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天來上班，外面的椅子上坐著一個不想上課的少年，我跟他說：『早安！』他冷冷地看著我回：『X你娘！』」南投縣的陳綢兒少家園執行長徐瑜回憶說。
我跟他道早安，他近一個月都回：X你娘
當下徐瑜愣了幾秒，想著若罵回去，第一天就毀了；但要假裝沒這回事嗎？少年會不會覺得新來的大人很孬？「好，我就當作他不知道怎麼問候，我再對他說了一次早安，然後用逃的，真的是逃進辦公室。」
這樣的對話持續上演近一個月，徐瑜決定多說幾句，「我每天對你笑得像花一樣，你天天罵我，卻又固定坐在這裡不走，那我就當作你是在等我，這三個字就是你的『早安』喔…」接著，徐瑜對少年說：「X你娘！」
徐瑜當下很害怕會被揮拳，但少年看了她一會兒，冒出一句「神經病」，「哇，他終於有新台詞了。」
陳綢兒少家園是一個暫時替代家庭照顧6歲至18歲兒童與少年的安置機構，也就是俗稱的「育幼院」。孩子大多數是由縣政府社會局委託，少部分由司法體系轉介而來。這位早安少年，就是一位長期遭到家長虐待的個案。
只是在當時不合理的社福政策下，少年被迫在國中畢業前離開陳綢兒少家園。他在一堂藝術課裡，製作了一件T恤，模仿潮牌「極度乾燥」字樣，印了「極度難過」。離院前一天，少年穿著這件衣服在社工與生活輔導員面前走來走去，最後問了一句：「如果我再做一點壞事，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離開？」
徐瑜心疼地說：「孩子真的覺得，他是做錯事才來的。」少年被送回當初虐待他、並沒有變得更好的家庭，結果衍生出複雜的悲劇。
幫派闖入要人，我們肉身擋了20幾分鐘
會來到陳綢兒少家園的孩子，每個都有著身心的障礙或創傷，所以社工與生活輔導員（生輔員）要面對的養育難題，常常超過他們專業能負荷的範圍。
曾有位心智障礙的少年因在外界的挫敗感太重，用頭去撞櫃子的玻璃。當時只有徐瑜和一位150公分高的女社工留守辦公室，兩人緊急拉開失控的少年，死命地將他壓到地上，少年卻不斷用頭狠撞地板，「我們又要保護他的頭，又怕被他咬…」又有一次，幫派組織開了四台車闖進來要人，但小鎮的派出所人力不夠，竟要他們先頂著，「我們就肉身在這裡hold了二十幾分鐘，之後警察才荷槍實彈抵達。」
電影《失樂園》向陳綢兒少借用場地，有一天拍攝一場孩子在高樓崩潰吶喊的戲，「那天我們的工作人員在辦公室牆邊蹲了一排，每個都看到哭，我問：『哭什麼？』工作人員告訴我，這是他們唯一一次『不用擔心孩子真的會跳下來』，可以只是蹲在這裡看就好。我覺得，大家在哭的是那些無助時刻的自己。」
其實比徐瑜更早進入（另一所）安置機構的是她當時的男友、現在的先生。「因為人力不足，他常常要去幫生輔員代班，那時他一個人要顧18個孩子，有時帶孩子看醫生，要把很多孩子塞進車裡一起載出門…我對他的工作非常不理解，也非常憤怒，因為他要負擔很多情緒和議題，下班了仍然像在上班。」所以男友求婚時，徐瑜唯一條件就是他必須離職，沒想到男友為愛妥協後，換她踏進來，「有時會覺得，為什麼我們的工作沒辦法支持一個人在他熱愛的崗位上。」
想逃卻沒逃，只為孩子回來時有認識的人
安置機構這個崗位，政府訂出的人力比是一比六，每六位孩子配置一名工作人員，由國家負擔人事費。但工作人員不可能24小時、一整年不休息，所以機構得再募款補足二至三倍的人力輪班。有一位社工受訪時就無奈表達，「安置機構的存在，其實是在幫這個國家養孩子；但國家好像覺得，我們是慈善機構，它『補助』我一部分人事費，其他就自己想辦法。」
在兒少家園工作十餘年的徐瑜，會帶著家園的孩子報名路跑，因為那是家園孩子少數有機會能上台領獎的時刻，也可以讓他們在學校與家園兩點一線的生活之間有些變化。有一次她帶著當時七歲的兒子一起參加，聽到一位家園的哥哥問兒子：「我們小家還有空位，你要不要來住？」兒子問為什麼？哥哥說：「你來這裡住的話，看到你媽媽的時間比較多喔。」
好奇徐瑜為什麼能在這高強度的工作上做這麼久？徐瑜說，其實她常常都想放棄，「我比逃跑的孩子更想逃跑。」但前兩天她才跟一位同期的夥伴聊起，「我們的信念都是，如果孩子回來，這裡要有一個他認識的人，這樣的『家』才有歸屬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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