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傑客/國際關係博士
7月26日是罷免案投票日,投票已然結束,無論結果如何,連日來的政治動員也告一段落。這場罷免,表面上是制度中合法正當的程序運作,但其實更像是一場社會情緒的集中投射。
有人對政策不滿,有人對立法院的運作感到憂慮,也有人對整體政治文化深感失望。例如,對於關心國會監督行政權限的選民而言,看到公共預算遭遇過度凍結或刪減,導致行政機關推動政策受阻,容易產生挫折與質疑。制度性的制衡原是必要機制,但當「程序」變成政治動員的工具,當「判斷」充滿操作痕跡,選民對整體體制的信任自然也隨之流失。這樣的情緒,是可以理解的。
於是乎,不同的人,帶著不同的理由與情緒,走向投票所。情緒要找出口,也就擠壓、甚至淹沒制度原本設計的初衷。
但我們也需要回到制度本身的初衷與設計理念。政治學者 David Easton 曾將民主定義為:「一個制度化地透過定期、公平、具競爭性的選舉來選出最高決策者的政治體制。」這種觀點屬於「程序性民主」,與 Joseph Schumpeter、Robert Dahl 等人觀點相近。他們認為,民主的核心並不在於政策結果,而在於是否建立起一套制度化、可預測、週期性的權力更替機制。Dahl 更進一步指出,民主應具備「有效參與」、「投票平等」、「受控議程設定」等條件,讓人民得以公平參與決策。
從這樣的觀點出發,定期選舉是一種常規授權的制度設計,而罷免,則是作為民主保障中的「例外條款」,目的是彌補重大偏離民意時的機制補救。然而,罷免這個制度性手段,原本設計得更適合針對民選行政首長。行政首長職權集中、施政風格強烈、決策責任明確,若其施政失誤或背離多數民意,自然應承擔直接政治後果。反觀立法委員,作為在合議制中僅佔一席的代議士,職責是參與集體討論與表決,並非單獨決定政策。他們的表現應交由政黨輪替與期中選舉機制來衡量,頻繁動用罷免反而可能導致政治動員失焦、制度信任流失。
從另外一個論點來看,學者 Larry Diamond 也提醒我們不能將民主僅視為投票機制。他指出,民主不只是選舉,而是一整套包含法治、水平問責,與活躍公民社會的制度架構。當一個社會雖有選舉制度,卻仍感到政治信任崩解,那反映的不是民主制度本身失靈,而是其制度運作與社會期待之間的落差。
這段落差,也是我們在這次罷免案中所感受到的問題所在。
畢竟,真實的政治場域從來不是理論模型中的理想情境。雖然民主強調制度正義與責任對應,現實社會中的情緒反應與理解方式,往往無法如此精準地對應制度設計。立法院作為政黨攻防的主戰場,在媒體與社群平台的長期聚焦下,常常被刻劃為「只會吵架」、「效率低落」的負面印象場域。制度改革難以快速修補這些印象,但罷免卻提供一個可以立刻行動的出口。
因此,對於立法院整體的不滿,便集中投射到個別立委身上。一項原本作為糾偏工具的罷免制度,在情緒與象徵需求的壓力下,被轉化為對整體體制不信任的政治儀式。這不是制度本意的偏離,而是社會脈動的真實展演。我們若只是訴諸制度設計的原意,恐怕難以回應民眾此刻的失望與焦慮。
這段期間,朋友們對罷免案的看法不盡相同。有人堅定支持,有人觀望遲疑,也有人表達倦怠與無力。但真正困難的,並不是立場的差異,而是我們是否還願意在彼此不一致的看法中保有尊重與對話的空間。同時,我們也不能忽視,在我們內部爭論、撕裂與消耗的同時,對岸那個從未放棄以武力統一台灣的政權,仍冷眼旁觀我們的一舉一動。這不是恐嚇,而是現實。台灣若要成為堅實的民主社會,完備程序民主與實質民主,不只是需要投票箱,更需一個能接納差異、化解撕裂、維繫信任的民主文化。內部鞏固,我們才能共同面對外在的政軍經風險。
罷免投票已結束,衷心期盼在政治激情過後,大家都能收拾彼此的信任與善意,我們需要更多的對話與理解,共同繼續走下去。
因為這座小小多山的島嶼,我們都在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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