兒少社工彥宇（化名）接過一件虐待通報：一位女童被父親打了一個巴掌，臉上有清晰的紅腫痕跡，女童來自單親家庭，與父親寄居在便宜的旅社。彥宇查了父親的資料，是一位刑案前科犯。在這樣的情況下，大部分的社工都會決定直接將小孩帶走，另作安置。不過，彥宇在這個案子裡看到不尋常之處。
【時代現場】長大還是不用心 成人ADHD的困境
會員專區新聞深探
注意力不足及過動症（ADHD）的孩子總是忘東忘西，大人常說他們做事不用心。醫療界一度誤以為，這種「不用心」長大就會改善。然而，晚近的研究卻發現，有6成以上的患者症狀延續到成年後。台灣估計有50萬名成人患者依舊活在「不用心」的狀態，他們僅有千分之一的人就醫。
這群不用心的大人為何集體消失在醫療現場？不用心的大人，如何面對比童年更嚴酷的成人世界？
成人過動 轉為注意力不足
父親說，因為女兒一直在床上跳躍，跳到最後嘔吐，並吐在他身上。想到女兒好動又講不聽，他才控制不住脾氣。彥宇沒帶走女童，反而約定要帶小孩去醫院做鑑定。
鑑定那天，一段短短20分鐘的車程，女童在行駛的計程車上不時要打開車門。到了醫院後，溜進櫃台把可以按的按鈕全按了一遍。不到1小時，搞得全院雞飛狗跳。最後診斷，女童是注意不足及過動症（ADHD），這是一種大腦發展的疾病，患者會過度好動、缺乏注意力。
彥宇幫女童父親申請了各種社福及醫療資源，他沒有責怪這位父親，反而跟他說：「這段日子，你辛苦了。」彥宇在女童的身上看見了自己。
他今年30歲了，小學時上課，老師轉身，他就立刻溜到教室外；作業寫不完，每天被老師留下來罰寫。直到21歲那年，他被診斷為ADHD，開始正式治療。根據估算，全台灣約有50萬名ADHD成人患者，在健保資料庫裡只有不到千分之一的患者在18歲之後有就診紀錄。
在奇美醫院開設成人ADHD特殊門診的精神科醫師黃隆正解釋，20年前，教科書上寫明：ADHD成年後，症狀會自然減輕到不易察覺的地步。晚近的研究卻發現，6成患者症狀會延續到20歲之後。加上台灣社會對精神疾病的忌諱就醫，很多患者大半輩子搞不清楚自己怎麼了。
70歲的前體育署副署長彭臺臨，是在62歲那年才被診斷出此症，他大概是全台年紀最大的ADHD患者：「我們那個年代哪知道什麼是過動症？」他一輩子被人說「脾氣差」「衝動」「心不在焉」，某次因小事動怒加上長期睡眠障礙，念特教的媳婦覺得有異，要他去看醫生，這才解開他一生混亂的原因。
黃隆正是台灣最早開設成人ADHD門診的精神科醫師，至今已近十年。他歸納這群成人患者集體消失在醫療現場的原因，除了對疾病的誤解外，成人患者過動的表現減少，大多轉為隱性的注意力不足，更難察覺。
承認病情 像替過錯找理由
此外，有些患者天生聰穎，一點點注意力便能應付學校功課，所以未有注意力的問題。彥宇認識的一位病友是直到寫論文這種需要高專注力的工作才去就診：「他英文單字只要看3次就記起來，太聰明反而很難察覺到自己有問題。」
這些隱身於人海中的成人患者，面對挑戰是比兒少患者更艱困的生存環境。他們首先面對的是需要專注力的職場生涯。彥宇26歲到社福機構實習時，發現自己沒辦法做行政事務，他當時負責核銷經費的業務，處理延誤，影響了一百多萬元的經費流動，「我那時才真的覺得自己需要幫助。」
他21歲診斷出此症：「有時狀況好，自己斷藥，狀況變差才又回去服藥。來來回回，並不是那麼接受自己有ADHD。」成人患者要面對如何看待自己與外界眼光的困境，常猶豫到底要不要在職場上坦承病況。
彥宇選擇不說：「我現在控制得很好，偶有失誤，但在可以控制的範圍內，我不希望別人因為我偶而一點的失誤，就放大解釋這是ADHD的問題。」他認為，貿然跟同事承認病情像是替自己過錯找理由，反而造成別人反感。
29歲的美術老師葉人華則選擇告知：「教育界對這種事比較容忍，ADHD的小孩他們見多了，成人不算什麼。」不過她也承認要不要告知的選擇跟職業別有關，有傳統產業一聽員工有ADHD，便找理由資遣。
工作瑣事 常造成職場衝突
大半輩子浸泡在公務體系的彭臺臨，對ADHD在職場上的困境更是深有同感，他講話直接，喜怒形於色。與長官們開會，常不自覺占著麥克風高談闊論，同事說：「你一直講，不知道的人還以為你是部長。」他直來直往，跟每任主管都吵過架，但他說：「這不是吵架，是意見溝通啊。」
