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討論「人口學」對台灣很重要？

鄭力軒／政治大學社會系教授，本文為《人口學： 牛津非常短講016》（左岸文化出版）引言

人口學是現代社會的重要一環。現代國家需要透過對人口的充分掌握與估計來進行包括軍事動員、財政、社會福利、公共衛生等工作。唯有掌握人口動態，國家方得以徵稅徵兵，投入國家間的對抗與競爭。人口的變遷也深刻改變了社會生活的基本預設。台灣人口學先驅陳紹馨教授早在七十年前就指出，唯有不再將人的生與死視為天命或神意所致，而是視之為可以透過社會集體改變的課題，才會產生改善死亡率或是降低生育率的集體行動，進而帶來人口轉型。在此同時，唯有當人們不再擔心自己或自己子女隨時會死亡，將個體生命的持續視為一個生活中理所當然的前提時，也才能讓社會文化更進一步發展。從知識的發展而言，人口學的發展一方面需要近代的數學觀念，另一方面也需要詳實完整的人口資料，兩者都需要現代教育與行政體制的高度發展，可以說人口學的出現是現代社會科學的重要里程碑。這本小冊子兼顧了歷史的縱深與題材的完整性，提供了相當清晰的介紹，筆者僅就台灣的脈絡做一些補充。

台灣的人口與現代人口學的交會

台灣的人口現象在人口學的過程中具有相當特殊的地位。首先，在十八世紀歐洲學人開始關注人口現象時，早期傳教士對台灣原住民各種生育習俗的紀錄，特別是關於西拉雅墮胎的習俗，成為西方思想家理解「原始社會」人口控制方法的重要素材。陳紹馨教授在一九三五年所發表的〈西洋古文獻所呈現的台灣〉（西洋古文献に現はれたる台灣）即整理西方歷史上提及這些議題的論著，而專研台灣原住民歷史的人類學教授邵式柏（John Shepherd）也於一九九五年發表Marriage and Mandatory Abortion among the 17th century Siraya一書，一定程度延續了歐洲學人在十八世紀所感興趣的西拉雅人口現象。

日本統治時期透過普查以及其他詳盡調查所建立的人口資料，也讓台灣的人口現象成為國際人口轉型研究的重要素材。除了日本政府與學者所進行的各項分析外，這些資料也引起了美國人口學者的興趣。普林斯頓大學重量級人口學者Irene Taueber，早在二戰尚未結束的一九四四年時就發表〈Colonial Demography: Formosa〉一文，討論台灣人口資料與現象的重要性。一九四八年Irene Taueber與人口轉型研究大師Frank Notestein來台，與台灣政府與學人建立聯繫而開始使用日本時期的人口資料，開展一系列研究。代表作是由普大畢業的George Barclay在一九五四年所發表Colonial Development and Population in Taiwan一書，完整地呈現了日治時代台灣人口的變遷，特別是指出一九二○年代以降台灣成年人死亡率大幅降低的重要現象。在這本書的序言中，Frank Notestein特別指出台灣封閉人口的特徵足以作為人口轉型研究的實驗室，凸顯出對台灣人口資料的重視。在此同時，與這批學者互動密切、台灣本土出身的陳紹馨以及中國大陸出身的陳正祥兩位學者也利用日治時期人口資料發表一系列論文。而陳紹馨日後影響力巨大的〈中國社會文化的實驗室——台灣〉一文，也是建立在台灣人口資料在社會科學上的重要價值。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期國際人口轉型相關研究正起步，而流行病轉型等概念尚未誕生，台灣人口學的先驅研究已有類似的洞見，與國際相較毫不遜色。近年在中研院歷史人口計畫的推動下，包括楊文山、葉高華等學者都持續利用日治時期人口資料進行許多相當重要的研究，可說一定程度上傳承了這個知識關懷。

台灣人口現象與國際人口學的第三個重大交會則是一九六○年代所展開的家庭計畫。這個時期，發展中國家在死亡率快速降低但生育率仍然居高不下之下，人口快速增長，人口爆炸成為各界擔憂的重大問題，而由國際機構開始在發展中國家推展節育以抑制人口增長，而台灣家庭計畫是其中最成功的案例之一，台灣經驗也成為學術上的重要案例。在這個階段，一方面美國以密西根大學以及俗譯為紐約人口局的Population Council以台灣作為推廣家庭計畫與人口研究的重要基地，另一方面在台灣方面則是在孫得雄、張明正等學者的參與下，對台灣人口特別是生育率的變動進行詳細的研究，這個歷史過程在孫得雄等學者所著《台灣的人口奇蹟——家庭計畫政策成功探源》中有相當完整的討論。在台灣家庭計畫高度成功以及國內外學者豐富的研究成果下，台灣的人口資料與現象成為國外人口學課堂，特別是生育率研究必讀的議題。一九九三年美國人口學會會長Albert I. Hermalin就相當罕見地以台灣人口現象為就任演說的主題，而形式人口學大師John Bongarrts對於生育率步調效果（tempo effect）的開創性論文，也是以台灣的資料作為驗證估計方法的基礎，顯示出國際人口學者對台灣人口變遷與資料的嫻熟。

隨著台灣人口轉型完成，國外學者也逐漸將相關研究興趣轉移到其他國家。而在此同時，台灣自身也已形成高度專業化的人口學社群，包括生育、死亡、高齡化、遷移、人口推計、數學人口模型等諸多人口學課題都有相當優秀的專家以及豐碩的成果出現。可以說當代台灣人口學的發展仍然方興未艾，在高度與國際接軌下走向更成熟健康的學術環境。

人口學在當代台灣社會的意義

除了知識的發展外，人口學在當代台灣社會中有甚麼意義？筆者認為，除了專業知識的發展外，人口學的基本概念以及對台灣人口的基本知識，應當成為當代必備的公民素養，做為台灣社會自我理解的重要基礎。首先，當代台灣社會所面臨最巨大的問題之一就是少子高齡化，隨著台灣人口已邁入負成長的階段，對諸多政策領域產生了前所未見的衝擊。除此之外，人口學的思維，也就是關注年齡、世代、生育與死亡等變數的影響，也在許多公共政策議題上扮演關鍵角色。舉凡健保與年金的規劃、疫苗風險的評估、教育政策的規劃，勞動力市場政策乃至於都市計劃與住宅政策，無一不需要建立在對人口現象的掌握上。即以疫情期間疫苗政策為例，大眾對於疫苗副作用的過度恐慌，除了媒體的推波助瀾外，一定程度也來自於對高齡化下死亡現象的陌生。同樣的，在年改、勞保與健保等各項保險的爭論中，年齡結構所帶來財務負擔的變動，也是鮮少被討論的議題，而淪為各方的喊價標的。二○二四年台灣人口學會發表公開聲明，呼籲政府應效法日、韓設立跨部會的人口專責組織，凸現出問題的急迫性以及人口學的當代重要性。而台灣作為民主國家，公共政策的形成早已無法透過上而下單向的灌輸，也必須仰賴公眾對相關人口問題有一定程度的理解，人口學知識的傳播更為迫切。從這角度來看，提升社會整體對人口現象的認識是一個日益迫切的課題，這本小冊子提供非常好的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