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為自己哭番外篇】告與不告的政治哲學

那是1989年，解嚴後第2年，鄭麗君回想，說那幾年發生好多事件，第一個浮出心頭的，是4月7日的鄭南榕自焚。30年過去，為民主自由而消失的生命成了歷史記憶。

鄭麗君曾參與野百合學運，抗議地點在中正紀念堂，為威權而蓋的建築與廣場，也是爭取民主自由的地點。當年經歷社會運動的學運份子，隨著政黨輪替，一一躍居政壇。隨著體制變化，中正紀念堂的轉型，也由當年爭取民主自由的學運份子執掌。

我們以此提問，而鄭麗君也以嚴肅正經的態度回應，不過，可能是太嚴肅太正經了，訪談內容因此成了冗長的演講。

問：太陽花學運時，學生衝進行政院意圖佔領，遭政府提告，你擔任立委時，曾二度質詢前行政院長毛治國、張善政，希望能撤告，這件事一直到林全擔任行政院長，才終於撤告。為何你認為需要撤告？去年中正紀念堂遭潑漆，回復需要修繕費用，今年立委柯志恩質詢你，問文化部要不要告？你回應轉型正義需要的是和解。而在出席華視的關懷演藝人員春節餐會時，老藝人鄭惠中不滿你支持去蔣化，打了你一巴掌，有許多人認為此舉傷害了台灣民主，應該提告，但你沒提告，大家認為你態度太軟弱，為何你不提告？告與不告，對你來說反應的一種政治哲學嗎？

答：我質詢時，我是立委，我問的是政府，不是行政院長個人。鄭惠中事件時，我是政府，所以事件發生之後，我離開現場在車上的時候，我思考這個事件意味著什麼。

如果是個人的話，我跟他之間，就是個人遭受暴力攻擊，但是我現在的身分，我是政府，我身為政務官，我當下最大的責任，是避免暴力的再複製。

我知道這個巴掌背後，代表的是對轉型正義很深的誤解，這個誤解的來源，正是我們推動轉型正義的理由，這是我們對於一個傷痛歷史的冷漠跟不了解，甚至對傷痛歷史造成了二度傷害。

這也是為什麼我這2年要參與推動轉型正義。我們了解歷史的真相後，才能夠採取同理心去了解受難者與受難者家屬，跟他們的痛。唯有同理心，你才能理解，當時加害的體系是錯的。所以我們要修正當時的不正義，除了撫慰受難者、平反受難者，更重要的，是檢討那個體系為什麼會產生這個錯誤。

修正這個體系，是為了讓我們的民主更健康，確認我們這個社會背後，人權的價值是一致的，才能夠鞏固我們彼此價值的基礎。

如果民主沒有共同的基礎，就像房子沒有共同的地基，民主是會分裂的，永遠會處在不同歷史的記憶、不同的世界觀、不同的裂痕，跟對抗，所以才會產生那一巴掌。

所以我身為政務官、政治人物，更要去克服產生這一巴掌的社會結構本身。所以我選擇這個事件不是我跟他個人的暴力衝突，民主不容傷害，我希望對方更了解什麼是轉型正義。之後我有邀請他，有機會就去參觀人權博物館，我希望有更多對話。

我當時認為，我提告會聚焦在我跟他個人的暴力衝突。

因為也會有支持我的民眾，也會有跟他同樣立場的民眾，(我認為)不能夠對立下去。政治人物也不能怕這種對立，政治人物就是要引導對話，促進社會溝通，轉型正義就是要建立共同的人權基礎。

我希望行政院撤告，是因為太陽花運動是一種公民的行動、公民的訴求，何況太陽花運動的學生，其實並沒有採取人身暴力的攻擊，他是用占領的行動凸顯主張，所以我覺得政府應該正視公民行動。

