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劇本的同時，曹仕翰開始書寫關於個人成長的散文，後來集結成《長鏡頭》一書。「「除了以寫作複習記憶，我也整理老照片和家人聊天。有一次問媽媽記不記得當年『燒符水』給我喝的事，但她竟然忘了。我現在回想，覺得那是因恐懼而有的行為，因為那時她既擔憂父親的工作，又怕我出事，只能以這種非理性的方式求心安。」
整理老照片時，曹仕翰也發現「國、高中時期我和家裡關係不好，基本上很少跟父母一起出遊或活動，所以照片裡面多半沒有我，等於有一段時間我在家裡有點像『缺席的兒子』。透過照片，我也知道原來我不在的那段時間，爸媽做了什麼、過什麼樣的生活。那時候我開始回憶和父母的情感，以及過去彼此的無法理解與衝突，像是用青少年角度重新梳理，看自己跟父母的關係、也重新回望1996年。」
後來電影企劃案申請到輔導金、也找到投資者，但開拍前卻爆發新冠疫情，只得暫停，沒想到接著投資者撤資，好不容易有機會拍攝的電影陷入停擺。備感失落的曹仕翰安靜沉澱後，又重修劇本。起初他因市場考量，在劇本中放入跆拳道元素，希望藉體育題材拉近與觀眾的距離，但後來決定往更個人化的方向走，專注在主角的交友、學校與家庭。
看過《南方時光》至少7、8版劇本的易智言指出，劇本從「人物」或「戲劇」的角度寫，是不一樣的。從「戲劇」來寫需要很多情節設計、也較商業化；從「人物」來寫較個人化，但人物的寫實性也提高。他強調：「第一部電影劇本應該寫最關心、在乎的事，因為原始的創作初衷可以帶你度過所有困難。如果是相對妥協的劇本，困難反而會放大。」易智言的分析，讓曹仕翰對電影從劇本、選角到製作的走向更篤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