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維安（國立陽明交通大學榮譽教授）
跨族群收養是台灣社會中常見的現象，並對族群邊界和認同產生影響：
跨族收養：他者變成家人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客家文化研究所教授林淑鈴指出，跨族收養比異族通婚更能鬆動族群邊界，特別是當客家孩童被原住民家庭收養時，其原有族群認同容易隨生活環境而轉變。
在台灣，相較於漢人，平埔族在收養他族孩童上展現較高的包容性。收養行為背後的動機多元，收養家庭通常因無子而收養，而送養方如客家家庭，常因子女眾多、經濟壓力或命格等文化因素而選擇送養。
歷史上，原住民與漢人間存在多層次的互動，包括收養與通婚。像泰雅族在清代與日治時期收養漢人孩童，即反映原漢間人口與文化的頻繁交流。這些行為可能出於部落傳統、資源交換，或社會策略等多重因素。
族群認同會因跨族收養而變得流動。年幼被收養者往往更容易認同收養家庭所屬族群，即使有客家血緣，亦可能因生活脈絡被認定為排灣族或其他族群，呈現出多元族群認同的情形，可知，語言雖然重要，但並非認同的唯一依據。
被收養的客家人 排灣與泰雅部落中的認同故事
以下是一些台灣原住民收養客家人的具體案例，劉女士的經歷是其中一例。她原出身於中堆的客家村，因父母雙亡，在三個月大時被排灣族佳平村的大頭目家庭收養。其養母因無子女而決定收養她。儘管劉女士年輕時仍認為自己是客家人，並與親兄弟保持聯繫，也回家參與父母喪禮，但她在排灣族部落中成長的歷程，使她最終穩定地扮演大頭目的角色，積極承擔文化傳承任務。此一情形充分顯示族群認同的流動性，即便無排灣族血統，她最終仍融入並認同該族群，形成多元身份。
另一個案例是陳校長。他的親生父母同樣為客家人，但因命格不合與家境困難，自小被送養予一位無子嗣的排灣族警察。自幼在排灣族社區成長的他，雖曾歷經自我懷疑，卻在成長過程中逐步確立了排灣族認同，並於法律上登記為該族群。
日治時期的戶口調查顯示，平埔族家庭在埔里烏牛欄庄曾收養客家子女，包括兩名客家「螟蛉子」與兩名「養女」，展現平埔族群收養的實務與文化包容性。
第四個案例是，有泰雅族耆老回憶提到，桃園龍潭銅鑼圈一帶，原住民部落曾將被遺棄在米缸的客家嬰兒帶回撫養。該嬰兒後來娶了泰雅族女性，並成為當地最大家族的祖先之一，呈現原住民族群在收養過程中與客家人建立的深厚文化與血緣連結。
這些案例揭示跨族收養不僅是個人經歷，更是族群互動與認同再造的歷史現象。
成為誰的孩子？ 收養、身份與族群邊界的重構
關於被原住民族收養的客家人，其族群認同的形成涉及個人經驗、社會環境與文化互動，是一個複雜且多元的過程。有些研究指出，這些個體未必會完全被同化，而其生活經歷與所處的時空背景則在認同建構中扮演關鍵角色。
首先，對於被收養的客家人而言，單一且固定的族群認同並非必然。他們在不同的社會情境中，可能根據當下的需要與歷程，逐步發展出多元甚至並存的族群認同。
以陳校長為例，他雖為客家人後代，卻自幼由排灣族家庭撫養成人。在青少年時期得知自己身世時曾歷經認同上的困惑，但最終仍選擇以排灣族為自我認同，並受到部落的接納。這個案例說明，被收養者雖具備特定血統，仍可能因生活經驗而認同他族文化與身份。
進一步來看，許多在原漢混血環境中長大的個體，如因通婚或收養而形成的雙族裔，往往在族群認同上游移於兩者之間。他們可能面對主流與非主流文化的拉扯，但不必然選擇其中一方，而是採取融合策略，同時維持自身文化認同與主流社會的連結。