我認為不應該把太陽花行動，跟巴掌行為放在一起。

我覺得政府有更高的責任，去帶領這個社會團結跟和解。所以我說，我們需要的是和解，和解不是和稀泥的和解，和解的基礎是真相跟公義，在正義的原則上的和解。

如果今天我不是政府，我是個人，或者受到暴力或汙衊的是我的家人，我會選擇使用法律途徑去守護我個人的名譽跟人身安全。

其實我擔任文化部長第一天，我就跟我同仁講，我們是政府，我們不要輕易罵人民，人民違法我們依法辦理，人民有對政策誤解，我們就澄清說明。我可以跟立委激烈辯論，但你看我對外的發言，我很少對人民或社會用激烈的言語，我覺得這是基本為政者的原則。

所以我在面對這個事件，我選擇我盡到我的責任，我才會心安。

民主轉型三十幾年，台灣還是年輕的民主國家，我們對於執政或持有權力，權力來源是人民的付託，你怎麼去行使，怎麼去扮演政府的角色，需要不斷思考跟反思。

問：大學時期參加野百合學運，當年學運的場所，是中正紀念堂。當年學運份子的你，成了文化部長，現在如何看待中正紀念堂？陳水扁總統執政，你擔任青輔會主委，陳水扁執政末期，有一連串去除蔣中正銅像的動作，後來這些銅像被移、被拆後，送到慈湖。當時的社會氛圍充滿對立，現在回顧，你怎麼看待？

答：其實中正紀念堂是人生的偶然。它之前是教育部主管，移轉到文建會，然後文化部成立（文建會、行政院新聞局、研考會合併成為文化部），歸在文化部底下。

我們年輕時在那邊抗議，我們現在負責中正紀念堂，然後《促轉條例》通過第5條，其實有很明確的威權象徵處置，包含拆或移除、改變，或其他方式處理，它的確克以主管機關去推動威權象徵的轉型。

但是對比，民進黨上一次執政，朝小野大，推動法案並不容易，以及社會長期的思考模式，大家把它稱之為去蔣化，或是拆銅像，這個是在事物的表徵，所以中正紀念堂轉型，我很強調不是去蔣化，是去威權化。

為什麼會有銅像？會有威權象徵？來自於過去威權統治時期，國家透過威權象徵，鞏固非經人民普選的一種正當性。第2個，過去威權時期，產生人權大規模破壞的事實，所以當我們推動轉型正義，還原歷史真相的時候，這些破壞來自於國家，來自於體系，我們必須去檢討，這個體系為什麼會產生。

而在民主社會裡面，我們就有一種更民主的思維跟能力，檢討我們要不要這個威權象徵？所以這並不是一個部長或一個政府來決定不要威權象徵，推動轉型正義，應該是我們社會一起來討論要不要有這個威權象徵。

從國際上來看，如果有一天台灣社會有共識，對威權象徵有適度的做轉型，不再崇拜威權象徵，那台灣就是一個更民主的社會。

所以我上任以來，花相當時間推動中正紀念堂轉型的社會討論。2年前，我宣布中正紀念堂要轉型，但是我們要從社會討論做起，用一種比較好的方式討論，不是叫囂的、對抗式的，是用審議式民主，我在青輔會開始推動的，促進對話，就是希望大家思考，真正珍貴的，是討論跟思考的發生，沒有禁忌，不同立場可以討論，大家一起決定怎麼轉型，我覺得這個過程就是社會對這個人權的再民主化，我們可以用最自由開放的心靈討論這個過程。

所以不是把銅像搬走一個很物理的事情。

再來，達成對中正紀念堂轉型的一種想像，我們文化部就會以這個想像來修法，因為中正紀念堂是一個行政機關，有一部組織法，所以當有一些朋友告訴我：「部長，你們應該快一點，趕快把銅像搬走！」其實我也跟他說，那部組織法，才是最大的銅像，無形的銅像。

因為那是國家用法律明訂要追思蔣公。

大家討論有共識，我們就提修法，修法循民主程序來完成，那代表我們用很民主的方式來推動，我選擇的路徑，就會跟我們上一次執政不同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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