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薪高風險，就算休假日也還是提心吊膽
2013年，詹淑芳接任大同育幼院安置服務督導之前，已在家扶基金會當了23年社工，但那天從育幼院下班後，她還是騎著摩托車一路哭回家，「育幼院的照顧團隊是很需要支持的，因為照顧的孩子有被家暴的、自閉症的、情緒障礙或智能障礙的…，所以他們看到我像是看到浮木一樣，我必須接住他們，可是我壓力好大。」
詹淑芳為我們說明，育幼院的照顧團隊主要是生輔員和社工，「生輔員是照顧孩子的日常、教他們生活，細瑣到孩子如果想長高進籃球隊，生輔員還會陪他就醫、吃中藥…；社工則是面對原生家庭、學校、社會局這些對外的部分，還要辦講座、營隊、連結資源。」
但不論哪一種，都是低薪、高風險，與疲憊。有一位台大畢業、具有十幾年資歷的社工，加入育幼院之後，薪資仍只有3萬多元，還有一位研究所畢業、擁有諮商師證照的生輔員，曾願意承擔風險，帶少女跟著教會去沒水沒電的國度服務14天，但她也在數年後離職。她告訴詹淑芳，政府不重視安置團隊的付出，這個體制讓人好無力。
在育幼院服務過數百位小孩的詹淑芳說：「以前來育幼院的大部分是經濟弱勢或失依的孩子，現在幾乎都是『難置兒』（轉換多次安置地點的兒少）。生輔員與社工沒人能倖免於被孩子飆駡和欺騙，甚至肢體攻擊，一個小家只要有一個這樣的孩子，我們就疲於奔命。」
曾經有身心障礙的孩子喜歡玩火，半夜會去廚房開瓦斯，點燃衛生紙往樓下扔（現已禁用明火），也有智能障礙的孩子，拿雨傘當降落傘從樓上往下跳，立刻送急診。詹淑芳坦言，「我就算休假也是提心吊膽。」每天晚上都需仰賴安眠藥，才能勉強入睡4個多小時。
「所以你問我人力比，不管是一比四或一比六，我覺得都不合理，合理的是同一個時段在照顧的現場，最好有兩個人。政府願不願意讓我們有這樣的比例？」
大同育幼院有2,300坪，以現有人力，即使裝了上百支監視器，還是無法知道在哪個角落可能發生著霸凌、自殘，更何況還有院外和學校這些他們看不到的地方。3年前，詹淑芳被壓垮了。那年，正處於性好奇階段的少年，發生了需要通報主管機關的事件；追問到最後，不論是否屬實或互相陷害，含學校與院外，總共通報了十幾起。
詹淑芳說，他們都知道孩子很渴求愛，「有的還會寫告白信給自己、假裝被愛。」但發生通報事件，對這些照顧的大人來說還是非常自責，團體諮商時所有工作人員都痛哭。
偏偏那年又遇到三年一次的評鑑。她嘆氣說：「我真心希望政府可以像導演、演員一樣來機構蹲點，隨時看我們做什麼，專家學者也都來跟我們住一下。不然紙本評鑑實在勞民傷財，只要指標一更動，我們過往整理的資料全部要重來，還不能用電子檔呈現，真的是要命。」評鑑完第一天，詹淑芳立刻提辭呈。
後來詹淑芳轉調澎湖的單位，大同育幼院還利用機構交流的機會，師生一致決定飛到澎湖邀請她回家。「有個大女生在育幼院從來不抱我，在澎湖時一見面就衝過來抱著我說：『督導我好想妳』。」
但身心俱疲的詹淑芳返回台北一年後，還是堅持提早退休，「我們大概三個月前會告訴孩子，讓他們開始有心理準備；因為那是關係的斷裂，容易勾起被拋棄的創傷。」詹淑芳離開前，每一個孩子都來對她說話，「叫我吃飽飽、睡飽飽、不要太累，『要像一個人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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