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永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以下簡稱安永)表示，從經濟、環境、社會三層面出發，將生態旅遊多樣性、循環性二大策略注入旅遊市場，極有可能是國旅能否突圍的關鍵。
根據安永蒐集的資料顯示，不少人抱怨臺灣老街、夜市同質性高、沒特色，其實，早在疫情前立法院交通委員會關注國旅發展，就有立委指出2015到2018年臺灣就多了80個彩繪村、建了13座天空步道，重複性高，無助永續發展。近期更有立委直指國旅同質性高缺乏特色、品質待提升、缺乏數位應用、交通整合不佳等問題。
安永永續確信及碳資產管理服務負責人林孟賢指出，從經濟、環境、社會三個層面來看，發展生態旅遊應是解方之一。經濟方面，生態旅遊可為偏遠地區帶來旅遊收入 與就業機會，活絡當地產業經濟；環境方面，旅遊收入再投入自然保育，可提升保育區管理的自給能力；社會方面，可促進當地文化保存、增強居民對地方的認同感，透過社區參與機制（如社區導覽、手工藝產業等）賦予居民更多自主性，成為旅遊價值鏈中的核心角色。
林孟賢指出，生態旅遊具有多樣性、循環性二大利基，除了可改善國旅同質性高等瓶頸，也是實現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SDGs）中「永續消費與生產模式」、「氣候行動」與「減少不平等」等目標的重要手段，在當前全球追求永續發展的趨勢中，扮演著促進轉型與價值導向的關鍵角色：
一、多樣性策略化解國旅同質性：
臺灣多樣的自然景觀和豐富的生物多樣性，擁有得天獨厚的生態資源，對國內外遊客都具有極大吸引力，但臺灣生態旅遊景點分散且規模較小，資源不易整合。對此，去年底成立的「臺灣生態旅遊與地方創生聯盟」，透過聯盟合作吸引65個社區共同參與、規劃精選遊程，對商家而言，可以提升行銷效果，對於遊客，可以透過統一的平臺 獲取生態旅遊資訊，體驗到有機小農、文史工作者及在地民俗活動等多樣化的內容。
二、循環性策略提升社區韌性：
生態旅遊強調「循環性」，國內外皆有成功案例值得參考。例如，哥倫比亞的 Mesetas 社區，原為內戰後的衝突熱區，在NGO與社區合作下發展觀鳥與再造林導覽，成功將觀光導入保育與和平轉型，旅遊所取得的收入 不僅支撐自然保護與基礎建設，更強化居民對和平與土地的連結，形成「保育即重建」的正向循環。
在臺灣也有知名案例，墾丁國家公園成立時，社頂部落的賣店被徵收，居民違法在墾丁大街擺攤又被警察開罰，居民與公部門矛盾難解，後來在屏科大團隊進駐輔導後，部落找到發展方向，不僅獲得「國家環境教育奬」殊榮，也成為臺灣發展生態旅遊的樣版之一。
林孟賢認為，若能將生態旅遊策略制度化，並納入國家旅遊政策與在地社群能力建構之中，有助於國旅增加「多樣性」選擇，同時也可協助旅遊業降低碳排壓力，從傳統的「消耗型經濟」轉型為「再生型經濟」。此外，生態旅遊作為一種「小規模、多重效益」的模式，對環境保育、貧窮減緩、性別平等、社區賦權與氣候行動等多項SDGs目標具有連動效果，可為處於開發中、自然資源豐富但治理能量不足的地區，提供務實且具地方彈性的選擇路徑。
