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逝前一夜，盧盈良夢見他，父子在夢中見了最後一面，但2人的離散在更早之前，18歲那年盧盈良就決定要走，追夢或逃亡不重要，重點是離開這個家。盧盈良和我們說起人生第一次到台北的狀況，凌晨時分，坐在非法營業的客運「野雞車」上，抵達那一刻，他看著窗外，「哇！怎麼這麼多燈？這麼多人？這就是傳說中的台北吔。」他不知道，那時車才剛到三重，根本還未抵達他要去的台北市。
異鄉人從嘉義出發，車子從農村駛向都市，從天色暗濛到日光大作，他的心裡也閃閃發亮，結果當晚沒聯絡好房東，只能睡在台北車站。
談到背離的小鎮與家，他告訴我們：「那是個黑洞。我感覺一直在往下沉。」那是個總在欠房租的家，「或者要繳學費了，爸媽就去湊經營的小吃店的零錢。」46歲這年，離家的人拍的紀錄長片獲台北電影獎百萬首獎，後又入圍金馬獎最佳紀錄長片和最佳剪輯。電影的主場景，就是那個神人同居的黑洞，那棟位在嘉義民雄的4樓透天厝。
神在4樓，有12尊，30多年陸續請來，住下不走；人則是浮動的，表定人口有盧盈良和爸媽兄姊，以及哥哥的孩子，偶爾還有孩子他媽。這個7口之家，常年缺少1人，那個人就是盧盈良。1994年，甫成年的他一從省立華南高商廣告設計科畢業，馬上來台北學習拍電影。這件事的天真程度是，明明和母親報備過，她也回答：「有才調（能力）你就去啊。」結果他離開第2天，母親打B.B. CALL（呼叫器）找他，他回電，母親竟然問他：「你都沒回來，是去哪了？」
母親壓根沒把他的話當一回事。那時這對母子大概也沒想到，那個問句，她會在之後問了整整24年。離開這麼長時間，盧盈良說自己回家不超過10次，幾乎像失蹤人口，「有時我太久沒回去，一進門我媽就掉眼淚。」
不回家，因為爸爸。盧盈良的父親是個賭徒，一輩子就著迷這件事，賭到盧盈良還記得小時候為了躲債，搬好幾次家，「錢好像會咬他，放在身上會被咬，就留不住。」貧賤家庭百事哀，開口閉口都是錢，偶爾回家過年，年夜飯吃到一半就吵架，盧盈良起身就走。
母親還是習慣問著：「你都沒回來，是去哪了？」盧盈良開始連電話都愛接不接。彼時他住在很舊的雅房，找了製片公司的長工時助理工作，同時要適應台北生活，「我還記得有次騎車，覺得台北人真奇怪，很愛按喇叭，結果我朋友說，是因為我逆向…」
那是人生最難熬的時間，但他如今講起來，都是一則則的笑話。盧盈良習慣把事情講得很好笑，台北居不大易，「因為我是鄉巴佬。」自嘲式的幽默感，是從苦中熬出來，不然會凝視深淵到溺斃。偶爾他接起媽媽電話，總是在要錢，「那時候流行現金卡，我就去借，借到卡債還不完，人家直接打電話到公司催債…我就想，我一直幫家裡，我會先垮掉…」
家是無底洞，他決定斷聯，「我要把自己先贖回。什麼工作都接，能賺錢就做。如果可以出賣靈魂或肉體，我應該也會做。」我們以為他又在說笑，他正色補充：「我是跟你講真的！」那段時間，他有時加班到臨近半夜，搭公車回家，「不知不覺，眼淚就掉下來。」被榨乾到什麼程度？他說：「想死啊。但我又找不到比較快活去死的方法。我怕痛，又怕血，好像也不是自殺的料。」說完又鼓舞自己：「我要活下來。我要拍電影。」
他是真心愛電影。16歲，他在MTV打工，畫POP，有時也代班放片，看了《畢業生》《虎豹小霸王》等經典電影，「我覺得電影…帶著我在飛。」說話的語氣之真誠，像還在飛行。在台北服役時，他說自己是爽兵，每天能外出，就跑到西門町真善美戲院看電影。處理完債務，他31歲想進修，考取台藝大電影研究所在職碩士班，如此上進的青年，話鋒一轉又說：「一方面我也想要滿足我媽，因為我們家沒有人讀大學。」
學業、事業，都在台北，盧盈良愈來愈少回去。直到2017年，盧盈良接到母親電話，請他回家幫忙「拍照」。他知道媽媽在為自己的後事做準備了，「我忽然想，我還沒有準備好要失去她…」
他終於回家，想留下一些紀錄，架起攝影機就開始拍home video。別人的家庭錄影帶，拍的是旅遊、慶生和婚禮，他們家拍的是父親像鬼魂一樣晃來晃去，無賴地要錢。媽媽腰傷，但每天堅持爬4樓去給神明上香。整部電影就拍這家人的家常瑣事，彼此關係這樣近那樣遠。電影開頭氣氛就凝滯得逼人，所有對話都那麼勉強，無以為繼，像沒事找事做，沒話找話說。但那或許才是真實的日常，台灣傳統家庭會有的各種溝通不良。
唯一的例外是哥哥。哥哥小學6年級開始通靈，聲音直達天聽，人神之間通訊滿格，為了證明所言不假，他報出神明給的3個號碼，父親拿去賭大家樂，全中，哥哥從此成為鄉里間有事問神的翻譯者。
