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院內觀眾的呼吸聲越來越沉重，搖晃晃的鏡頭對著全身赤裸、僅有私處打上馬賽克的越南籍失聯移工。警方正在對他大吼，但他似乎沒有聽見，或是聽不懂，他神色恍惚，企圖逃離警方的追捕，跑出河岸草叢，靠近無人的警車，與觀眾只剩一步之遙。槍聲乍響，子彈一發接著一發射進他背部腰臀與大腿，一連九槍，他從駕駛座滑落跌坐在砂石地上，鮮血汨汨從他的身軀流了出來，他意識恍惚地蠕動爬行，連聲哀號都沒有。
【一鏡到底】凝視他人之痛苦 蔡崇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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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拿下2022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九槍》，以未刪減、長達30分鐘的殘酷密錄器畫面，獨家揭露5年前，越南失聯移工阮國非被警察連開九槍致命的過程，導演蔡崇隆讓人直面外籍移工在台灣遭受的壓迫、歧視和冷漠，凝視社會最幽暗、最痛苦的地方。
2017年8月31日，27歲的越南移工阮國非在新竹縣鳳山溪畔遭警方連開九槍致命，引發社會輿論。5年後，這段來自執法警方身上所配戴的密錄器影像，在紀錄片導演蔡崇隆最新作品《九槍》中首次公開，完整呈現阮國非中槍至救護車到場的半小時，第一台救護車先護送明顯沒有生命危險、只有鼻梁受傷的民防，圍觀的警察與民眾盯著阮國非在地匍匐，卻沒人敢接近，直到第二台救護車到場，警察將垂死的他拖出車底，在他肩上又踩了一腳，才將他弄上擔架的過程。震撼內容使其拿下2022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更被金馬執委會執行長聞天祥評為當年最痛苦的電影。
蔡崇隆小檔案
- 出生：1964年
- 現職：中正大學傳播系副教授、紀錄片工作者
- 學歷：政大法律系、輔大傳播所
- 重要作品：《九槍》《島國殺人紀事》三部曲、《公娼啟示錄》《奇蹟背後》《我的強娜威》《再見可愛陌生人》等
- 得獎紀錄：《九槍》獲2022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多項作品曾入圍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台北雙年展、卓越新聞獎專題報導獎等
紀錄社會不公 觀點犀利
電影放映結束後席間一片沉默，58歲的蔡崇隆走向台前，靜靜看著台下反應，就像這也是紀錄片的一部分。他站得挺直，面頰削瘦，戴著會變色的細框眼鏡，給人不苟言笑的第一印象。5年前，他從新聞得知阮國非事發身亡的消息時，便充滿了困惑：「為什麼警察抓一個移工會開九槍？事情究竟怎麼發生的？」而決心挖掘真相。
從早期擔任新聞記者到紀錄片導演，三十多年來，蔡崇隆一向將鏡頭瞄準社會不公義之處，觀點直接、犀利，包含為蘇建和、盧正等死刑犯平反的《島國殺人紀事》三部曲、聲援RCA女工抗爭的《奇蹟背後》等。這些年，他則多與原籍越南的妻子阮金紅合作，二人扛著小型攝影機，四處拍攝移民移工議題，有紀錄新移民女性婚姻觸礁的《失婚記》，也有追蹤在台灣淘金失敗、淪為失聯移工的《再見可愛陌生人》；二人共同經營的空間「越在嘉文化棧」，更是中南部越南人社群交流的重要據點。