影響族群認同的原因多樣，收養家庭與部落社會的眼光是一個因素，以陳校長為例，儘管養父將其視為親子對待，部落內部成員仍曾因其外貌不同而質疑其是否為真正的排灣族。這顯示原住民社群對於族人認同的判準，可能結合文化教養、血緣及外顯特徵等多重因素。
原生家庭的影響，是另外影響族群認同的因素，當客家子女因母方為原住民而取得原住民身份時，父方家庭可能會產生「忘祖」的焦慮，擔心祖先祭祀斷裂、客家文化失傳。由此可知，客家原生家庭多重視姓氏與祖先崇拜的延續，對於子女選擇非父系族群作為認同對象可能心存焦慮。
制度影響則是另一個因素，原住民身份在台灣與各種文化與社會資源分配息息相關，包括教育、就業、社福與土地等，成為身份選擇的現實考量。從歷史與社會文化的角度來看，族群身份的認定具有一定的彈性。
例如桃園、新竹一帶的泰雅族部落中，過去有客家人因通婚被納入部落族譜，經過幾代後，其後代已完全融入原住民族群，被視為「山地人」。這種接納機制亦可延伸至收養情況，尤其當收養的子女在原住民社群中成長並與其文化融合時。
整體來看，被原住民收養的客家人之族群認同，是一個由個人能動性、收養家庭文化薰陶、社群接納態度及原生家庭期待等多股力量交織而成的動態歷程。
從被收養到再認同 族群身份的適應與選擇
研究顯示被跨族收養者並非必然會完全被同化；相反，他們經常在多元身份間游移，族群認同往往由個人的生命經驗與處境所塑造，而非僅依賴血統、語言或風俗。例如，劉女士自幼被排灣族大頭目家庭收養，雖無排灣族血緣，卻最終承襲大頭目之位，並熟練掌握排灣語與文化。同樣地，陳校長在被排灣族家庭撫養成人後，最終自我認同為排灣族，並在法律上確認此身份。
語言與文化是重要因素。多數被收養者幼年即進入養家，語言與日常文化習慣會傾向與養家一致，進一步影響外界對其族群身份的認知。例如，一位被閩南家庭收養的客家女孩因使用閩南語而被視為閩南人。這種文化上的適應常見對身分的猶疑與主流文化壓力下的認同協商。
跨族收養背後往往存在多重動機，其中經濟因素尤為常見。許多原生家庭因經濟困難、子女過多或無力撫養而選擇送養。而收養家庭，如劉女士與陳校長的養家，多因無子可養而選擇收養。
被原住民族收養的客家子女，往往在家庭中獲得類似親生的對待，例如陳校長與劉女士皆受養家視如己出。然而，族人的對於其外表的態度，可能強化文化教養與血緣之間的張力。歷史經驗顯示，原住民族社會具有一定程度的「社會吸納性」，特別是透過在地參與與公共服務，而可被部落視為「自己人」，顯示部落對身份的認定常涉及文化參與與社會實踐的層面。
被原住民族收養的客家人的族群認同是一個多面向、充滿流動性的社會現象。其形成過程交織著被收養者的主觀能動性、收養與原生家庭的文化期望、部落社會的認同邏輯，以及制度環境下的身份策略。這樣的認同不僅因時而變，更反映出台灣族群關係的歷史深層與現代挑戰。
跨族收養 多元因素影響客家認同變遷
在台灣，跨族收養相較於異族通婚更容易鬆動族群邊界，尤其當客家兒童自幼進入原住民家庭，其語言與生活經驗往往促成認同的轉變。這類現象常見於桃竹山區等族群交界地帶，過去因生存與經濟考量，原住民族與客家人之間存在通婚與收養的歷史互動。這些基層實踐反映出族群融合並非僅依官方分類，而是來自地方的生活安排與社會協調。面對多元環境，收養家庭的文化認同策略也更為彈性，族群歸屬因人而異，顯示認同是生活經驗與文化選擇交織的結果。
綜合而言，被原住民族收養的客家人，其族群認同並非一成不變，而是深受個人生命歷程、原生與收養家庭的文化引導、部落社群的接納程度、制度與政策的影響，以及社會刻板印象的交織作用所形塑。這樣的認同既可能是多樣的，也可能隨時間與情境而流動，是台灣族群互動中極具啟發性的重要議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