次諮商。小柔也曾試過轉介，但兩人都發現，在台灣很難找到合適的心理師。

「一般的心理師會告訴你，你的認知是錯的，你應該要調整某些觀念，就一定可以適應生活。」偉光說。但他發現，流亡港人需要的其實是陪伴和對政治暴力創傷的理解，而不是一味的提出建議和開導。對一般的台灣心理師來說，要理解流亡港人的處境並不容易。「不只是個人的心理問題，而是整個國家社會的結構壓迫個人，導致他沒有辦法好好生存。如果可以看得見這些結構，抱著陪伴關係的心態，越能走進流亡港人的心理去。」

此外還有語言的問題。小柔曾嘗試找會講廣東話的心理師，但非常難找。「因為他們的母語始終是廣東話，你要他表達心裡的話，要講國語其實就隔了很多重。」

另一個大問題是醫藥費。流亡港人在拿到居留證之前，都不會有健保，而等待居留證的過程視乎個人情況，短至3個月，長則超過1年。即使有了健保，心理諮商屬於自費門診，只有精神科有健保給付。心理諮商的均價是兩三千台幣一次，而且要持續進行。「就算第一次的費用有人付，第二三四次有沒有人付呢？」小柔說。「幾乎沒有組織可以給這個補助。生活費他可以自己去賺，但那只夠吃飯，不夠他的醫藥費。」

陸委會向記者表示：「對於所協助的個案，交流辦均會依據其需求，給予必要的資源及協助。」實際上也是如此，在陸委會交流辦專案中的流亡港人，例如慕雲，若主動提出需要，就能獲得醫療補助。慕雲早在抵達台灣後幾個月，就經由民間團體轉介開始諮商，醫藥費先後由民團與陸委會交流辦支付。

不過，並不是每個流亡港人都在陸委會交流辦的專案中，許多人是自行以學生身分來台，沒有走交流辦的審查流程進入專案。時至今日，許多流亡港人已進入校園、取得學生居留，可以使用校園的免費心理輔導資源。但小柔幫一位流亡港人排過隊，等了2個月才能看第一次，第一位心理師接不住，又再排了一次。

而即使獲得資助，創傷知情也是大部分流亡港人需要跨越的門檻。台灣法例規定，心理師必須在診所的諮商室裡做諮商，而且一定要收診金。對於本就存在信任危機，很難主動接近心理輔導資源的流亡港人來說，這意味著他要能夠自己走進診所。

慕雲是少數較有創傷知情的流亡港人之一。但即使他非常主動，也曾換過兩個心理師，才找到適合自己的諮商。而現實情況是，像慕雲這樣既在陸委會專案裡，又有足夠創傷知情的流亡港人，少之又少。

「尋求資源幫助的障礙，不一定都在外在，也可能源自我們自己。」慕雲說。他之所以對心理諮商有很高的接受度，是因為過去在香港曾有朋友從事心理諮商工作，令他對這種醫療手段有較深入的瞭解。「有創傷的人要認知到自己有需要，已經是個難關，到真的有動力去找人問，再去配對到真的適合的心理師，有很多心理關口要突破。」

而香港流亡者的創傷和傳統的家庭、個人創傷經驗又不同。「他自己有沒有這樣的概念，明白自己是一個集體暴力的受害者，所以才有這樣的創傷？」陳蔓棠說，「他們不見得有這樣的自我創傷知情。」小柔則發現，在流亡者的社群網絡裡，一種羞恥感和不想示弱的心情仍影響著他們去正面應對自己的創傷。

「他們會覺得，大家都一樣是流亡，一樣面對學業和錢的難題，為什麼只有我有這些心理問題？是不是因為我比較弱呢？」小柔說，這種心態尤其在男性流亡者中很常見。「他們聽到別人有心理問題，覺得很正常。但是到自己有，就覺得自己很弱。」

「他們會說，要說慘，有很多人比我慘，為什麼是我？我是玻璃心嗎？」

社會支援　跨專業合作

自今年6月成立漂紅樹療癒協會以來，陳蔓棠和夥伴逐漸接觸到更多有需要的流亡港人。他們發現，不需透露身分與背景的匿名Telegram樹洞，可能是現階段最能接近該群體的方式。

但不論是為流亡港人做諮商，還是在樹洞傾聽他們的心聲，陳蔓棠發現最難解的現實問題：「香港的政治暴力還是現在進行式，我也會好奇心理支援要怎麼做。因為危機還是在，他們沒有安全過。」她類比受虐兒童的創傷輔導。「如果你不能解除他現在的危機，不能把她從家裡接出來安置的話，你去跟他談創傷治療是沒有用的。因為他就還在那個危機裡。你如何教他跟你的情緒連結？他在你這邊覺得安全，晚上回去還是被打。」 陳蔓棠說，香港的情況仍在變壞，他們雖然身處台灣，但現實中並不能保證取得台灣定居身分，仍面臨政治風險以及未來去留的難題。在這種情況下，心理援助該怎麼做？

記者問她們，來台灣之後，是否也有開心的事？

家希說：「吃到好吃的香港茶餐廳。」

慕雲說：「看到好漂亮的夕陽，在海邊。」

每個人都在尋找著自己小小的救贖。

(本文為系列上篇，下篇「療癒篇」，談談政治暴力創傷的多元療癒手段，「家長」網絡與宗教團體的小小嘗試，以及用冥想、音樂和創作來重建生活的流亡港人，子豪與浩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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