即使擁有豐富移民工社群的人脈與拍攝經驗，調查過程仍然漫長。這幾年，蔡崇隆造訪阮國非住過的宿舍、訪談接送這批移工的白牌車司機，詢問遠從越南來台灣抗爭的阮國非的妹妹和父親，參與此案的法庭審理…他發現阮國非跟多數移工相似，卻又不同的地方，「慢慢這個人的形狀出來，他跟之前接觸到的移工不一樣，越在嘉文化棧假日移工會來聊天、吃飯、喝酒，會自得其樂，但阮國非看起來都很苦悶，臉書是各式各樣心情的感嘆，他在忍耐，受苦都不知道…」
拍攝靠做中學 過分投入
蔡崇隆團隊翻譯阮國非生前的臉書內容包含：「從現在開始，對我來說，星期天不存在了，星期天就和星期一沒兩樣，只要上班，不想休假。」「我在人行道上不斷徘徊，不知道今晚該往哪裡去？」「如果有一天，我在人生的路上跌倒了，媽媽，請原諒我。」有次，他還只寫了一個「苦」字。
「這批在工地（非法）打工的人，高勞動密度，沒有情緒出口，喝酒、吸毒，我覺得都可以想像，」靠著長年深入司法議題的人脈，蔡崇隆取得完整的密錄器內容，發現殺死阮國非的不僅是那9顆子彈。
他獨自在房間裡打開密錄器檔案，看到畫面的心情跟多數觀眾一樣，震撼、困惑，又憤怒，「不知道開槍是這樣開的，像射擊遊戲，後面他們（圍觀者）在鬼打牆，不知道在等什麼（不送醫）？但我又很同理他們，那種無視的態度，生活裡面就有了，我們不承認那是歧視，」阮國非中槍後，眾人與他保持距離，有人朝他喊「再囂張啊」，開槍警員也頻頻提醒後到者「他有攻擊性，不要靠近」；回想到此，蔡崇隆忍不住激動反問道，「今天對一個受傷的狗，都不見得這樣吧？狗很危險，會咬人，大家撲過去想辦法，但是他是個人啊？」
初訪時，我跟蔡崇隆約在他任教的中正大學傳播系教室，他的眼鏡因為日照，有些灰撲撲的，先前特映會上板著的臉，此時看來很悲傷，「其實我連看第2次（電影）都很痛苦，正片首映場看過一次，後來播都沒有進去看，桃園場我才又進去看，聽了那個歌，很多情緒又上來，邊講邊哭，前5分鐘沒辦法講話…」他淡淡地說。
阮國非生前壓抑、獨自承受生活的痛苦，蔡崇隆很能同感。大學念法律、研究所念傳播理論的蔡崇隆，畢業後短暫擔任報社文字記者，便進入商業電視台做專題記者，接著到公視拍攝紀錄片；因為不是本科生，他靠自己做中學，十幾年來馬不停蹄工作，曾經3年拍八支紀錄片。他渾然不覺自己過分投入工作，超出負荷、過勞，婚姻也出了狀況。
幼遭制度壓迫 個性敏感
「那是我最糟糕的時候，雖然產量很大，但狀況很不好，錯在我，我有了第三者，又採取隱瞞、拖延的方式，被發現時就變得很嚴重。我（當時）對感情的態度有點天真，一方面很累，不想面對…」直到他嘗試與前妻重建關係，已經覆水難收。2000年初，他搬離住了20年的台北，辭掉公視工作，在中南部三個學校擔任兼職教師，「我們兩個人都傷得很重，整個人生就那段最痛苦，離婚打擊很大，處在一個不太知道以後會怎樣的狀況…」
蔡崇隆在彰化市長大，但這趟並非搬回老家，而是在離家50幾公里的二水鄉找了個三合院，單身一人住進其中的廂房。在這個產米、不認識半個人的小鎮落腳，他直言沒有特別原因，只是搭火車通勤時發現此處風景優美。長達五年，他幾乎與外隔絕。偶爾接案拍片，有台北的工作，就睡紀錄片工會的辦公室沙發，省旅館錢；平時便一個人在村子裡晃，「晚上睡不著就去田裡看稻穗，騎腳踏車，練練瑜伽、打太極，那段時間可能對我的修復有點幫助，之前比較沒什麼空間獨處…但是我彰化的老媽媽不知道我的狀況，我沒有跟她講，」他乾笑了二聲。
