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德專欄：沈伯洋沒說不代表不存在──反認知戰不是「疑神疑鬼」

李志德 / 資深記者

大罷免結束，幾位政治評論家把檢討的矛頭對向民進黨不分區立委沈伯洋。其中一位讓我非常尊敬的評論家，把沈伯洋經常談論的「認知作戰」，批評為「疑神疑鬼」。示警認知作戰是不是「疑神疑鬼」？在今時今日的台灣「疑神疑鬼」，是弊大還是利多？而怎麼樣才能「不疑神疑鬼」？這些都有必要仔細談一遍。

「網路自由」成為中共單向輸出的極樂平台

近幾年沈伯洋的名字和「認知作戰」畫上了等號，不管他在智庫「民主實驗室」、創辦黑熊學院，到受邀出任不分區立法委員，對抗認知作戰一直是他關注的核心，「（中共）認知作戰」這個詞，也隨著他的知名度提高，而被更多台灣人知悉。

但一個概念因為沈伯洋而廣傳，不等於這件事在沈伯洋出聲之前不存在。台灣部分媒體「尋租」的問題由來已久，中共統戰部門在部分媒體下編業稿，或者以其它利益交換媒體在特定議題上噤聲、淡化，至少在2009年前後就可以找到明顯的案例，例如媒體機構和中國電視台合製戲劇，或者獲准在大陸市場發行後，批評中共的新聞就明顯減少。至於參與高層統戰團，或者媒體負責人直接表態「兩岸都是中國人」的，那就更不用說了。

到了近十年，民主國家信守的「網路自由」和「言論自由」成了中共政權單向輸出統戰外宣的極樂平台，中共一方面把自己的網路封死，一方面大肆利用網際網穿透民主國家的邊界，繞開管制或監理發送外宣。在台灣，例如2019年7月的「紅色網媒案」：中共官方媒體「中國台灣網」刊出一篇名為「今日蔡當局霸道拔『管』，明年民眾輕鬆拔『蔡』」的評論，台灣有23家網媒一字不漏照刊，連簡轉繁的錯字都不改。

同樣的手法不只在台灣發現，2023年11月，韓國國家網路安全中心（NCSC）發佈報告，揭露了18個冒充韓國本地媒體的韓語網站，這些網站平時發布免費或疑似有償新聞，但遇上兩韓、中韓、韓日、韓美關係等議題，立場一面倒向中國。同一時間，義大利一家報紙也發表了類似的調查報導，揭露義大利網域內的6個可疑網站。 2024年2月，加拿大「公民實驗室」跟進發表了一篇名為《紙牆》（PAPER WALL）的報告，全面追蹤、揭露超過120個類似的網站，遍布30個國家，它們都使用中國公司的網路空間，可追蹤到全由深圳一家公關公司營運。

福建媒體集團發百條短影音抨擊台積電赴美投資

現今，中共網路輸出統戰的手法再進化，最值得警惕的就是TikTok、小紅書等app，經營它的名義上是民間公司，但其組織、人事、財務和技術，沒有任何部分可以不受中共控制。筆者先前服務的「亞洲事實查核實驗室」（與「台灣事實查核中心」屬不同機構）曾經發表過個案研究：今年三月，台積電宣布赴美投資，中國福建媒體集團旗下八個TikTok帳號，一周內發送超過百條短影音，在可以辨認來源的99則中，百分之70以上轉發或重製了台灣媒體或評論員自媒體人批評賴政府的內容。足以證明在台灣發生重大政治爭議時，TikTok明確扮演著「反對黨擴大器」。因此筆者也毫不懷疑，當兩岸爆發「灰色地帶衝突」時，TikTok必定帶來著巨大的國安衝擊。

前述這些案例，很長時間是「房間裡大象」，台灣政治、傳播菁英視而不見。這是沈伯洋的「疑神疑鬼」可以在幾年內引發一大部分台灣人共鳴的重要因素。

身為曾經的事實查核工作者，的確，「疑神疑鬼」是新聞查核的起始而非完成。接下來該做的是追蹤、查核、溯源，回答這幾個問題： ● 傳言的內容是否真實？

● 如果是意見，它的根據是不是事實？

● 傳言或風向的源起是中共官方或官媒嗎？

● 中共官方或官媒有系統性地推波助瀾嗎？

● 或者傳言或極端意見純粹只為搏一陣商業流量？

這是媒體該跟進的工作，特別在商業經營環境敗壞的情況下，公共媒體有義務投入資源，對可能由中共操作的假訊息監看、查證、指認及揭露。沈伯洋「疑」得對不對，查證後才可能知道。但如果政府和公共媒體不投入資源，不能證實或證偽，這是政府政策的疏失，而不該去指控示警者無地放矢。

例如民進黨政府推動《數位中介服務法》立法半途而廢，使現今政府失去了對抗中共以網路進行統戰的重要最重要法律工具，台灣的在地協力者在網路上與中國官媒協作，甚至代為生產內容，政府連行政管制的工具都沒有，這是應該怪沈伯洋「疑神疑鬼」，還是更上層的政治領袖錯誤決策？

別對自己的駐紮兵團開槍

更何況，黑熊學院倡議的是公民查證新聞或OSINT（開源情報）的調查。在這樣的理念下，任何事都可以被查核，包括沈伯洋自己提出的指控。沈伯洋講錯了，專業媒體或者公民跟進的查核可以糾正他。不能說沈伯洋講的可能有錯，所以應該閉嘴。這就像民意調查，做民調不可能次次都中，如果有幾次不準了，就不該再做民調了嗎？

在這波論戰中，有位資深政論家談到了情報機構的角色。但我要說，這些工作，國家情報機構當然應該做，而且我也相信情報機構正在做。但這不能取代媒體、NGO或者智庫的角色。國家情報機構的報告，最終上呈給政府高層做為決策依據，而且可能觸發公權力作為。但媒體、NGO或智庫做的只能是監看、查證、指認和揭露，最終要如何「識」、「讀」這些資訊，還是取決於民眾自己。

最後，筆者要說，對抗中國對網路資訊的操弄，台灣政府投入的資源是太少而不是太多；對於「認知作戰」的示警，決策者的漠視可能遠遠超過「疑神疑鬼」。相對於中國的強大攻勢，台灣現今對錯假新聞、中共外宣的監看、查核、指證、揭露，幾乎只靠少少的查核機構和NGO以極為單薄的人力來執行，能做到日復一日在城頭守望已經萬幸，遑論出城調查。所以退一萬步，有權力、有聲量的政治人物，即使不了解這項工作的重要都不要緊，至少不要在背後對自己的駐紮兵團開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