某次當時的教育部長吳京召見他，原是有意升他為技職司司長，不料，一場意向徵詢被彭臺臨當成「意見溝通」，聲音大到祕書都問：「你們剛是在吵架嗎？」官場上的幾番流轉，彭臺臨這種硬脾氣一度被架空權力：「什麼都不能管，只能管這棟大樓的人有沒有在室內抽菸。」
現在，他坐在我們面前，手裡捧著一杯熱茶：「我現在跟人見面都要喝茶，脾氣要上來的時候，提醒自己先喝口茶，茶喝多了會上廁所，剛好去冷靜一下。」當官的時候，偶而要到立院備詢，面對立院各種舌尖嘴利的立委，為了平靜心情，他不時起身到走廊上甩手、來回走路。真正難受時，下班還會去跑步，邊跑邊痛哭流涕。
這些職場衝突有時來自非常小的事，外人習以為常的小事，對ADHD患者來說卻是如何努力也無法達到。像是建立表格、核銷經費、擬行政公文。
39歲的幼教老師吳迺慧，上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早療機構擔任教師，不僅要面對家長們對早療進度的要求，同時對內還要處理行政工作，她一時負荷不過，憂鬱症發作：「那段時間，走在路上就會不自覺掉淚，不斷有尋死的念頭。」
她小學就被診斷出病症，服藥一段時間，國中時，醫生評估斷藥，當時的主流認為，ADHD長大就會好。她從此沒再複診就醫，以為擺脫了ADHD。父母對ADHD持開明的態度，從不要求吳迺慧的學校成績。
生活出槌 自我責難變焦慮
也正因為家人待她如此正面，當她在工作上失意時，內疚感便排山倒海而來：「我爸媽年紀大了，他們一直擔心我的未來，我卻一直讓他們失望…」精神科醫師黃隆正解釋，ADHD患者長期活在挫敗的情緒裡，覺得再努力都得不到回報，不斷對自己失望，最後常演變成焦慮症或憂鬱症。
成人患者的千分之一就診者，大部分是因憂鬱與焦慮症來看診，才被診斷出ADHD。三十九歲的秦郁涵，直到近十九歲才被診斷此症，此前，父親對她期望甚高卻不斷失望，常對她說：「妳就是不用心。」這些責難也內化了她對自己的看法，加上成長過程，因為ADHD不懂得整理內務，位子和衣服髒亂，成績又差，她在學校成為被霸凌的對象。
這種外在對你有敵意，內在你也不懂自己為何如此的壓力交迫下，最終成了她日後憂鬱症的原因之一。
秦郁涵最後成為一位特教老師，現在正攻讀第二個碩士，她在工作上找到自信與成就感。不過，不是所有人都能這樣幸運。她遇過病友因長期找不到自信，不知道自己能做什麼，每天只有抱怨：「幾乎可以預見，學校畢業後，他很難找到工作，最後會一步一步走向深度憂鬱。」
這種自我責難還會發生在生活細節，成為無所不在的焦慮。
彥宇每天下班要花十五分鐘反覆檢查東西有沒有忘記帶，離開咖啡廳也要反覆檢查十分鐘以確認沒有任何遺漏：「一掉東西，我就會焦慮，擔心自己是不是狀況不好。」他曾買了一組AirPods，二枚體積不大的獨立耳機讓他很焦慮自己何時會弄丟，他每天小心翼翼收著，不斷檢查。用了四年，最後是因老舊而「壽終正寢」，他終於放心。
這種反覆檢視自己的生活，成為日常的折磨，偶而失足的自責卻又難以向外人解釋。彥宇深知自己注意力不足的缺點，做簡報時特別來回檢查了數字和表格的資料。結果簡報當天，四十四級字大的公司名稱打錯了。「他們一定覺得我不認真，但我真的真的很努力了，我不是故意，也不是不用心。」
衝動消費 成為卡奴月光族
挫敗的情緒和成長傷害有時以犯罪和物質濫用做為出口。美國統計，ADHD的患者，日後物質成癮的機率是一般人的2.5倍，成為刑事犯的機率也高於一般人。黃隆正在90年代，曾經小規模對台大雲林院區的美沙酮治療者做訪談和量表評估，發現有不少比例的海洛因成癮者是有ADHD的傾向。
事實上，2013年一名買姓少年從小被診斷為過動兒，因行竊進入少輔院（現為為少觀所），在睡覺時間不斷搖晃床架，引發其他學員不滿，最後遭人活活打死。他的父親是一名飛車搶匪，從小犯罪、喜好飛車，潛逃到澳門期間還拿過賽車獎項，疑似也有ADHD的傾向。
然而，不是所有的ADHD都會成為罪犯和成癮者，其中的差異關鍵是，ADHD的生命困境有沒有被看見，並進一步得到支援。其中，ADHD成人患者的困境便是很少被討論的，例如，幾乎所有的成人患者或多或少都有衝動消費的問題，因衝動購物揹上卡債的也大有人在。