「她知道了，一定會叫我回家住，我就不想回去，回家基本上就不用出門了，她做東做西給你吃，一定會有一個豬心塞人參…我媽其實已經很老了，我不想違逆她，但就是不自由，」這樣的情況過了幾年，他忽然接到媽媽的死訊。幾天沒聯絡，獨居的媽媽在洗澡時摔跤，就這麼過世了，鄰居注意到，才藉著警方通知到孩子們。「心裡很亂，很自責，會想說如果我有回去看看就好了…」蔡崇隆很少提及這段經歷，語速漸漸慢了下來。
「我本來就是比較敏感的人，對人的痛苦感受較深…」將紀錄片鏡頭面向弱勢與受壓迫的人群，與蔡崇隆的成長背景有關。小學時期，他曾因為不寫習作，遭受老師長期體罰羞辱，處罰方式包含打巴掌、打屁股、青蛙跳、原地半蹲、罰跪；升上國中後，他受升學主義影響，拚命念書，沒交到什麼朋友，常常熬夜讀書到1、2點、渾身無力上床，日復一日，「比較懂事了以後，會覺得這是一種制度的壓迫，到媒體工作後，還是看到很多這一類的事情，只是在不同領域而已。」
為無力者發聲 反思探問
面對壓迫或苦難，有些人能直接反抗衝突，但蔡崇隆不是，「應該也是膽小，我不願意這樣做，陽奉陰違是我成長的方法，我不喜歡彰化、不喜歡升學主義，爸媽的期待我也不太接受，但我基本上、外貌上符合你的要求，要考大學，我就認真考，但我都填台北，藉這個機會溫和地離家出走。」他淡淡笑說，法律系畢業後，他也曾應付父母考過書記官，但他根本不想當公務員，加上沒準備，自然落榜。
蔡崇隆的父親很早就過世了，是40年如一日的公務員。父親養了2個家庭，蔡崇隆是後媽的兒子。記憶中，同父異母的大哥會來拜訪，幫一家人拍照，送弟弟們禮物，「我爸有2個家庭，7個孩子，照理來說他應該收入不差，但經濟負擔很重，我都看得出來。小時候媽媽常跟他爭吵，後來好像大老婆過世（他們）才登記。」
過去，他畏懼自己成為像父親一樣的人，活得辛苦、沒有選擇；但走在自己選擇的人生道路，他知道自己不再是無力者，「我做記者、紀錄者，知道有這樣（無力）的人存在…有時候其實很單純，我對這個東西（議題）很好奇，想知道怎麼回事，想讓沒有機會講話的人講話，我不覺得在幫他，因為我也不想要被壓抑，也想要自由。」
《九槍》除了1/3為密錄器畫面，其餘則是透過模擬阮國非亡魂所建構的靈魂視角，走訪台灣各地的移工工傷死亡現場，對社會提出結構性的反思與探問。如呢喃般緩速的鏡頭，就像死後依舊無法自由的阮國非，在台灣成為孤魂，徘徊人行道、遊走雜草蔓生的荒地；探視在建築工地躲警察、奔跑摔成殘廢的移工，參與工傷死亡移工的追思會，最終回到越南老家，看孩子們打電玩，田野牛隻成群。
「這部分滿困難，我怎麼建構一個死去的人？我對他有一定的了解，但是我的理解會不會超過？都要很小心。」蔡崇隆知道，阮國非跟多數失聯移工一樣，為了賺錢回家而做各種工作，「但他為什麼偷車？為什麼吸毒？片子剛開始（拍）的時候，我也想知道怎麼回事。如果這東西我能夠解出來，這事件給社會的觀感會不會不一樣？但後來就看到密錄器，開槍跟後面（的處理）都已經是很大的問題，比前面的起因來得更重要了。」
低潮時遇真愛 漸入佳境
拍攝期間，蔡崇隆與團隊前往越南，當時家人為阮國非設置了暫時的靈堂，靈堂拆掉那天，阮國非的媽媽在蔡崇隆面前崩潰，哭得撕心裂肺。與蔡崇隆相熟多年、《九槍》製片李佩禪說，「那是我們拍攝中間，不確定現在所做的事情能不能對這一切有幫助，那時候他（蔡導）很無力，也對媽媽失去兒子的狀態感到很虧欠，但當下沒有說什麼。直到金馬獎時要他回憶拍片記事，他拖很久才告訴我，回憶這些讓他很痛苦。」
「他把這股無力感當作要把影片做好的重量，拍紀錄片對他很重要，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說 ，就會很用力地說。創作紀錄片像他血液其中一個支流，會不斷發生，碰到阮金紅之後，更激盪出不一樣的狀態。」李佩禪觀察道。