但神力自此未在這家人身上再展現過。像是詛咒，給過甜頭之後，明牌再沒出來，父親十賭九輸，一家子愁雲慘霧，難怪盧盈良要跑。他曾在接受Podcast採訪時說過一句很動人的話：「電影帶我離家，也帶我回家。」當我們想問更多細節時，他說：「我好難得會講出這麼精緻的話。我那時候應該有嗑藥。」說完，自己笑出來。
我們側訪《神人之家》的剪接師黃懿齡和監製陳璽文，2人對他的共同形容是缺乏自信，以及愛哭。陳璽文說起2019年，在一個業界的尾牙上，盧盈良就在旁邊吃東西，像一個旁觀者，不擅社交。那時他為了多少賺一些錢貼補家用，將隨手錄製的影像剪成紀錄短片《阿志》，在前一年得了新北市紀錄片獎，打算發展成長片。朋友知道盧盈良在找製片，主動介紹2人認識，「他第一個問題就問我，如果要跟我合作，是不是要花很多錢？很可愛。」而陳璽文聽了故事，一起訂出片名，同時提醒盧盈良說，關鍵字不是神，不是人，是家。
那個客廳和房間，分別貼著電影《碧海藍天》和詹姆士狄恩海報的家。海報是他在離家前不久貼的，「時常仰望，提醒我外面有更大的世界。」但事實是，這幾年家人又搬到別的房子，海報卻還在，「應該是家人拆下來，帶過去。」他的離家，他的追夢，從沒讓他在家裡缺席。電影裡有一幕，鏡頭拍著母親在翻相簿，哭著說遺憾沒能好好栽培兒子，黃懿齡說：「其實有另一個鏡頭對著導演，他淚流滿面。」
沒有什麼比「逼視自己」更困難的事，那個鏡頭後來被剪掉了。但令人心碎的段落還有太多，譬如哥哥種小番茄，播種日都請示過神明了，還是被颱風淹掉。譬如媽媽一輩子沒看過海，說希望死後骨灰能撒海裡，導演最後就帶媽媽去看海，「那一段很催淚。」我說，他語塞，好像不習慣被稱讚，隔天才忽然給出回答：「從這個作品來看，當作者，我是不及格的，但當家人，可能可以。」
爸爸呢？爸爸過世前一天，你說夢見了他？他先沉默了1秒，撐著情緒，說：「我夢見我在台北的房間，睡在床上，我爸就坐在我旁邊，沒有講話。我們父子間沒有講話很正常。隔天我姊就打電話過來（說爸爸進加護病房）…」
黃懿齡跟我們說，盧盈良接到姊姊電話時，他們正在剪片，「他講電話時還有點冷靜，可是電話一切掉他就哭了。他之前一直跟我說，如果爸爸死掉，他一定會很輕鬆，但那個當下，我覺得他也發現，他對他爸爸不全然是怨懟，因為爸爸一定也有像爸爸的時候，但是那些事可能都被後來的事蓋過去了。」盧盈良很努力回憶，說更小的時候，爸爸玩賽鴿，「因為賽鴿要跑很遠，他就會載我們出去啊，去谷關，去把鴿子放掉。還好他沒有把小孩也放掉。」
父親沒有把小孩放掉，但小孩自己跑掉了。他形容在台北這些年，「好像脫離了原本的根，飄來飄去…。我一直知道這裡不是我的家，因為我終究會離開。」電影從2017年拍到2021年，4年多的光陰濃縮成90分鐘，這90分鐘又安慰了他的24年。他說，拍這部電影是想理解，父親到底為什麼戒不了賭？理解了嗎？「我覺得我從來不理解。自圓其說是，那可能是他僅有的樂趣，或抓住這個生命的動力。可是這些都太浪漫了，我不喜歡這樣去講。我曾經試著去理解過（就好了），沒有答案也沒關係。」
結果電影上映1週後，他忽然傳訊給我：「剛剛家人跟我說，民雄開始有人注意到電影，看預告並認出我爸。很多人都說，我爸之前到處去跟人說，他的小兒子是一個導演…原來，爸爸一直很在乎我。」
拍這部片，也是想給18歲的自己一個交代。「我到底是為了追夢而離開？還是為了逃而離開？」因為逃亡，他能夠真正地回家，「但我有這個選擇，我的家人有嗎？」有答案嗎？「沒有，也不需要有。」經歷了這一切，你覺得有神嗎？他說：「我覺得也不重要。我也接受了。祂們是我家人的一部分…」
一度四分五裂的家庭，在電影上映後，也有LINE的家庭群組了。陳璽文跟我們說：「成立群組的時候，他覺得自己跟別人一樣了，因為大家跟家人都有一個群組，現在他也有了。」
我們跟他要了群組的對話截圖，都是一些再瑣碎不過的事。比如盧盈良不知何故獲得一個頸掛式風扇，問哥哥要嗎？結果侄子也跳出來要禮物。姊姊在一串對話後說：「你們這樣很不行，都等我上班才開聊。」侄子回嘴：「妳偷玩手機抓到，扣薪水。」盧家人的家庭群組名，跟電影一樣叫「神人之家」，群組裡當然沒有神，但一家人能自如地互動，或許已是神蹟。
自殺諮詢專線：1925（24小時）
生命線：1995
張老師專線：1980
★《鏡週刊》關心您：珍惜生命拒絕毒品，健康無價不容毒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