吳迺慧有些不好意思承認自己是月光族，把錢都花在買繪本和桌遊。有時路上看到有趣的玩具，還會買來送學生。葉人華喜歡跳社交舞，網路購物車裡，永遠有滿滿的舞衣、舞鞋等著結帳。她很有意識不辦信用卡，形成一道阻止自己消費的障礙。秦郁涵則是把錢花在買書和買各種課程上，有些課要價上萬元，只上幾次便沒再去。最後，她給自己一個額度：「每個月只能花2千元在這些事上。」
雖然ADHD無法「痊癒」，但只要有好的生活訓練與醫療支持，仍可將之減低到最小的影響。只是，台灣醫療制度對成人患者仍有諸多不便。
ADHD用藥大略分為短效型的利他能，3小時服用一次；長效型的藥物一天只需服用一次。對成人來說，動輒8小時的上班時間，需要長效型藥物，不過健保一度不給付這類藥物，只給18歲前確診的患者。
醫療困境 長效藥物開銷大
秦郁涵專科時確診，每月還要花2千700元藥費，當時家人不支持她服藥。這筆錢對剛離家獨立的她是不小的開銷。目前長效型藥物從去年起僅開放二種，成人用藥的選擇有限。有些成人患者乾脆與熟識的兒少患者家長處取得他們未用完的藥。
醫療的不友善不僅於此。大部分成人患者只能求診於兒少精神科，一位患者便懷疑：「這些看青少年的醫生，真的懂我們在工作、生活上的困擾嗎？」少數幾位有口碑的醫生，則是滿診為患，要半夜排隊才掛得到。
黃隆正說：「服藥也不是萬能的，還要加上生活習慣的訓練。」目前成人患者沒有支持的病友團體，也沒有系統的專職心理諮商，黃隆正建議，患者可以找一位親近的人，給予協助與支持，類似生活教練的功能。
葉人華的媽媽便是類似這樣的角色，從葉人華小學時診斷此症後，媽媽便辭去工作，專心規劃一套適合ADHD的教養方式。葉人華書架上關於ADHD的書全是媽媽讀過的，上面密密麻麻做了註記。「小時候，很討厭我媽，但現在我很謝謝她，這樣盡力幫我。」
葉人華才說感謝，同時也有了抱怨。童年的生活教練不見得適合成年的她，媽媽「關心」她的男友，也「關心」她的打扮。有一年，葉人華修了流行的韓式厚重的眉毛，媽媽看不過去，硬拉她去社區的美容院，把她的眉修成柳葉眉：「我看鏡子以為自己是電視劇《玫瑰瞳鈴眼》走出來的演員。」
部分遺傳 父母患病不自知
母親也嘗試著要放手，建議她要出國看看這個世界。這次不放心的是她的父親，「我爸覺得我一定會死在國外，再不然就是被騙去荷蘭賣淫。」23歲到加州遊學3個月，父親也跟著去了。平常10次出門，有7次會忘記帶東西的葉人華格外小心：「我隨時檢查護照在不在，夜店的酒也不敢亂喝，我怕醒來真的被賣到荷蘭。」這次3個月，她只掉一次手機，已大為進步。
幼時，扮演照顧者的家長，面對ADHD患者長大成人後，有時比一般家長還更不易放手，於是衝突便更加激烈。更極端的例子是，ADHD有時是遺傳而來的疾病，父母也是患者而不自知。
彭臺臨在自己確診之後，回想母親應該也是跟他一樣的人。母親與鄰居吵架時，會領著家裡4個小孩，一起拿著掃把衝去對方家裡打人。從小把彭臺臨吊起來打的，不是軍人父親，而是媽媽。即便他成年了，媽媽搭他的車，一言不合，也不管車還行駛中，直接開門衝到車道上。親子關係一直很緊張。
2021年，媽媽臨終時，彭臺臨回想自己從小到大的事蹟，加上被診斷的病症，有感而發對媽媽說：「妳養到我這樣的兒子，應該也很辛苦吧？真的很謝謝妳。」媽媽看著他，默默流了眼淚。
ADHD患者的生命史充滿各種坑疤，但不代表這樣的病只帶來詛咒。吳迺慧不擅長行政工作，但創意十足，常做出令人驚奇的教具。彥宇的工作是沒有固定上下班的時間，又充滿變動的兒少社工，別人覺得是壓力爆棚，他卻適應其中。葉人華從小喜歡畫畫，在繪畫的世界裡沒有邏輯，也不必專心，所以充滿天馬行空的想像。
黃隆正說：「並不是所有ADHD都一定要看醫生吃藥，要看你所處的環境和社會位子。」一如所有人都有優點也有缺點，我們會因自己的缺點迴避一些不適合我們的工作，ADHD也是如此。葉人華比較樂觀，她說：「ADHD用不一樣的角度看事情，讓這個無聊的世界更有趣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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