2008年，蔡崇隆在一場講座上認識阮金紅。嫁給蔡崇隆前，阮金紅曾有一段婚姻，前夫好賭、有暴力傾向，生活是無盡的苦難，她靠著自己蒐證，將前夫告上法院，結束那段關係，帶著女兒獨立。當時蔡崇隆正經歷喪母之痛，在彰化也沒有交通工具，阮金紅知道這個狀況，便把自己的摩托車借給他，每天走半小時去工廠上班，此舉也將他們的生命聯繫在一起，「她自己狀況不太好，還要幫助別人，」蔡崇隆露出有些無奈但溫柔的笑容，「我在人生的冬天後面碰到她，跟她在一起，一切好像就比較好了。」
他收養了阮金紅與前夫的女兒，三人一起搬到嘉義，由於阮金紅對影像感興趣，他教她拍攝剪接，2人漸漸成為工作夥伴，也發展出與過去不一樣的拍攝者與被攝者的關係，「跟金紅在一起，才有《失婚記》跟《再見可愛陌生人》，那是我們移民到嘉義生活的事，內容跟過去拍新移民紀錄片不一樣，跟金紅工作，她會用母語跟同胞溝通，有些東西更直接、更真誠。」
身處二種空間 獲得平衡
第二次採訪，我與蔡崇隆約在越在嘉文化棧，平房鄰近嘉義民雄交流道，在鄉間小路上有些顯眼，從院子到室內，布置著許多來自越南、色彩繽紛的掛飾、人偶與照片。抵達時，阮金紅正在院子的流理台清洗雞肉，穿著暖黃色的居家服忙進忙出。週末夜晚這裡通常熱鬧，幾個小時後，將聚集來自中南部各地的移工、新移民姐妹及新二代。
他們自己的家則位於越在嘉文化棧走路不到5分鐘處，蔡崇隆下班後通常二邊跑，「我目前有二種空間，一種是比較共產主義的，跟他們在一起；一種是像二水那種（有點獨居的），金紅比較習慣人際互動，到了一個程度我就滿了，就會回到我的空間，做跟學校有關的事、看電影，好像比較平衡，雖然我現在有家庭了，但不像以前家庭和工作要選一個。」
對蔡崇隆來說，他現在的身分不僅是紀錄片導演、大學教授，也是越南女婿，移民工社群的一分子。在此處，有年輕移工稱他和阮金紅「爸爸、媽媽」，像真正的一家人，彼此協助解決煩惱，蔡崇隆偶爾也會拿起攝影機拍攝他們遇到的事件；藉由申請計畫經費，他們也提供移民工法律服務、心理諮詢，「其實也有點在做NGO了，像一個海外之家、假日之家。」
拍片痛苦旅程 盼獲共鳴
「阮國非的海報現在都在我家三樓的神明廳，每次拜拜的時候都會跟他說，希望你可以讓你的片子順利，讓更多人知道你們的故事。基本上我想為他做的事就是—他在現實中像螻蟻一樣死亡，但在我的片子裡面他能夠像人一樣地活過來，享有跟我們一樣的人的尊嚴。雖然他已經死了，但是我希望他的死是有價值的。」
《九槍》這部紀錄片的痛苦旅程，對蔡崇隆來說也還未結束。年初《九槍》將會上院線，但不會走傳統映演路線，而是公益放映，之後每場放映，他還是希望到場跟觀眾對話，「如果票房很高，我一點都不覺得開心，還是覺得：有沒有消費他的生命？但是，如果你（觀眾）不太容易忘記這一部片，在心裡留下些什麼，知道有些東西不是編的、不是虛構的，是真的有人在那邊受苦，我把片子做好就夠了，（之後）要行動就是你們的事了。 」
這天晚餐，是由一個曾經在越南當過大廚的廠工負責，香茅雞湯香氣逼人。席間十幾個人，包含《九槍》中為阮國非自白配音的廠工阿尊、為《九槍》唱片尾曲的新二代學靜，還有住在隔壁的看護工、看護工的台灣男友、蔡崇隆的紀錄片友人…大夥兒自在坐在房間地板上吃飯，夾雜國語、台語和越南文，沒人能百分之百聽懂所有對話，但在這個空間裡，族群和語言已經不是什麼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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